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国庆之后，全国人民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天喜地中，我家上下也终于迎来去北京治病回来的二哥。我爸请假陪我二哥先后在兰州、北京治疗脑外伤半年，回到他工作的单位——食品公司。小心眼的领导对我爸爸那样认真、耿直，只会工作不会讨好上级的下属原本就一肚子意见，这下子终于抓住把柄了。领导在职工大会上点名说“如果都像老张这样半年不上班，你们大家伙说，我们这个单位还能开门吗？”我爸原本也没想到给孩子治病会需要那么久啊，尽管兰州医生说可以考虑直接扔到黄河里就算了，可是哪个做父母的能眼见孩子生死未卜，还有一口气却见死不救呢？领导不顾大家的同情，面对无数说情无动于衷，一定要杀鸡吓猴。那位姓毛的公司领导，我妈一直气咻咻地叨叨着他的名字，“坏怂毛XX，真是个害人鬼。”不知道他的耳朵根是否发热过，他上下活动，终于如愿。我爸爸就被从福利、待遇都不错的食品公司发配到刚要筹建的电视转播台去当会计。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在食品公司经常会发一些外边买不到的食品福利呢。这下子二哥的病治好了，我爸却要去荒凉的山上工作了，我倒是有机会看到电视了。
电视转播台选址在天水郊区最高的山上，那地方叫“迎风梁”，听听名字就知道多荒凉了，电视转播要保证信号质量，建台当然得选址专业。山顶推平了一大片平地，高塔立起来，机房建起来。在那么高的山上工作要24小时值守，按点转播信号，当然不可能像普通单位一样正常上下班，所以同时建起来的还有两排职工宿舍，配套简单的食堂、锅炉房之类。好像在两排宿舍之间也用砖头砌了小花园，种着灯盏花、指甲花之类。假期里爸爸带我和姐姐去转播台，我看到新铺的砂土山路，挖过的山坡还露着红土的新茬。
我爸爸不是具体的机房工作人员，所以他不用每天倒班，只是上一周班，回家休息一周。他去接手了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做完竣工决算，之后就是日常工作。每次去单位把要处理的账务做了，报销、借款、发工资、造表，上山之前还得先去银行进账、取款，下山后再给局里送报表之类。后来单位才配了个年轻出纳，一人经手账务和现金显然是不合制度的。那时候发工资不像现在这么简单，银行闻风挤破头竞争，上门服务抢着代发，单位会计或出纳只是发工资条就行，我们每月也只是收到银行的短信，知道银行卡上的余额又增加了多少。那时每个人的工资都是按元角分数好，与工资条一起分装在单位的牛皮纸信封里，大家挨个来签字，倒出信封里的每一个钢蹦。那会儿我爸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元吧，所以每一分钱都是宝贵的。这工作看起来辛苦，倒挺适合我爸的闲散性格。在山上工作之余看看电视，下山回家时拿一摞报纸或者杂志，他看完报纸还可以帮我做剪贴本，杂志看完当然要归还。我记得他们那时订阅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之类，印刷真是太精美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伊朗国王和王后来访的专辑，也顺便介绍了古老的伊朗文明。王后的华服和那些璀璨的文物丝毯、雕塑，多么像天方夜谭里闪着金光的宝物啊。“两伊战争”爆发后，看到几乎被夷为平地的伊朗，我就想起最初的那些美丽画面。战争为什么总要以正义或者其他冠冕堂皇的借口，让无数无辜的生灵涂炭，让千年文明毁于一旦呢？
转播台的司机小李是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开着一辆绿色的大卡车，驾驶室两排座位坐人，后面拉货。他每次开着崭新的、车门上印着单位名称字样的车停在村口，戴着墨镜的样子特别神气。小李热心开朗，他佩服于我爸的博学、爽直，每次来接送我爸都要来我家院子坐坐，有时候也先拉上在城里居住的领导和其他同事，来吃一碗我妈做的臊子面或浆水面。我妈是个好客的人，忙碌半天只要看着人家满意地抹嘴说好吃，她脸上就乐开了花。
