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1年7月3日大学毕业离校时，尚未联系到接收的工作单位。尽管舍不得与相聚四年的朋友、同学分离，舍不得青青校园的一草一木，但世上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依然是班上最早离校的同学之一，因此享受了几乎是全班同学的相送。我记得那天大雨滂沱，我们挤在闷热的公交车上，该喝的离别酒已经喝了，该写的离别赠言也早写了，该嘱咐的都嘱咐过了，除了一遍遍地说着祝福珍重，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心情像大家分散提着的行李一样沉重，愁绪像窗外的大雨一样瓢泼。我和好朋友挤在一起，紧紧地攥着手，一路四目相对，直看得笑中带泪。在火车站台上大家都陪着我洒下热泪，拉着手不忍松开。一位后来赴美的广州男生穿着全班同学签名留念的复旦T恤，突然说了一句“贵人出门行风雨，你是贵人呐。”他的广东普通话“是”发“系”的音，“人”发“银”的音，一下子惹得我们破涕为笑了。火车开过十几个小时，我还爬在硬座车厢的小桌上擦着眼泪，抹不去离愁别绪。
二姐和姐夫在老家车站接到行李超重被罚款的我，面对冷冰冰的车站罚单，我才知道没人管你从哪里来，没人管你为什么，你有多少自以为珍贵的东西要带那是自己的事，罚款是必须要交的。我这才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踏到家乡的土地上，复旦已经远去，火热的大学生活已经成为历史记忆了。四年的光阴过去，我终不过是个大学校园的匆匆过客。按照现时的分配政策，离校前没有自主落实单位，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只不过我没有胡汉三的得意和豪迈可以宣称“我又回来了！”而是在黯然伤神中，面对家人的焦虑来寻找我未知的命运。
我上大学时还从没有考虑过工作分配的问题呢，尽管我爸爸一心要我别满足于本科教育，应该继续读研或者出国深造，但我很怀疑家里的经济实力。多少年来就他一个人工作，妈妈在家种地，供了我们那么多孩子，我怎么可能再加重他们的负担呢？当初读大学时爸爸说我考到哪里他供我读到哪里，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所以一心想早早参加工作，可以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为已经年迈的父母尽点孝心。何况被班上那些超级牛人打击地自信心一点点丧失，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考研的实力呢，早早就不思进取了。我和好朋友下课之后总是相约，晃晃图书馆、逛逛街、看看电影、看看录像，甚至没事了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遛弯。我俩经常在校园内徜徉，遇到我苦背字典后来考取美国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同学，她总忍不住说我俩“简直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我上大学第一学期带着爸爸给的六百元，存在学校门口的银行，随用随取，这些钱足够支付我一学期的全部费用，交过书本费，不但能吃好，买几本小书，我还买过一本教师节打折的27元的《辞海》，也能时不时在四川北路买件价廉物美的衣服，把自己扮美一下，放假回家时还能大包小包地给全家老小买些上海货表表心意。假期回去我对爸爸说班上其他几个南方的农村男生都申请助学贷款了，我也要申请贷款，减轻家里的负担。爸爸说不需要我贷款，家里可以承受，何况我是个姑娘，他不想让我背上负担。我坚持说我是北方偏远农村的，家里孩子又多，没比南方同学家里条件更好，我为啥不贷款？爸爸经不住我坚持，就去村里开了证明。后来的每个月我都会在学校信用社拿到三十元的助学贷款，到毕业前其实也就总共一千零二十元。爸爸来信说贷款不还清就拿不到毕业证，他和妈妈心里感觉很不好，他们攒够了一千元，让我把贷款还了，轻轻松松毕业。我没有同意，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收入来还这笔贷款，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爸爸拗不过我，最后用这笔钱让二姐陪着妈妈在我毕业前的春天来上海，看看我的学校，也开开眼界。
89年后大学生的毕业分配好像一下子变得有些困难了，再不是可以随便自主选择工作的天之骄子，但总归还有来学校要人的单位，所以我也不是很担心。自己学的怎么也是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呀，整个西北地区、我在的省就招了我这一个学生，我还愁找不到工作吗？
