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6年3月上小学，那似乎是最后一届春季招生，虽然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但由于改制秋季入学的过渡，我的小学其实是上了五年半。村里的学校在远近都算是有些规模的，从小学一直设到高中，但教小学的多是民办教师。除了有从城里下放来的数学老师给我教过两年，其他代课的都是民办教师，他们自己的学历本就不高，教学水平有限，教育方式也有些单调粗鲁。（我在我的懵懂少年时里回忆过）我记得班上有个姓马的左撇子的男生，他写出来的汉字偏旁真会左右颠倒，教语文的年轻女教师姓尹，是来自邻村的民办教师，她在几次纠正未果之后突然发力，毫无预兆地用教鞭横抽下去，水笔顿时断成两截，不知溅落何处。全班同学都被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一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除了低头找找水笔残骸是否在自己脚下外，吐着舌头大气都不敢出。
爸爸担心我和同班的小姐姐在村学校被耽误了，托付当中学老师的姑父给我们转到市郊的小学，这个学校离家大概七里路。虽然从家里走到附近的印刷厂就有公交车了，但那时不舍得每人花6分钱坐车，因此我俩都是步行的。我直到这时都对车辆少见多怪，惧怕过往车辆，总是听到有车驶来时抱住路边的白杨树站定。夏天步行还算好，冬天早上黑乎乎的马路连路灯都没有，就我俩结伴还真有点可怕。我那时还经常和姐姐在路上闹别扭，她虽然怕见生人但别的时间其实比我胆大。有时她嘲笑我胆小，见个车有什么可害怕的，我俩走在路上本来还手挽手的，三句话不投机就甩开手各走各的，谁也不理谁了。可是又不敢离得太远，一路上前后跟着，若即若离，那情景现在想来都觉得可笑。
想起来那时候一分钱就可以在学校门口大柳树下的摆摊老头那里，买到一啤酒瓶盖的麻子过个嘴瘾。即使老头把瓶盖里的麻子堆得再高，那一小盖也就刚好我们手心一捏。五分钱就可以买一罐头瓶盖的麻子了，可以直接装在上衣口袋或者用废纸叠成的纸三角漏斗里，我好像没有那么奢侈得一次花五分钱，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因陋就简的自制量具。我老家盛产松子和麻子，松子当然皮薄肉厚、一咬就开的是上等货，麻子的标准也差不多，但相对颗粒小一些，吃多少也占不了肚子，所以是茶余饭后的好零食。嗑麻子是个技术活，不会嗑的人就那么点小玩意，左咬右咬怎么也对不到上下门牙中间，只好连皮嚼碎咽下去，那时候我妈吓唬我们这样做会长虱子。会嗑的人你只见人家往嘴里送麻子，不见吐壳，那当然不是连皮嚼了。可以半边牙嗑了用舌头把瓤一卷咽下去，而把壳不动声色地拨到旁边腮帮里，攒多了会掉出嘴边，像峰巢一样好玩。我没有那个本事，但一口气嗑十颗麻子不吐壳还是能做到的。
郊区小学是从三年级起教英语的，而我从未学过英语，只听过高年级同学读“CHAIRMANMAO”之类，上英语课简直难捱极了，终于知道什么叫滥竽充数了。年轻傲气的女英语老师（姓马）烫着头发，高昂着头在教室走来走去，点兵点将，一看到她我就羞红了脸，低下头，其实她也根本不会提问我这个连26个字母都不知道的学生。幸亏后来英语课不知为什么取消了，只凭数学语文，我终于可以抬起头了，也很快跟上同学的进度，成绩慢慢名列前茅。
班上有个特别温柔的女孩玲，她说话声音总是低低小小的，非常文静。她的学习一直很好，她爸爸是中学老师，妈妈正是我们小学的老师，老家都是温和善良的浙江人。说起来我姑父和她爸爸是一个中学的同事，她父母就是帮我转学插班的恩人呢。我2001年国庆节在上海参加完大学毕业十周年的同学聚会，携家去了绍兴，探望已经回归故里的这一家人，也见到玲的儿子，正好和我儿子同岁，我们受到他们全家的热情款待。玲陪我们坐着乌篷船飘荡在她吴侬软语的故乡，我才感觉到他们一家人温文尔雅的气质和他们故乡的风土人情是多么和谐。