我1976年和小姐姐一起上学，之后的几个暑假爸爸经常带我俩去转播台开眼界，直到他1980年退休。那时候好像电视节目都是黑白的，机房里并排放着一长溜电视，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品牌了，后面是嗡嗡作响的大机器。工作人员一个轮班就一两个，年轻人哪有耐心一直坚守在机房？虽然有工作纪律，但他们时时溜到宿舍开个小差，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呆一周已经够憋屈的了，还不得隔空抽烟、打牌、聊天解解闷？他们后来甚至和附近村里的老乡都混熟了，经常去山村串门，老乡也时不时给他们送些土特产，来捡一点他们废弃的木板之类当柴烧。孤男孤女守在荒山上，他们中间也滋生了好几对恋情，还有和农村老婆离婚与同事结婚的“陈世美”。我在机房看电视没什么印象旁边有人守着，有的电视机在播放节目，有的在等信号，屏幕上闪着像地球一样的图案，有三原色和时间在闪动。
爸爸的宿舍其实只有一张木板单人床，我和姐姐去了，爸爸就找来一条木板，用两个凳子支起来，挨在床边。我和姐姐睡靠墙，爸爸睡在临时搭凑的木板上，他本来就有关节炎，身形又大，肯定是休息不好，但他还是愿意带我们去，我们那时候只图自己高兴，也没有顾及爸爸的身体。他有严重的鼻炎，睡觉打呼噜的声音奇大，听到他鼾声如雷应该就是睡着了，翻个身，鼾声戛然而止，又没了声响。
爸爸城里的同事也带孩子来山上度假，好像都是男孩，看着他们穿着合身洋气的夹克，互相调皮地嬉闹，我都不太敢和他们说话，自惭形秽。我和姐姐端着搪瓷饭碗，悄无声息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院墙外的山坡上摘野莓。我老家山里亲戚春天会送来野草莓，我们叫“瓢”，有很长的把，果实像草莓，但非常小，红的、白的用马连草扎成一把。我说的野莓是黄色的，我们叫“莓子”，夏天麦子成熟季节，黄灿灿一片点缀在山坡上。果实趴在地上带刺的枝叶间，摘下来真像是用一颗颗黄钻镶嵌的一顶小圆帽。我们采半碗回去清水一洗，拌点白糖，用勺子挖一勺放到嘴里，那滋味真是太美了，即使手被扎无数下也值得。
爸爸单位的副台长贺叔叔是转业军人，他老家是秦安人，而我爸爸曾经在秦安工作过十年，度过最美好的青春时代，所以他俩有很多共同语言。贺叔叔气质非常潇洒，他的爱人也很干练，他们有三个儿子，小的两个还是双胞胎，长得都和他们的爸爸一样英俊。贺叔叔一看到我，就喜笑颜开地给我爸说“哎呀，你这小姑娘看着机灵得很，给我做个干女儿吧。”毕竟他和我爸是上下级关系，我爸只是笑笑，也没有想着高攀。
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蚤子”，我那时大概头上、身上真的爬满虱子、蚤子，华美的袍却从未见过呢。面对爸爸城里同事家的同龄孩子，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丑小鸭，可是竟然得到那么帅气的叔叔的喜爱。虽然好像没有得到过什么礼物，但他那份欣赏的笑容、怜爱的眼神已经足够，这份殊荣比学校“三好学生”的奖状更让我珍惜，自卑的心里充满喜悦，也滋生出一点自信。他见我爸没答应让我做干女儿，就说长大当儿媳妇也挺好，不过随之他就说“只怕我儿子以后配不上你这姑娘呢。”他家是城里的干部家庭，而我是个农村姑娘，他竟然会说这样的话，还让我和爸爸不好意思。我后来考取复旦大学，贺叔叔逢老同事就夸，他当年真没看错那个小姑娘。我工作后感激于贺叔叔当年的喜爱，让大姐带我去看已经退休的贺叔叔，他和阿姨在享受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儿子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不是太称心如意，让他叹息，他们的晚年生活也因此不是太安生。我爸去世时已经从单位退休二十多年，领导已经换了无数届，职工也没几个认识的，可是在我爸爸下葬前，贺叔叔听到消息赶来。我跪在坟前，泪眼中看到多年未见的贺叔叔戴着一顶草编礼帽，穿着白西装从山坡上翩然而至，在那样哀恸凄惨的场合，我仍然内心感叹于他的翩翩风度。他从坟上下来还专门去家里安慰了我妈，也在村口抚慰了我和大姐，这份情谊让我铭记于心。