***他老人家早就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连我妈这个农村妇女都知道啊。河南梆子里常香玉怎么唱的来着“谁说女子不如男？”可是我毕业时一些单位来招人就一个条件——“男性”，这要搁在有些国家，都可以打个性别歧视的官司了。教过我们经济法的老师是刚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非常清高的才子，他对我们放言“如果你们学了四年法律后，毕业时还没学会怎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我劝你们趁早改行别干法律了。”我可不指望拿我那点可怜的“国际经济法”去和谁打官司争权益，为找工作打个“民告官”的官司，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国情啊，只能接受现实，谁让我妈当时怎么没把我生成男孩呢？我记得国有资产管理局来招一个男生，我们班北方只有三个同学，除了我还有两个辽宁姑娘，当然全都不符合人家的条件。但是南方人还不是很喜欢去北京，最后，一个长沙的男生回家联系工作未果，不太情愿地北上去了国有资产管理局。
我的辅导员大姐挺喜欢我，觉得我能吃苦耐劳，性格随和、适应性强，当然也淳朴厚道，她自己就是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她觉得我去军事单位也不错。她非常热心地帮我打探工作的消息，大热的天，骑车带着我去找前来招人的单位下榻的地方，哪怕去宁波海事法院之类也行啊。尽管我当时觉得去宁波这样的小地方还不如回老家省会城市，“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可人家也限定必须是男性！后来班上一个醴陵的男生去了。他不久后就“下海”去了珠海，成了一个成功的律师。我当时当然没想到回老家工作也不是任我随便挑的，也不会想到宁波会发展得比我老家的省会城市更快更好，到底谁是鸡头谁是凤尾还难说呢。
我当时其实并没有想留在上海或者去外地大城市，大概是小农意识，我还真是很天真地想回省工作，既为落后的家乡建设做点贡献，也离父母近一点，可以经常回家探亲多好。当然老家的小城市的确是太小了点，我学的国际经济法也用不上啊。我毕业一心想回省会城市还有一个原因，我中学时的好朋友家就在省会城市，她的父母家人都是和善的知识分子，待我像自己的孩子，让我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我想起高中时曾经有个暑假和小姐姐一起来朋友家度假，他们既喜欢我的无拘无束、笨手笨脚，也欣赏小姐姐的腼腆内向、善良能干，小姐姐手擀的面条让他们赞叹不已，这给我一向不太自信的小姐姐很大的慰籍。有一天中午我睡午觉睡得稀里糊涂，起来发现他们都看着我笑，不知道笑什么呢，还是朋友的妈妈心软，让我快去照照镜子，我才发现鼻梁上被墨汁画了副眼镜。朋友的爸爸很疼爱我，说“真象个小猪啊，睡得那么香，在脸上画了半天都没醒来。”
我在这里第一次见识到省城“下土”的恐怖，后来知道这叫“沙尘暴”，我之前只知道下雨下雪，还没听说过下土呢。（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像《西游记》里的妖风一样黑砂黄土的“沙尘暴”有朝一日会刮到我还算山清水秀的老家天水，吹到我上过大学的上海，甚至漂洋过海到台湾、香港。我们对大自然的索取力度太大了一些，大自然对我们报复的速度也太快了一些。）朋友给我们买了三元一斤的荔枝尝鲜，原来这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里说的荔枝，也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荔枝啊，真的觉得好奢侈啊。朋友的姐姐带我在街上喝酸奶，我只喝了一口，这奶子怎么像坏了一样的味道？她再怎么说有营养，我也咽不下去。后来在上海看到宿舍同学可以一口气喝下三瓶，我也渐渐接受了酸奶的滋味。
我高考后他们全家为我考上名牌大学而欣喜，她姐姐送了一件和朋友一样的时兴夹克衫，她妈妈送了一套运动衣，她爸爸送了一支英雄金笔。金笔我一直锁在箱子里，大学毕业前写论文时才拿出来用。大学四年，朋友的爸爸给我写的信我比我爸爸写的还厚，每次开头都是“原子，猪娃子，”和对他女儿一样的爱称，他在那些信中和我谈了多少人生的道理和生活的感悟啊。我刚大学毕业找工作那段时间，朋友的爸爸怎么想起给我看手相，说我40岁左右会有场大病，事业最多干到正县级，感情线比较简单。那时候我才21岁，连工作也没着落，前途未卜，想想30岁都是遥远的事，40岁还不用去想，我那么像铁人的体格会得什么大病呢，当然更没想什么职务的事，觉得一个科长就挺牛了。所以他说着，我只是听着笑，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但当然记着他说的话。他那么喜欢我，那时候还说我像一头无拘无束的小鹿，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捕获我。最近突然想起，觉得很多事竟然会这样应验啊，难道命运都是天生注定的？
