我的听神经瘤求医之路(十三)

7月5日,在静安公园的夕阳余晖里,我给帮忙介绍我住院的同学发了短信表示感谢。再次向在公园角落的蔡元培先生塑像行了注目礼,绕了荷花池一圈,带着公园老人孩子的欢声笑语,带着无尽的留恋,离开那个美丽的地方。

在火车站手捧鲜花接我的工会同事说我一边脸好像有些浮肿,我儿子第一眼到我的眼神也是无法遮掩的错愕和陌生,那奇怪的神情分明是在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没法和他解释太多,欣慰地听到他爷爷奶奶说期末考试儿子考了班级第一名。他们每个月都有考试排名,竞争异常激烈,他总是陪衬着走马灯一样的第一名,被我们戏称为千年老二的王皓,想不到在这时候打了翻身仗。尽管面临我做手术这样的突变,他自己正陷入纷乱的早恋困扰中,他还是拿出了定力,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我们。正在青春叛逆期的他之前早已拒绝我在街上拉他的手,但我手术后上街过马路,他会主动牵着我的手,儿子终于长大了!

回家之后同事、朋友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他们看到我开朗乐观的样子都有些不太相信我刚做完那样的手术,有人说我像个小男孩,我说光头的样子就算像男孩也是老男孩了。我大姐和二姐、大姑姐分别当天往返来看我,大姐特意去老家的净土寺为我求愿,带来了黑牛白羊之类的吉祥物,二姐在医院当护士很多年,看惯了生老病死,但是一见我的样子就转过身去抹眼泪。

我在加拿大的好朋友也像有心灵感应一样,我们很久不联系,我刚回家她竟然打来电话,从大洋彼岸传来的一句轻轻问候“你最近好吗?那你现在头还疼吗?”顿时让我的眼泪从左眼奔流而下。等我稍微平息之后给她说了我在医院的梦,安慰她没事了,现在不是好了吗?隔着千山万水我听到她的轻声啜泣。

我调往成都的朋友到处替我打听手术恢复的好办法,我调往广州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手术的情况,她老公抢过电话,“来来来,让老王和你说几句。”他非常耐心地告诉我他有亲戚做过开颅手术,术后三年左右恢复如初,劝我千万不要紧张,可以配合针灸按摩恢复治疗。我说面部表情不自然,笑起来很难看,他诙谐地笑着安慰我“啊呀,你就当做了一次不成功的整容手术嘛,恢复一段会好起来的。”听着这个睿智、幽默的比喻,我忍不住笑了。

7月13号出院回家后第一次上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浏览了华山医院的网页,看到“好医生”评选活动,向我的主刀医生投上真心的一票并留下真诚的感谢语。之后我也看了听神经瘤网友们交流的术后恢复经验,收看了加拿大同学的来信。她一直关心着我手术的情况,嘱咐我已经40岁了,要知道爱惜身体,不要硬撑着做事,适可而止,心情开朗。她说现在深刻体会到要想身体好,除了保养外最重要的还是心情和生活态度,乐观淡泊,知足开心,是最好的保健良方。

我的师姐平时像生活在琼瑶小说里穿着“梦的衣裳”的女主角,竟然从绿色市场宰杀了一只乌鸡提来给我滋补。大姐一样的知心朋友说鲜花和水果估计家里都放不下了,留下购物卡想买什么买什么吧。我的一直督促我看病的同事和爱人提着一大袋西瓜前来,往年夏天都是我一个一个提进家门,切给我家父子俩吃,这下也有人替我代劳了。我的老同学一家三口在我手术前一听消息就赶来看我,我还没从上海返回就关心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她孩子那么小,照顾好孩子,不要急着来看我。我在电话里也谢绝了很多朋友的探望,只留下他们的问候。

