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回老家期间，我得以有机会翻检爸爸留下的抽屉。从表皮已经剥离、脱落，像皲裂的土地一样的褐色牛皮包里，找到很多他悉心保存的遗物。有他为我二哥工伤提起的认定申请；也有为打工工资事宜几乎要向老板诉诸法律的起诉书底稿；有为我家人的纠纷提出的民事诉状留底；还有向报社反映报纸文字问题、村民现实问题的信件底稿。其实他只是个退休返乡的书生，本是个生性疏懒、豁达开朗的人，什么事情都愿意息事宁人，从不去计较。但他又是个耿直、热忱的人，眼里容不得沙子。他遇事不怕事，一定要讨个是非曲直，容不得黑白颠倒。他一辈子都难改嫉恶如仇的本性，喜欢仗义执言，自己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也看不惯“官老爷”不知民间疾苦的作法。他在一个信封后面写有几句话“草菅人命、横征暴敛、权势冲天”，不知道是因何事让他如此愤慨！说他是个“公民”也好，或者他自称的“农民”也好，他比我这个学法律的女儿更像个维权斗士。我除了实习时去过“公检法”部门，从没和法律再沾过边呢，我那些法律知识早都成了故纸堆了，何况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总是在“与时俱进”。我完全是遵从了我一个老师说过的话：“大学毕业都没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搞什么法律，趁早改行。”
我看到我爸遗物里有一份最为完整的资料，他的草稿和消费者协会的反馈、批转都有留存。有前因有后果，留下他的一次维权行动的印迹。事情的起因是为了安装电话，电信局收钱不办事，他作为村民代言人及个人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反映，直至问题解决。
我得先回顾一下我记忆中有关电话的故事和发展史，佐证我爸维权的迫不得已。曾几何时，电话是垄断专营的稀缺商品。我记得87年上大学时，每个宿舍楼只有一部拨盘电话。电话“叮铃铃”一响，看楼阿姨就从窗户探头喊叫“XXX室，某某某来接电话。”如果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宿舍，她当然得走出传达室去喊。打电话的人已经付过费了，接电话是不需要付费的，但得给阿姨呼叫付辛苦费，大概是1角钱。根据严歌苓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描述的就是八十年代的故事。我喜欢的两个演员蒋雯丽扮演的江路和孙淳扮演的宋宇生这对冤家，就是因为在院子的小卖铺接打电话，结下了悲喜情缘。我91年毕业前夕找工作时为了和老家联系，好朋友陪我去电信局打长途电话。我记得在交完押金等候叫通的时候，蚊子差点把小腿咬遍，那个燥热的旧木地板房间和遥远的电话带给我的仍是无望。刚上班时和家里人为了急事联系，只能厚着脸皮去领导办公室给姐夫单位打通电话，匆忙说两句。92年7月，我第一次出差去挂林学习一个月的国际业务，这当然是让同事艳羡的美差，可是要离开热恋的男朋友还是不舍。熬过一周就去住宿宾馆不远的电话亭，打一次长途电话，诉说一下甜蜜和相思。
寻呼机的出现大概是为了辅佐、延伸电话的功能。92年9月单位为我配备了“无线寻呼机”，那是从电信局“126”台购买的松下竖式数字寻呼机，后来寻呼台才遍地开花的。要知道那只是因为我们部门不到十个人是做“国际业务”的，领导说“时间就是金钱”，才享受的特权。那时候寻呼机还很稀罕呢，我的号码还在一万之内。公交车上谁的传呼机“滴滴”作响，全车人都会扭头看。有些人会让传呼机多响两声，感受一下艳羡的目光再美滋滋摁下，还得赶紧下车找公用电话去回复。
我记得93年底我结婚不久，老公去南方出差，我只休了三天婚假就被单位叫去上班。年末熬通宵加班做完决算，元旦放假腆着脸向领导借了他的“大哥大”作为犒劳，想和老公在约好的时间通话，感受一下“电话诉衷肠”的浪漫。那时候“大哥大”可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像砖头一样重的蜂窝式摩托罗拉手机，必须用专门的手提包才能装下。能提那包的，不是有身份的人就是有钱的老板。大概是95年，有个同事花了三千多元初装费给家里安装电话，让人好不羡慕。除了能掏出那笔不菲的“初装费”，那至少相当于半年的收入呢，关键是还得有路子，排队几个月才能搞到指标。我自己家里安装电话是在97年，老公在外县找了份差事，联系就显得非常需要了。