我总是忍不住感慨命运，我考一中是这个重点中学最后一次全市招生，如果按照划片我家在农村无论如何也和一中沾不上边。如果我不是为了陪姐姐早一年上学，如果我没有转学，如果我没考上重点中学，随便上个城里的普通中学或者继续在村学校读书的话，也许我也不会考入重点大学，我就不知道我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了。当然例外的事情总是有的，可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啊。人生没有假设，但我还是珍惜我得到的一切，走过的每一步。我不是个迷信的人，也不是唯心主义，有些事情用我爸经常感叹的一样“实在是巧得不能再巧了，简直无巧不成书”。我们哪个人的人生不是充满无数的机缘巧合呢？
我和姐姐中午回不了家，只能吃从家带的干馍，就着校园里的水龙头喝口凉水。玲的爸妈对女儿的学习抓得很紧，对生活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好像连被子都是妈妈叠的。她每天中午吃完午饭会来教室和我们玩一会，没过几分钟她爸妈就开始叫“玲子，快回来睡觉了”，她有点不太情愿地和我们摆摆手就回去午休了，我和姐姐就在教室的书桌上趴一会儿。
临近中考前我还没怎么做过数学应用题呢，爸爸不知从哪借来的应用题集，用他的高度近视眼一道一道凑近看着，先自己琢磨清楚，在家里的小炕桌上给我和姐姐讲解一二。他也临时教我们一些作文可能会用到的词语，比如“鳞次栉比”、“摩肩接踵”之类，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讲“踏花归来马蹄香”和“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意境。这些就是我的临考辅导了。
中考要报名了才发现我从来没有拍过证件照，照片也统共没三张，来不及去照相馆了，于是我就在学校门口的个体户家里去照相。我站在他家走廊的白墙前，初升的阳光已经有点刺眼，微眯着眼，张着嘴唇，留下一张特别丑的证件照，头的阴影还像背着顶草帽呢。
要报考的正是我后来上的一中，离家十五里路，在学校对面榨油厂上班的二哥顺便骑车带我们去考试。姐姐坐后面、我坐前面，二哥载我们两个也有些吃力，在一个大坡前蹬不动车轮了，我们得下来走两步。肯定是他俩从后面依次先下我才能下的呀，二哥大概嫌我动作太迟缓，也要耍耍威风，没等我站稳就抡过来一个耳光。我捂着发热的脸什么都不敢说。要知道二哥是我奶奶最宠爱的，也是我家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孩子，我记得周末他有时约着同事来我家，没进村口就按响自行车铃，一路叮铃作响，呼啸而过，恨不得直接跃过家里门槛骑进去，那样子别提多威风了。
在进入市区后又骑了很久，二哥喘着气说前面就快到了，这时我看见马路对面走着一帮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她们簇拥着，说笑着，其中一个简直有点耀眼，活像个洋娃娃。她有点金色的自来卷高高扎成马尾巴，随着脚步一甩一甩，银铃般格格笑着，那么自信，散发着青春的光芒。而我，穿着土里土气的衣服，被二哥的一耳光打得还没回过神来呢。我真觉得自己是掉到土里都看不见的丑小鸭，面对这样的美丽的白天鹅，简直低到尘埃里。（那时我当然不知道张爱玲何许人也，也没读到过她的文字，估计那会儿知道这个被尘封的作家的也没几个人吧。我后来看到她送给胡兰成照片后面的话“当她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简直太理解那种卑微的感觉了。）