因为有朋友一家的厚爱，我想在省城工作即使不在家跟前也不会觉得太孤独、陌生，所以我几乎是想着投奔她家而来的。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本来朋友当记者的姐夫答应我，凭我这样好的学校和专业，他帮我联系进当时最好的外贸单位肯定没一点问题，工作不但效益好，也可以发挥我的专业特长。眼看学校规定自主联系单位的期限将到，好朋友陪我去邮局打了几次长途电话依然没有消息。既然工作没找好，我想他也有难处，那就听天由命吧。我总归还是想回去，也曾经给好朋友说过感觉冥冥之中有人会在老家等着我的话。去哪里落脚并不重要，“只要是他的手牵着我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席慕容的这话就像我的心灵鸡汤，让我不至于太怅然若失于没有工作的失落。给我教过金融学的老师曾经给我老家中国银行省分行的副行长带过进修班的课，他很热心地帮我写了推荐信，我就是拿着这张推荐信和学校的毕业生推荐表，走上回家找工作的路。
我当年高考落榜后直接被税务、银行招聘，早早参加工作的同学，得到过我们多少的同情啊。他们工作后陆续读完成人高考或者电大之类，不但有了学历，也拥有了工作资历，成长为业务骨干。而我读了四年大学，竟然找不到当时最好的单位——外贸公司的门朝哪边开，竟然还是要到银行谋职，并且才是新手上路，还要自己寻找能立足的岗位，老天爷还真会开玩笑！（若干年后，外贸公司不再景气，有门路的人又开始想方设法往银行调动，真是风水轮流转。倒不是我多有先见之明，而是顺应了命运的安排罢了。）
我7月初到家后放下行李，安慰爸妈天无绝人之路，没敢逗留就直奔省会。那时大姐正好刚在省广播电视学校进修完，她也焦急地帮我想办法。她带我到了落脚的表姐家，见到表姐的同学，和表姐的孩子一起叫她郭姨。郭姨在团省委的《新一代》杂志社做编辑，她有严重的罗锅，又瘦又小，但非常好强，性格爽朗，有点刀子嘴豆腐心，也是一副热心肠。我第一次和看着有点怪怪的人打交道，心里有点疙疙瘩瘩。郭姨的父亲是老革命干部，她也是大学生，对我这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也不以为然，看我的眼光也有些挑剔，但还是骑车陪我去找老师介绍的中国银行。这个银行当时正在修建办公楼，办公的机构还真是狡兔三窟，我们当然没有见到行长大人，好不容易找到人事处，一位姓金的女科长接待了我们，她看完我带的推荐信和推荐表，很公事公办地笑着对我说“小张，你看这样，你带来的东西呢，我们先留下。我完了和领导汇报一下，等领导研究之后，过些天你再来等我的答复。”哎，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人家称呼我“小张”，好奇怪的感觉。这就算是投石问路吧，反正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那就等着人家研究呗。
郭姨因为身体原因没有成家，但打算收养山西老家的一个小女孩，她要去统办楼上的民政厅问收养的手续，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就和她一起去了。从民政厅出来她突然想起要去找在这个楼上办公的建行同学问件事，我站在门外等她。郭姨的同学姓姜，当时是一个科长，他看见门外有点羞涩的我，问郭姨“你这个人口贩子，是不是又给谁介绍对象去了？”郭姨说“咦，这次还真不是介绍对象，人家才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呢。”姜叔很热心地把我让进办公室，问我从哪毕业的，学的什么专业，我一说完“复旦大学国际经济法”，姜叔听了瞪大眼睛，简直有点大惊失色，赞不绝口“哎呀，真了不得，高才生呀。”我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什么高材生呀，连个工作都找不到。”姜叔一听奇怪了，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我们给他说了刚去中国银行人家答复等消息的事。这时姜叔突然一拍大腿，“哎呀，我隔壁办公室就是我们新成立的国际业务部，你与其要去中行，还不如来我们这多好！”我现在是等着人家挑，哪有自主权呢？姜叔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拉到隔壁国际业务部老总的办公室，老总是个戴着眼镜，长脸、爱笑的天津老头，他听姜叔介绍完我的情况就说“好啊，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呢。”我一点都没反应过来，难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