我爸工作的转播台几乎是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单位，后来竟然出了一个案件，机房的一台松下电视机在一个风雨夜不翼而飞了。当时一台电视机一千多元，属于贵重物资，一时人心惶惶。公共财产丢失当然只能马上报案，案情推理起来异常简单，他们那么荒凉的地方，外人不太知道，也去不了，就算偷了电视机也拿不下山啊。案子很快侦破，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偷电视机的竟然是个家里条件非常好的小伙子！他爸爸是高干，他是家里的独子，从部队复员才刚结婚半年，家里什么都可以满足他啊，结婚时买的电视还簇新的呢。他从机房搬出电视机，用塑料包好，连夜背下山，案发时电视机外壳被砸碎扔在家里。谁知道他哪根神经搭错了，据说是因为没有涨工资报复，竟然用那样的方式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我爸每次说起那个偷电视的小伙都会叹息，好好一个年轻人，为一台电视机被判刑八年进监狱，真是不值啊。后来听说他服刑中又越狱，当然刑期继续增加。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只见过一两次的人的名字，叫“为民”，别说为民了，他连自己的父母都辜负了，想来实在让人唏嘘。
我爸爸一辈子小心谨慎，工作几乎从未出过差错，但临退休前竟然马失前蹄。我见过他的笔记本和账本，虽然字体说不上多好看，但都是斜斜的蝇头小楷或者标准的记账数字，细密整齐。出事那天他刚从银行取出要发的工资，小心翼翼地背着包赶公共汽车，去和单位司机碰头。他突然被一个熟人叫住“哎，张会计，好久不见。”我爸爸把那人拉到一边小声嘱咐“叫老张，千万别叫张会计。”他唯恐这个敏感的称呼给小偷暗示，可是他鼓鼓囊囊的包和这个称呼还是让不知躲在何处的小偷盯上了，等从拥挤的汽车下来，包已经空下去了。全单位人的工资是近二千元，这对我爸四十多元的月工资无异于天文数字。那段时间我眼见着爸妈唉声叹气，才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事。这块巨石一直压在他们的心头，直到若干年后从爸爸的工资里分次扣完赔款，他们才松了口气。
我爸提前退休时的工资是五十二元五角，要养活一大家口人也的确不易，好在还有庄稼可以补贴。转播台属于事业编制，工资是旱涝保收的，随着时代发展、物价上涨、退休人员待遇提高，他退休前竟然拿到一千多元。这让村里人羡慕不已，蹲在自己家里竟然有那么多收入，每个月还能按时到手。虽然单位除了领导春节拿着水果、糖果来慰问一下，平时没有任何福利，但我爸已经非常知足了。曾经有人一直惋惜他解放初就参加工作，却没有享受离休待遇，退休前连个职称都没评上，但他一直乐天知命，也没想去争取。后来有退休的同事来联络他去向上级反映，提高退休福利，我爸爸反而劝阻他们。比起下岗工人或者干了活讨不到工钱的民工，简直是在天堂里享福呢，还争取什么呀，多活一个月就可以多领一个月工资，再别去生闲气了。
我妈后来再不说食品公司领导的坏话了，“毛XX想害人，没想到还给我们干了件大好事。”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食品公司在市场经济中解体，职工都成了企业的下岗人员，有些还是全家一起下岗，退休费毫无着落。我爸退休后大姐顶班，先在更加偏远的微波站上班，后来调到电视转播台，最后为了照顾孩子，调入山下的广播转播台工作，直至退休。虽然大姐一直是工人待遇错过转干机会，但也享受了事业编制，工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然，估计食品公司又多了一个下岗工人，我爸妈又会多一块心病。
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