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简直像个大的没边的世界，整天和伙伴们东奔西窜地疯跑，好像总也跑不出村。我那时不晓得“地老天荒”，也没听说过“沧海桑田”，以为所有的村子都是这样，也以为这个普通无奇的村子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永远都会是这样。
我们村离城15里，坐落在平川上，处在城乡结合部的位置使它更像个集散地。一河之隔就是新华印刷厂、自来水公司，后来沿路又有了农科所、机械工业学校和另一所中专等单位。天水—定西高速公路的路口就在一里之外，也许迟早有一天，它会像因给高速公路让地而消失的村庄一样，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从我10岁左右稍微懂事到现在也就30年时间，老人们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村庄已经面目全非。我唯一庆幸的是村庄附近没有挖出金矿之类，也没有建起化工厂，自然环境没有被更多的破坏，故土难离的人们还可以在这里颐养天年。
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10年时间已经足以有河东、河西的区别，我不能想象再过30年，这个村庄会是何等模样？说不定会被拆迁“上楼”，整个村庄都不复存在呢。我总是忍不住在想，我家院子里爷爷栽下的那棵两人才能合抱的老槐树，它会一直挺立在哪里吗？它会有天水南郭寺阅尽历史风雨的“唐槐”的幸运，与岁月一起慢慢变老，让后人感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吗？
我们村不像周围的村子叫“尹家庄”、“姚家庄”或者“师家崖”什么的，也不同于“十里铺”，它有个奇怪的名字——“窝驼”，归属于“太京”公社（后来改称太京乡，现在则叫太京镇）。不知道这个拗口的名字因何而来，村里几乎没人说得清，也许是驻留过骆驼商队？村里也没人追问，反正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窝驼”的人。
这个村子和周围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个以回民为主的大村子，汉族才是这里的少数民族。一进村口东头大家叫做“张家那边”的一片住着少量的汉民，村子里头围绕着清真寺的“马家那边”聚居着回民，当然村子里的姓远不止这两个，但都习惯了这样代称。从小我妈就告诫我们在村里的回民面前千万不能说“猪”，要说“亥”，可别把回民惹了，他们很齐心的。
我妈曾说起建清真寺的时候还征用了我家院子的两颗大椿树做了柱子，那是太爷种的，“这么粗呢”，妈妈圈起胳膊给我们比划时还能看出她有些心疼呢。我生下来时清真寺已经在了，那对我们来说是个神秘的禁地。我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因为1976年的大地震，那一年我刚刚6岁，有天半夜被大姐裹着被子抱到院子，我还睡得模模糊糊呢。听着远近杂乱的吼声“地动了（老家把地震叫地动）”，我好像并没怎么感觉到地动山摇，我想象中地震应该是天塌地陷的恐怖情景吧。听说遥远的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再来，村里人家都集中进了四周开阔的清真寺院内，搭起帐篷过渡。那时候年龄太小不知道大人的忧愁，倒觉得大家混住在一起，在帐篷间捉迷藏是挺好玩的事。