生活并不全是美好和温暖,我也体会了人情冷暖。我有一两个朋友自从知道我生病的消息后就像失踪了一样,一个电话哪怕一个短信都没有再问候过。可我记忆里怎么也抹不去曾经有过这样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因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过。我住院手术时从没遇到过的麻烦,在报销医药费时也都体会了。要不是热心大姐般的朋友左转右找到处张罗,估计我的医药费账单还躺在家里呢。给医生准备了却没有送出去的红包也加倍送给了管报销的人,他们手里没有生杀予夺大权,但他们的笔可以决定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我很愤愤不平,老公说我是“太傻太天真”,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不得不违心遵循丛林社会的法则。

我休病假在家的日子也是我陪儿子度过的唯一一个暑假,往年他放假我却几乎从未休过假。我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和儿子为吃水果而战斗,逼他和我一起解决满地的水果,也拿起相机当讨人嫌的狗仔。儿子脸上长满难看的青春痘,也执拗地躲着镜头,我还是执着地想给他拍照,那是多么青春而健康的一张脸啊!

当年我做完剖腹产手术,在半身麻醉的情况下,是自己把一条腿从手术台挪动到活动床上的。出院回家时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提饭桶一口气走到六楼家里;我做完胆结石手术2周就像没事人一样上班了。看到有些产妇出院还得让人搀扶,单位的小姑娘做完胆结石手术1个月来上班时还佝偻着腰,缓步挪动,我才知道原来我竟然是那么强悍。有这样的基础,我想再大的手术恢复起来都不算什么吧?手术2个月后我就像正常人一样上班了。

为了帮助恢复面神经,我偶然去中医附属医院针灸,我告诉那个热心的医生,面神经麻痹久治不愈伴随听力下降应该怀疑是听神经瘤的结论,他如梦初醒。我也去过盲人按摩诊所做按摩,按摩的刘医师是在对越战争中双目失明的,后来学会了按摩并成为有名的按摩医师。他和侄女一起开诊所,他漂亮娴静的老伴也一直陪在身边。他和我交谈中知道了我的情况,语重心长地说“小张啊,人一辈子很长,遇到的挫折无法预料,要自己坚强。”那样一句再平实不过的话,却几乎让我落泪。我高考前夕也曾经欢送一支部队上老山前线,大眼睛的英俊班长在一本《普希金诗选》上写满祝福赠给我,我后来还收到过他从前线寄来的照片。对于那场和平年代的战争,除了《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之外,我其实知道的不多。我想刘医师当年一定也是英姿勃发的,但是青春和光明就那样留在无言的青山了。还好他有一双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为别人消除痛苦的手,有可以携手相扶的老伴。

手术半年之后我去上海找到毛医生复查,他问我“你是一个人来的啊,那说明你恢复得不错。”我说我都已经正常上班3个月了呢。他看了我术后的片子,手术切除得很干净,没有复发的迹象,不过他告诉我还是要定期做核磁观察。我的面神经日渐恢复,但是左耳的听力却日渐下降,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原本以为手术之后即使面神经受损不美观,但只要有一侧听力,做完手术应该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完全没料到磨难还在后面。

2010年1月在单位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夕,为了不至于和老同事见面听不清而尴尬,我试着重新配了6千多元的助听器,顿时觉得清晰了一些,原来几千元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可惜我庆幸得太早,那简直像回光返照,没几天效果就不行了。在庆典上来自四面八方的老同事老领导看着我的眼神充满同情,好几个见惯风雨的领导竟然当众洒泪,一遍遍说“看到你的样子太让人伤心了。”我笑着说“没什么呀,我能接受的。”当年一起奋斗的同事陆续迎来事业的顶峰,我黯然退场不说,甚至没有保住一个健康的身体。为了不让更多人伤感,我悄悄退出了大家举杯欢庆的欢宴。

再之后的经历我在《耳朵听不清的日子》里描述过,北京的老同事非常关切地帮我联系去检查,我在北京同仁医院被确诊另一侧也长了听神经瘤。老公从网上得知听神经瘤发病率是30万分之一,而双侧又是这其中的3%。我用算惯数字的职业头脑飞速计算了一下,哦,千万分之一。这下是中了第二次头彩,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绝非虚言啊。好吧,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