我在97年4月的日记里记载：“他的工资已经拖了三个月未付，但我还是打算找人安个电话吧，起码他在无聊的时候可以听听我和儿子的声音。”我在日记里还写到“两岁的儿子总是拿起计算器贴在耳边假装电话，喂，爸爸你好！喂，爸爸再见！有一天他周末起床就说要给爸爸打电话去，到楼下游玩的地方去打，可是他说自己‘没有钱钱’。问他要给爸爸说什么呀，他说爸爸给我挣钱去了，爸爸回来吧。”我记得我是享受了“5—17电信日”优惠，交了一千八百元初装费，当然也托了熟人。可是说了两个多月，排上队，依然不见动静。一次两次地打听，熟人出面调停，总算来安装了，还因祸得福地给了比较好记的号。原本这号是给重要部门或人物预留的，因为给我家的电话迟迟没有安装，所以临时顶凑了。别说安装电话，连选号都是需要求人的事呢。我记得当时我天真地问老公“这么一大笔初装费日后会退给我们吗？”他瞪我一眼，“你想什么美事呢？”我不解地追问“可是我们安了电话，就算不打，每个月也要交30多元的月租费，每次打电话的钱另收，这个初装费是师出何门呢？”他正沉浸在安通电话的喜悦里，哪有功夫理会我的愚昧，“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你不想安，想安的人挤破头呢。”这倒是的。我家的电话号和证券交易税的电话很像，刚安装时经常有人打来电话询问股市讯息。
我在后来的单位花五十元购买了已到折旧年限的汉显寻呼机，是摩托罗拉横式寻呼机。那应该是2001年以后了，当时觉得还是挺稀罕的，起码寻呼机可以直接显示信息，不用再找电话去回复。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睡在抽屉里权当收藏了。手机开始流行后，我儿子看到街上有人用手机大声地打电话很眼热，建议“咱们给爸爸也买个手机吧，可以在街上移动着打多好。”我之后拥有的第一部移动电话是个银灰色塑料外壳的小灵通，信号不好，总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也不能出市区出差携带了。2002年下半年我和同事团购，预交两年话费得到第一部手机。每人从工资里按月扣除缴纳，总计五千多元或接近五千元，拿到彩色显示屏、彩铃的三星或摩托罗拉手机，兴奋不已。现在想想够奢侈的，只是因为每月扣减，慢刀子割肉，不觉得心疼罢了。我过年回家还用手机绳，把我的摩托罗拉手机拴到脖子上，给我的小侄子炫耀什么叫“十六和弦”的铃声。那么多话费两年之内怎么打得完呢？我几乎隔一天给我妈打个电话，她老人家不懂啥叫预交话费，她怕浪费我的钱，每次不等我唠叨完就挂断电话。我和外地的同学聊天，也和国外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国外话费比国内便宜多了，让我放下电话她打过来，可是我的话费不是不打白不打的吗？
手机现在当然是满大街可见了，有钱的可以买几千元或者更高档的品牌手机，没钱的也可以买几百元的山寨手机。“有钱和没钱的区别无非就是：你去买苹果4代，我去买四袋苹果”呗。我现在只知道用手机发短信，我才要上高二的儿子已经换过好几部手机，除了手机的主要功能，还得有“智能”。手机在他手里纯属玩具，可以玩游戏、上QQ、查字典、看视屏、听音乐，忙得不亦乐乎呢。固定电话也不再是电信局一家专营，铁通、网通等都进区、进院打促销战，“初装费”终于成了历史，不过每个月的“月租费”也够电信部门白赚的了。
我儿子上幼儿园后早期的假期都是领回老家，他爷爷家安装电话也很晚，只能约好一周去外面打一次电话，或者我姐姐领到她们家去给我打电话，以解我对儿子的思念。我在日记里记录了很多有关儿子打电话的细节。“四岁的儿子被爷爷领着给我打来电话，一口天水话：妈妈，我耍得好得很。妈妈，我想你哩。妈妈我玩得乖，吃得好。妈妈再见！”三言两语就算汇报完了。有一周他爷爷不领孩子打来电话，我还会心生怨言。可是后来他爷爷家安装电话了，儿子却只顾高兴地玩，不肯接电话和我们说什么了。
言归正传，说说我爸维权的事。其实我想给父母安装电话的心愿由来已久，我爸爸热心公益，但给我回信总是在我妈的几番催促之下才迟迟提笔，往往是我写三封他回一封，都是言简意赅。我妈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我要想和他们说说家常只能指望电话了。可是农村电话没有布线，我也鞭长莫及。2000年时村里十户人家凑起来打算安装电话，我得知消息立即为父母汇了六百元初装费，让他们一定要尽早安装电话。一来我在外地，在电话里可以向父母问寒问暖，即使报喜不报忧，说说“我的工作挺好，孩子也好，家里都好”，听听彼此的声音也是好的；另外父母年龄大了，万一生病可以让城里的姐姐及时得到消息，他们如需要什么东西，也可以及时通知姐姐们周末去看望时采购。
我爸保留的电话费装机发票显示时间是2000年9月26日，费用568元，上面盖有“赠话机一部”和“电话机已付”的印戳。我爸向消费者协会第一次申诉时间是2001年1月3日，这得多好的耐心等着安装一部电话呀。这竟然还是花钱的买卖，不是免费的馈赠。
我爸的申诉书底稿是这样写的：
市消费者协会：