“文革”后期开始搞活经济，村里在清真寺的大经堂内办起丝毯厂，大姐、二姐高中毕业后都在那里织丝毯。我借着给她们送饭的机会时常去看，一幅幅顶天立地的梁上绷着白线绳的经线，村里心明眼亮的大姑娘们坐在梁前，对着图纸织丝毯真是“一丝不苟”。师傅是从城里请来的，织的丝毯则是出口商品。她们使用的两种工具很好玩，割线的刀几乎是正方形，刀口一面有点圆形弧度；把织好的纬线夯实的墩子像梳子有齿，但是铁做的，齿长把短，非常重。她们飞快地照着图纸织一行，再用墩子穿过经线一行行砸实，就这样单调的动作，但只有眼疾手快才能成为个中高手，织出图案精美的丝毯去城里“交活”时不会被返工或拒收。我有时也好奇地想体验一下做织女的感受，可惜我费劲栓上去的丝线大姐会一把揪掉。
我忘了丝毯厂什么时候倒闭的，姑娘们嫁人的嫁人，招工的招工，考学的考学，种地的种地，清真寺又重归它的本来用途。每逢回民过节时远近的穆斯林都戴着簇新的白帽子，穿着黑色长袍从四面八方涌入清真寺，亲如一家，在阿訇的主持下举行他们的仪式。这时候和我妈关系好的人家就会给我们送来几个过节的“油香”，有时候还会端一碗精致的“碎面”，不挨边地倒进我家的碗里。说实话回民的饭食做的是精致可口，他们的院子也永远是干干净净的，这些习惯也自自然然影响到同村的汉民，连我妈都常年戴着一顶白色的卫生帽。我妈说村子里自打我们姐妹那一拨去城里上中学后没人再养猪了，这些年年轻人也都跟着回民吃牛羊肉了。后来村口还开起了澡堂，村里年轻人不用再为洗澡发愁了，老年人还是习惯打一盆水擦身。
现在的清真寺不再是空旷的大院，村里回民集资修复了大经堂，盖起两侧的餐厅、澡堂，种上花草，修了拱门和照壁，成了一个独立而完善的宗教场所。照壁门口印着“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清真寺名副其实地成了村里回民的核心所在。
村里原先分为四个生产队，我家属于四队。清真寺旁原先是三队的麦场，现在被改建为“婚育文化”广场。除了“晚婚晚育”、“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标语，我倒没看出哪里体现了“婚育文化”。广场有凉棚和座椅，有棋盘和花园，也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球场边还有一排健身器，这里成了孩子活动的乐园，也成了大人们茶余饭后来小坐的地方。除了广场设施，随着“新农村”建设改善的还有村里的土路全修成了水泥路，再不会一下雨出门就踩两脚泥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家的邻居，男主人是跛腿，房子年久失修，院墙塌下一半。他家临着村里的中心马路，外人进村都可以看见这个破败的院落。他家的房子破旧是事实，关键是公社管事的人正好是他家亲戚，所以把“帮扶”的措施落在了实处，在迎接上级检查前突击给他家修了一面砖房，还修了院墙。这倒真是做了件“建设和谐社会”的好事，比给山上刷油漆或用围栏遮羞的创意更积德造福。我们都不奇怪粉饰繁荣、弄虚作假的戏目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断绝，“波将金村”在神州大地上以不同版本时刻翻新着花样。
村里很多东西是随着78年分田到户后逐渐消失的，但村口山脚下的坟园是最早被迁移、荡平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脉气被挖断，村庄似乎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安宁，这大概就是在文革后期“死人给活人让路”的时候吧。那片柏树森森的坟园对我们孩子来说真是恐怖的禁地，从小就被吓唬夜里“有鬼”，鬼大概都是出没于坟园的吧？远远看着密不透风的柏树，树顶上面呱呱叫着、盘旋着的乌鸦，我们就望而却步了。爷爷扫烧炕用的柏树籽带我去过几次，坟园遍地是经历了多年枯荣的小草丛，落着厚厚的柏树籽，很多坟头都爬满干草，坟堆缩得很小。回民的坟堆是长形的，汉民的坟堆是圆形的，家族的坟墓之间有小矮墙隔开。我寸步不离地跟着爷爷，蹑手蹑脚帮他把扫拢的柏树籽装在背篓里。一路提心吊胆，左顾右盼，唯恐从后面冒出来的鬼影把我抓走。迁坟的命令下达时村里几乎沸腾了，哭天抢地，民怨四起。挖祖坟意味着什么，这点各民族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吧？但是行政命令就是一切，必须无条件执行，更何况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周总理不是把他家的祖坟早都平了做表率吗？我家的祖坟顺势迁上了山。很快，坟园和古柏都荡然无存，一条新马路从那个位置穿过，马路边修了个商店，商店后面还空出很大一个院子。半年后商店有个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去世了，村里人传说是坟里的冤鬼把魂抓走了。商店还有个从城里来的营业员，听说她戴了块稀奇的“电子表”，竟然会自动显示时间，我和伙伴们好像都去围观过她手腕那块黑色的方形手表。
我小时候村口有个池塘，紧挨着我们小队的麦场和牲口圈。池塘里的水永远都是清澈的，不时可以从流经的小渠注水。池塘除了轻轻摆动的绿色水草，划着长腿游弋的水蚊子，时不时在水面成群点水的蜻蜓，就是整天鼓肚刮噪、出没期间的癞蛤蟆。池塘是饮牲口用的，到底有多深我不得而知。池塘边有棵老柳树用来栓牲口，树皮都被牲口啃光了，露出白白的树桩。每年柳树枝条返青时，折一段柳树枝，做个“柳哨”（老家叫咪咪，吹出来的确是这个声音），春天好像就在我们的哨声中吹来了。等柳树叶子长出来，开了花结了柳絮，柳哨是做不成了，男孩会爬上树做一顶柳树草帽，冒充“小兵张嘎”放哨。
春日池塘边，牛蹄踩出的脚印里总是聚着一堆一堆黑豆般的蝌蚪，圆圆的脑袋，细细的尾巴实在太可爱了。我每年都忍不住用罐头瓶舀一瓶放窗台上玩，直到它们露出“马脚”，变成丑陋的灰黑色，吓得赶紧再倒回池塘去，让它们回到自己的天地畅游。蝌蚪要是永远不长大该多好啊，但我自己好像是一心盼着长大的。牲口和农具、土地都分到户后，牲口在各家圈养，起初还牵到池塘饮水，但毕竟不便，池塘的功能渐渐消失了，自然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池塘的位置是一座信用社，但愿这是块聚宝盆，涓涓细流终能汇集成河。
紧邻池塘的是我们队的牲口圈。那里永远都是臭烘烘的、蚊蝇成堆的地方。但是只要牲口晚上回圈，或者牵出来饮水，我们就能找着乐子。看驴打滚嘶鸣、马昂脖长啸、老牛慢条斯理颠着屁股，羊群咩咩叫着你挤我、我挤你在水边喝水，走开后留下一路黑黑的羊粪蛋，我们都能笑半天。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过我眼拙，除了看着马的鬃毛长一点，没看出它们有什么区别。老牛是最好玩的，别看它们总是瞪大眼睛、伸着犄角吓唬人，耕牛又不是斗牛，性格其实是最乖顺的。连牛虻都最爱欺负它们，落在身上任牛尾巴左面甩、右面甩，就是赶不走。牛虻长得像蜜蜂，但蜜蜂采的是花蜜，它吸的是牛血。牛虻屁股上没有蜜蜂蜇人的刺，对我们来说倒是安全的，我们可以帮着老牛对付牛虻啊。不过得先从牛尾巴上借用一根牛毛，老牛皮那么厚，应该不疼，“九牛一毛”对它来说也没什么损失吧。抓一只牛虻在手，绑住脖子或者尾巴，看它扯着牛毛能往哪飞。玩腻了，或者牛虻扯断牛毛逃脱了，或者绑得太紧勒死了，再换一只玩。那时候伙伴们抓个蝗虫、蛐蛐都能玩半天，辨一下是雌的还是雄的，争吵半天也没人能说服谁。有时候撕断大腿看虫子蹦，或者揪掉翅膀看它们再也飞不起来，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现在想来不明白，小小孩子怎么会那么残忍，也许实在是无聊得发慌吧。