改革开放20年，我村村民响应党的号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于20世纪已解决温饱，稳步进入小康社会。随着21世纪曙光来临，正大踏步向着更加富裕的道路迈进。但地处乡村，讯息不灵，商事不便，须电话沟通，于是村党支部请市电信局安装市话。局方承诺：10户以上优待安装，并于2000年9月26日派业务员2人，亲来我村宣传。群众交款开票20多户，1万多元，合约成立，口头承诺国庆后安装。岂料一去无消息，书记催过多次，才查线路，做规划。管事的孟科长亲口应承：可以安装，再不扩户，但只说不做，催也不理。迄今3月余，跨一年又跨一世纪，还是光收钱不办事。真不理解：发展电信业务，解决农民困难，本是党的关怀，也是电信职工的天职，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为什么要官商老爷放下架子，改掉恶习，追赶潮流与世界接轨这么难！白拿农民血汗钱脸不红，心不亏，凭什么？如是作风，怎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农民最通情达理，电信局既单方毁约，装机无望，请贵会协调，按违反“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受理，赔偿损失，退款道歉！
落款是窝驼村党支部。我爸不是党员，他只是个捉刀人。不知道他这次申诉有无结果，他于2001年2月13日又以个人名义再次执着地提出申诉。
这次我爸搬出新的理由，以期打动消费者协会：“窝驼是个回族同胞聚居的民族村，民族事务、宗教事务与市内发生频繁；窝驼又是个城乡结合点，上市有公交专线，却远离太京公社20里，反而不便。”他又补充了新的进展，“年前电视台过问，才栽杆拉线，又热了一阵，只等装机通话，却又凉到今天。但奇怪的是，对原有自己栽杆拉线已通话的几户，把旧线拆了，接在新杆上。本以为新增户栽杆架线，万事俱备只等装机，却不声不吭不干事，不知为何？更可恶：胁迫农民，个个签名，写下局长强加给农民的：将来中央优待西部农民，也不得改农话。这是丧权辱格的协议，剥夺了消费选择权，是开除国籍的卖身契。还有，发票上红印：‘赠话机一部’的优惠，大食言，不赠了。迄今收款违约近半年，从2000年到2001年，国庆过了，春节又过了，不闻不问。好像老百姓欠他们的，应该要，应该白收。光爱钱不办事，与巧取豪夺何异？”
我看到同日消费者协会终于在我爸的申诉书中做出调解意见：“请市电信局按你们承诺，家住繁华地段，如安装电话，支持；如不安的，可执行‘消法’有关规定。”并于次日专门给电信局写了便函，就简单的一句话，“赵科长：请你们接洽，并妥善处理。”盖着消费者协会的红印章。
我不知道我家的电话最终是什么时候接通的。2005年我爸去世后，我妈被接到城里，在我姐姐和弟弟家轮流居住，老家多半时间空着，这个历尽波折安装的电话也很少使用了。我弟弟觉得没必要再白交月租费保留，于是在停机一段时间后终于拆机，那个8366592的号码，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今天接到我弟弟的短信，我妈这次回老家住了三个月了，估计还想住下去，家里又安装了电话。他告诉我一个151开头的号码，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电话。安装电话终于成了简单的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不再需要看人眼色，仰人鼻息了。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只可惜我的听力已经再无法给我妈打电话，我的“移动套餐”的话费也只能白白被扣掉了。
现在看着那几张发黄的纸，我爸申诉的文字仍让我又好气又好笑，既心生佩服，也心生感喟。“跨一年又跨一世纪”，“国庆过了，春节又过了”，真是快等得望眼欲穿了。1876年美国人发明的电话，在中国的普及用了逾百年。直到21世纪，我爸为安装个电话居然还要这样几次三番去据理力争，这比电话的发明神奇地缩短了人们之间遥远的距离看起来更像个天方夜谭的奇迹。他这句“这是丧权辱格的协议，剥夺了消费选择权，是开除国籍的卖身契。”至今仍让我有振聋发聩的感觉。我爸这个退休返乡的农民都知道党的惠农政策，要“追赶潮流与世界接轨”，可是我们站在世界最前沿，迎接了新世纪的信息部门竟然还是衙门作风。先交钱安一部电话竟然等半年杳无音信，白纸红印盖的“赠话机一部”和“电话机已付”竟然也是空话。
我爸这次维权行动已经过去十年了。“3.15”活动曝光的消费者权益受损事件年年层出不穷，让人触目惊心，我们的常识一次次被打破，忍耐的底线也一次次被挑战。如今，电信部门不再称“老大”了，可是还有多少“老大”横亘在老百姓“大踏步向着更加富裕的道路迈进”呢。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