麦场是大人们干活的地方，一样能变成我们的乐园，除了在宽敞的麦场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最常玩的游戏是绕着麦场的矮墙跑，看谁先掉下来，这种游戏我基本都是垫底没商量。战战兢兢爬上去，没跑半圈就掉下来，只好当观众，看他们健步如飞跑得眼晕。记得有一年牲口圈旁边堆了好多麻袋装的红薯干，这东西以前没见过，得尝一尝什么滋味。趁天黑我们围拢、包抄过去，把从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里学的本事通通用上，有放风的，有掩护的，有殿后的。扯开麻袋上的绳，慌慌张张赶紧往口袋里装红薯干，两边装满就撤退。红薯干应该是喂牲口的，直接吃并不好吃，但在炉火上烤一下味道还不错呢。村里用来榨油的油料“秂（念REN）子”是最得我们欢心的，这玩意拿起黑透的枝杆往地上甩几下，颗粒就满地滚。黑灰色的颗粒直接就可以放到嘴里吃，满口生香。我们最常去麦场干的事，就是偷秂子，有时候我妈会警告我们“那是一包油，别吃太多了滑肠。”
麦场没有告示牌，也没有排班表，但到了碾场时节，神秘的“消息树”总是让大家知道麦场明天谁家用，后天谁家用。口口相传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到了麦收后的晚上，大哥会给我妈一一数说着“明天一队谁家、二队谁家、三队谁家、四队谁家”。我妈说“那我们哪天碾场”，这么定下来就该忙乎了，我们也会被从睡梦中叫醒，去把麦子从麦垛拉到麦场，再一捆一捆拆散开、摊平，麦穗朝着一个方向摆成圆形。等牛拉着辘轳一圈一圈绕场转，我们就可以解放了。在麦垛下补一会瞌睡也不错，在麦草里挖个洞捉迷藏也挺好。
村里也有蛮横人家，不管人家预先准备，来强占麦场，或者本来就关系龌龊，故意在这时候找茬闹别扭。冤家见面分外眼红，免不了一场面对面指着鼻子，跳着脚的恶骂，没准人多势众的一方骂急了会操起家伙动手，直打到头破血流，可并不全是扯着脖子指桑骂槐的架势。我记得我家也被人抢占过，害得全家扑空不说，来帮忙的二舅也白跑了一趟。麦子碾脱粒后用藤条缠的链夹摔打脱皮，用木锨扬场，把麦粒和麦皮扬在半空中分离都是手艺活，二舅是好把式。但我家面对来者不善，基本是“石头大了绕着走。”我妈有时在折返的路上会嘟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哎，她不知道二千年前的古人司马迁已经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爷爷的教导一贯都是“吃亏是福”，他所说的最大的福就是“死的时候走得快一点，不受罪。”79年冬天，他真是扫完院子靠在后园墙上，脸上带着舒畅的笑晒着太阳就无常了。
村东南角临河沿的高台上有一个水磨，看磨坊的是个瘸叔。以前村里人家的粮食都是拿到这里去磨面的。我小时候跟妈妈去过几次，最让我看着稀奇的是磨坊下面被水冲得转个不停的水车，常年冲泡在水里的水车已经是黑色的了。磨盘上磨好的面得用细小的扫帚不停地扫下来聚拢，我妈不一会就成了白眉、白面、白发的老人。村里后来有了电磨，速度快了，效率也高了，年轻人再没有工夫和耐心去水磨坊淘神费力。尽管我妈说水磨的面好吃，但终究无法阻止它日渐衰落的命运。磨坊的原址上盖了一个二层小楼，出租给城里来的人，他们在河坝承包了一大片树林。石头凿的大磨盘和以前碾场用的石辘轳散落在院墙下的水渠边。磨盘当了平整的垫脚石，辘轳则像石牛一样横七竖八地沉睡在草丛里，全无用处。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也是我们村的写照，但村子一面有青山为障，一面连着另外的村，绕村有两条河。东西向的河对岸仍然是其他的村庄，南北向的河对岸就是印刷厂。南北向的河汇入东西向的河，然后都汇入藉河，它们最终的归宿是渭河。村里人平常说的“大河坝”是指东西向的大河，南北向的叫“小河子”。爸爸说他小时候还见过河坝的鸳鸯，特别好看的水鸟，成双成对在河里游着。我有点怀疑那种画上画的鸟真有其物？会落脚在我们这？我小时候除了野鸭子，可没在这见过别的水鸟，但大河仍然滔滔不息地流着。河坝是女人们洗衣服的地方，也是男人们天热洗澡的地方，更是我们小孩的游乐场。岸边的大石头就是男女有别的自然分界线，夏天男孩在上游光屁股铺天盖地打水仗，我们女孩在石头下的一潭水里羞怯怯地淹着身子，只能仰躺着用脚踩水花。捉鱼的时候倒是可以男女合作的，男孩脱下衣服当渔网在水里摸鱼，我们负责在沙滩上挖坑装水，给鱼重新安家。河坝里最多的是“长虫鱼”，通体麻褐色的花纹，像蛇一样，我老家把蛇叫“长虫”，这种鱼因此得名。南方人把多小的鱼苗都能做成鱼干或者咸鱼吃，但北方人不怎么吃鱼，也不太会做鱼，这么小的鱼苗拿回家只有玩几天。没有瓶子装的时候，只好再把它们用手掬着放回河里去，好像从没有见虐待过小鱼，鱼这种生灵看起来还是可爱的，应该下不了手吧。
河边的地近水楼台，河坝曾经种着一大片水稻，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天水虽然地处西北，但翻过小陇山就成了长江流域，所以种水稻并不奇怪。大人们在田里插秧时我们也会跟去凑热闹，水里的水蛭却是让人惊心的。水蛭被我们叫作“钻板”，这是非常形象的称呼。它在水里伸展开游动时是一条细长的黑带，但一旦附上人腿就缩成一团黑球，吸盘像钻子一样钻进肉里。时常听见水里鬼哭狼嚎的声音，腿上血淋淋的，八成就是钻板附身了。那个家伙看着细溜，可不是一把能掐死的，在石头上砸都不轻易砸中，光溜溜对不准，好不容易对准了也是一团，而且据说像蚯蚓一样半截也可以复活，所以一定要用尖石头砸得血肉模糊才放心。
稻田旁边的水渠里长了很多水芹菜和三角叶子的水草，高高的枝干撑着燕尾般的叶子，亭亭玉立，开的花像水仙一样好看。我们时常割一筐水芹菜，上面再盖一个和筐口那么大、开着小黄花的马齿苋，把筐子架在一侧肩头，一起唱着“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呀”，在炊烟升起的时候满载而归。
我和姐姐的玩伴里有个回民女孩，我家的后院墙对着她家的门。回民和汉民真是井水不犯河水，虽然井水采的是地下水，可村头这边井口是开在汉民家的，村子里头也有水井，但她家宁肯舍近求远去河坝舀泉水吃。我们经常跟着她去河坝打水，她家的亲房在河坝的一条支流边挖了个小泉。泉底和四壁用石头砌起来，水流经这里沉淀得清可见底，两手掬一捧泉水就可以往嘴里送。泉里石壁上长满墨绿色的苔藓，很多小鱼在这个避风港里安然游动，经常一瓢下去舀上好几条小鱼，它们惊慌逃窜的样子时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我最小的时候家里是吃井水的，我们左邻右舍十多户张姓人家共用一个井，井房就在大爷家后院。井大概也就10米深，但对胆小如鼠的我却是深不见底的黑洞，尤其冬天井口结冰的时候更是担心自己会被水桶拽着滑下去。我从不敢跨在井口上汲水，轮到我汲水，都是站在井台下把水桶扔下去，晃几下装了水，把铁桶顺着井壁一点一点拽上来，井绳又湿又滑磨着井口，只听得铁桶和井壁的石头磕磕碰碰，丁零当啷一路作响，提起水桶一看，最多只有半桶水。我小姐姐干什么都比我利索，她见不得我这样缩手缩脚的样子，一声不吭提起半桶水倒下去，两腿跨在井台上，三下两下提上来满满一桶水。
有一年大哥在我家院子掏了一口压水井，我听说大概在15米左右，挖过石头层后用铁头夯子往下砸，砸一下，倒出一堆泥，终于掏上来湿漉漉的沙子，水井就成了。压水井不用出我家院子，也省得望着井口害怕，只要用力气压就行了。不过好景不长，和水一起压上来的细沙经常磨破胶皮垫圈，几乎两三天就得换一个，水质浑浊，泥沙多得没法吃了。后来村里人家自己挖的水井陆续都不行了，来了专业打井队，一口井一百元，我家在新盖的大门口又挖了一口压水井。家里什么时候通的自来水我已经记不太清，大概在95年左右。
我记不起是哪一年，隔壁的叔叔拿回家很多成人拇指粗的小鱼。心灵手巧的叔叔不但是钓鱼高手，也是玩松鼠的好手，他做的木陀螺、糊的风筝和灯笼也是一流。我们时常还可以在晚饭后听到从他笛子里传来的悠扬曲调。那次他拿来的鱼太多，也已经奄奄一息，才知道不是他钓的，而是从河坝水田里捡的。我们跑去河坝看，看到稻田像瓦片一样干裂开来，小鱼横躺着，银光闪闪撒满地面，那以后好像水稻就再不种了。
我小时候村里不但种小麦、玉米、水稻，也种高粱、荞麦和谷子。谷子是最招麻雀的，我曾经被打发去山脚下的谷子地赶麻雀，扎在地里的稻草人已经吓唬不了见怪不怪的麻雀了。这活儿真是有些无奈，我从这边拿竹竿一赶，麻雀们呼啦飞到那边。等我绕过去追赶，它们又飞起来在上空盘旋，我还没走开它们又落下来，一边低头猛啄谷穗，一边扭头警觉观望。我真恨不得也长双翅膀就跟在它们后面追逐，看它们到底把我当个活人没有，到底害怕不害怕呢。
村里虽然人多，地还算广，每块地种什么都是沿袭着习惯，好像也有讲究轮番耕作，让地也有休养生息的机会。离村最近的河沿边都是小块的地，种一些日常吃的白菜、萝卜，葱和香菜之类。稍远一点在河坝边的地种玉米也种麦子、大蒜，与另一个村接壤的“上川里”种一些大片的白菜、胡萝卜，山脚下的“柳树巷”经常用来种谷子，那里的沙地更适合种洋芋或者西瓜。提到“后山湾里”，不但对妈妈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她生完大姐被当做壮劳力征去修梯田；对大姐、二姐也都是不堪的回忆。二姐说起小时候往山上背粪还倒吸气，“冬天天不亮就被打起来，贴身穿着棉袄，风嗖嗖往里钻不说，出一身汗身上就像穿了一层冰甲，那么重的一背篓粪要背十几里山路才挣一个工分。”山路太陡，上山的种子、肥料、下山的麦子、苞谷全凭人背、牲口驮。我比她们干活的次数少，但也记得负重上山的辛苦。曾经有一种丁字形的木棍支柱，可以上山当拐杖，累的时候把背篓支到背后歇一下，但是很少用，在农村干活还想图舒服是会被笑话成“稀怂蛋”的，实在背累了就靠在山路边用铁锹铲出的台上歇口气。家里分了一块山地后，我也往山上背过粪，不过背篓小一些；往山下用背夹背过麦子，麦子少放了几捆吧。
后山湾的地好像已经都不再种了，辛苦不说，靠天吃饭产量也不高，早些年就租给山里的村庄耕种，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后山是一层层辛苦耕作的梯田，那条山路想起来真是畏途；前山却是可以玩乐的山野，时常留下我们轻快的足迹。以前紧挨坟园、柏树常青的前山就是村里的屏障，那上面地不多，路也不陡，侧面还有个土场。机灵的男孩在树丛里时常能逮到松鼠，我们除了在上面挑野菜，也去摘野草莓、野葡萄、野酸枣，还有一种叫野龙瓜的果子。山上有一棵野杏树，长在够不到的山腰上，每年春天只能看着一树粉色的花在青山间妖娆地开放，好像没人吃到过杏子是什么滋味。我记得“植树造林”的年月，我和同学去山上采槐树籽给学校完任务。现在的前山，有一方我爸长眠的后土，我家的一部分祖坟也迁在这个山头。
村里农田最早都是用哗哗流淌的河水灌溉的，没有河水就改用机井，不但得花钱，还得排队才能浇上地。我家门前的小河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就不见流水了，还曾经见过小鱼的水渠如今修成水泥沟渠，里边是沤得发黑的生活污水和垃圾。小河有水大河满，一条条小河都干涸了，天水的母亲河——藉河也早断流了，下岗工人曾经种过菜的河道现在是“藉河风情线”的主体，流在半截河道的是经过处理的工业污水。
村里河坝的河堤是下乡的“知识青年”修建的。下乡知青住在专为他们盖的宿舍里，平时是各家各户派饭吃的。虽然他们看起来个个无精打采，但从穿着一眼能区分出来是“城里娃”。我记得他们回城前给村里演了一台节目，盛况空前，既是感谢，更是庆祝他们终于脱离苦海。我记住的是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蒙古族的长袍是玫瑰红和宝蓝色的缎子做的，束着宽宽的黑腰带，戴着闪亮的头饰，穿着彩色的长靴。女孩子高高跃起的矫健身影和翩翩起舞的身姿都让我难忘，村里人也都看得如醉如痴，其实最漂亮的姑娘就是村里的学生，但装扮起来格外不一样。
河坝两边后来建起很多自来水公司的取水点，若干年后河坝水位不短下降直至干涸，水源地取水也成了困难。今年回家探亲我才看到河坝上面变成了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应该就是收费站离我家一里之遥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吧。
“小河子”的水平时不大，我们踩着河里的大石头就能过河。河滩里布满鹅卵石，其中也有萤石，我们捡一块萤石就可以当粉笔，到处胡写乱画。跳沙包时划方格可以用它，在墙上、地上写字也可以用它。冬天时小河边结出冰凌，一块一块像毛玻璃、也像透明的花玻璃，参差错落着，我们会掰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凌，看一会在阳光下变幻的花纹，再忍不住一点点舔掉。大河坝结成的厚冰可以玩“溜滑”，甚至坐个木板，前面拉后面推滑着玩，但小河子的冰是踩上去就会嘎嘣嘎嘣碎裂的，我可是领略过什么叫“如履薄冰”。
下雨天小河也会涨水。1978年夏天我奶奶去世时下了罕见的大暴雨，去城里采购的人在印刷厂下车，却被大河拦住了回家的路，家里人眼看着鸡蛋、肉、各种用品就在对岸却到不了手。往日温柔的小河成了一头凶猛的野兽，咆哮着从山谷滚滚而来，浑黄的河水像泥浆一样，眼看水越漫越高，几乎就要决堤。河水上面漂满木头，与巨石一起“轰隆隆”裹胁而下，甚至有猪羊被冲卷在水里，挣扎几下就被漩涡打下去不见踪影。那声势比我遇到的地震更惊心动魄，原来河水也有暴虐的时候。万幸洪水没有决堤，傍晚时分水位总算下降了。我家安葬完奶奶，大哥和村里的劳力挖沙、拉石头忙乎了好些天，大姐、二姐也跟着去帮忙了。
那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山洪爆发，随后河上修了一座简易的木桥，再之后修路也都留着几个桥洞。不过现在河道早干了，连桥也省了，一段水泥路面横着河床直通两边马路。今年回去看见河床挖得沟壑纵横，工程车忙碌穿梭，规划中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物流园”大概已经动工了。
小河边上曾经有一片杨树林，我们秋天会去里边扫树叶烧炕用，在两棵树之间翻几个单杠是足以开心的事。我那时笨得翻单杠都经常不知道从前面翻好还是从后面翻好，看到伙伴们身轻如燕能翻比自己还高的高度只有佩服，上树的本事我也一直没学会。在草丛里捉只秋后蹦跶不动的蚂蚱更是开心不已。树林边有很大一片开阔地，村里人叫“大地”，到包谷成熟时我们也去学着“狗熊掰苞谷”，不过不能掰一个扔一个，随手扔在地里，得扔到背后的背篓里。掰完苞谷，等大人们运走收获的苞谷棒子，我们就开始野炊了。苞谷地里一般都套种着黄豆，已经干了的苞谷叶和黄豆杆都是现成的燃料。在地埂上随便挖个坑，把玉米横着架上去，塞几把苞谷叶和黄豆杆，就地开始烟熏火燎地烧烤。玉米多半时间烤不熟，但等黄豆杆烧光了，光秃秃的杆上就只剩豆夹了，绿绿的豆子从熏黑的豆荚里绽开。半生不熟的玉米和黄豆吃得满嘴发黑回家，心里却美滋滋的。
“大地”旁边有块地以前是队里的菜地，我印象中爷爷曾经在那里种西红柿，我去给他提过吃的喝的。爷爷穿着无袖的白布汗衫，戴着草帽蹲在地里给秧苗掐尖、打叉，用马兰草绑架子，每一棵苗都被他侍弄得如出一辙，地里干净得找不出一棵杂草。他很少有工夫在地边看菜的草棚里歇息，像他那样把公家的地当自家种的人还真不多见。我妈总是遗憾，爷爷才刚看见好日子的头，没享一天福就走了。
对了，我们村能被远近人们都知道的是村里的学校，窝驼学校是远近村子的孩子都来上学的地方，所以规模一直比较大，以前都是从小学设到高中的。我最初上学时学校教室不够用，一、二年级被安排在解放初没收的地主家小木楼里，三年级倒是搬到村中段临公路的校园了，可是用的是破旧不堪、留着刀痕笔迹，已经发黑的原木桌，泥和砖砌成的凳子。像样的教室我只坐了一年就转学了，不过这里毕竟是我启蒙的地方，还是有无数的欢笑和记忆留在母校。现在学校已经改制为从小学到初中，校园里有米色和粉色的两幢教学楼，升旗台、兵乓球桌、羽毛球场、单双杠、操场一应俱全，装个校园都是红色瓷砖地面，花园里立着一块“感恩”的小牌。当年给我代课的几乎都是民办教师，现在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能分到这离城最近、通公交车的学校，大概都是幸运儿。我唯一能找到昔日影子的是校园里的老柳树，树桩短得不到一米，还有点歪脖，树桩上有空洞，但也长成比三层教学楼还高的大树，迎来送往着一届届的孩子。
我妈说有山里孩子在村里租房寄读，7、8岁的孩子提一罐浆水、一袋洋芋就撑一周，放学后生个火炉，锅里煮点洋芋条和自家带来的干面条，放一勺浆水，没油没盐的饭看着让人心酸，不知道怎么有劲读书。我听着心里说不出的沉重，觉得这没比我爸解放前读书的条件好，比我20多年前读书的条件更艰苦，不由想起韩寒一篇文章的结尾“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我87年考上复旦大学，我爸去公社办户口迁转手续，整个公社都传开了，但一问知道正是全公社唯一给孩子订了十多种报刊的人家，觉得也可以理解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我之后几乎再没听说有考到重点大学的孩子，学校条件倒是好了，可是上完大学的出路在哪里呢？既然前途未卜，就业困难，不如读个附近的中专或技校出来打工更实际些。十年砍柴在“进城走了十八年”之后感慨，“贫寒子弟的上升孔道将越来越被堵塞”，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村口曾经看着气派的商店已经有些颓败，早已风光不再，在高大的村委会办公楼映衬下相形见绌。办公楼据说是前些年耗资一百万盖起的，不知道在里边办公的有几个人？村口还盖了很多二层、三层小楼，有幼儿园、餐厅，沿路还有油坊、小卖铺、面坊，完全和任何一个北方的普通村镇没有区别。唯一的标识是村口作为路牌竖着的蓝底白字的村名——窝驼里。
我小时候对文革留下的唯一印象是村口新修的砂石公路上，两个汉子拉一根粗麻绳往两边一站，就是“拦路虎”。那会儿一天也碰不到几个过路车辆，但凡有远近乡村进城卖鸡蛋的、贩鸡的，统统拦下，被割掉“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尚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山大王式的“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一幕觉得挺好笑。过了河坝，从我们村通往印刷厂的路上有两排白杨树。我10岁和姐姐步行7里路去天水郡小学上五年级，那时候没见过几辆车，老远一听见车鸣就停在路边，可以作为依靠紧抱的钻天白杨，早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钢筋水泥的、带监控设施的“环城路”收费站，24小时不眠不休地营业。过了这个明亮而气派的收费站，就算是踏上“进城”的路。甩在收费站身后的，是已经不再宁静的、渐渐远去的村庄。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起笔
八月十九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