考题全然不记得了，数学题完全超纲，难度简直像后来的奥数竞赛，我从没听说过什么“鸡兔同笼”之类，把能答出来的题硬着头皮答了，剩下的题有充裕的时间但只能咬笔头了。考完出来时爸爸在外面等我们，领我们去学校附近的老字号松针包子馆吃了包子，看着满笼屉的松针非常好奇，都忘了包子的清香了，这是我第一次下馆子吃饭哦。
吃完包子爸爸带我们去城里的姨姨家小憩，姨家住在天水城中心中华西路（如今已经全部被拆迁了），那是很多深宅大院连起来的居民聚居区。解放初我爸在外地工作，我妈投奔姨姨，也在附近租了房，在毛纺厂找了活干，可惜硬是被孝顺的我爸赶回乡下去孝敬老人。我妈说起我太爷亲自来给她背箱子，扯着让她回去，恨不得要给她下跪求情的情景还唏嘘不已。她那次告别城里回乡，从此和全家老小扎根老家，吃了多少苦啊，我们有时也埋怨爸爸，要不然我们也在城里落脚了呢，一个城市户口多值钱啊。我记性虽好但就是不认路，姨姨家那片曲里拐弯的胡同我怎么也记不住。好不容易进一次城，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一转头，咦，怎么爸爸和姐姐不见了，差点急哭了，忙往回折返，才看到他俩正躲在前面的胡同口探头偷笑，看我到底能走到哪里才停脚，原来我早已蒙头走过了。姨家院子里种满绣球花和夹竹桃，爸爸喜欢花，后来还给我家繁殖了两盆，那时没听说夹竹桃有毒的。姨家院子里有特别大一缸金鱼，几尾黑墨色的金鱼让我印象特别深。
下午的语文虽然没用上爸爸给我准备的那些词句，但作文好像是关于家乡的，这倒不难，还有什么比描写故乡更熟悉呢，即使对于一个孩子，也是孩子眼里的故乡。我写得似乎很顺。回家说起考试，姐姐说她无意中瞥见邻桌的答案，涂改了一道分值是十分的题，但我觉得她反而是改错了。哎，后来想起，也许从她涂改的那一刻起，命运就被改写了吧。她以低于分数线十分左右的成绩没有考上一中，后来从普通中学毕业高考也落榜了，她的人生远比我坎坷。
（我考上一中的经历在“关于我妈的点滴里”写到过。）我二哥工作的榨油厂和一中是正对门，考完数天后他回来和兴奋地通报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全家意外地高兴。但由于姐姐落榜了，所以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欢喜被压缩了，忧愁也被稀释了。
听说一中入学要做体能测试，啥叫体能测试没听过，百米跑总归会的，但我这个乡里娃连立定跳远都不会，可别因为体能测试不过关被刷下来了。我妈吃完晚饭把花园边扫干净，让我换上球鞋在院子练一下，看看能不能临阵磨枪学会立定跳远。晚风吹拂着夜来香的浓郁香气溢满院子，我爸和我妈站在廊檐下，抹着脸上的汗水，欣喜地笑着，看着我笨手笨脚、身体僵硬地在花园的竹篱笆边立定跳远。我一下一下地跳，花香一阵阵往鼻子里钻，那个画面和他们的表情我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在昨天。
二哥看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妹妹竟然考上一中，和他的几个骄傲的同事的孩子成了同学，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他后来给我买了塑料铅笔画，给我和小姐姐买过透明塑料的凉鞋，还买过一条漂亮的织锦发带，虽然在家对着镜子比划，臭美了半天，但终究没敢戴出去招摇。不过此后对他曾经在我中考的路上不明来由的那一记耳光也不再记恨了，要知道我爸妈都从来没有扇过我耳光呢。
爸爸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刷着绿色油漆的木箱，在同学惊异的目光中领我报了到，我也惊异地发现那个考前在路上见到的漂亮的“洋娃娃”（后来知道她叫璇）竟然和我一个班，心中一阵狂喜，觉得自己简直太荣幸了。虽然人生地疏，但值得欣慰的是和我一起从同一个小学考来的几个同学都编在一个班，除了玲，还有个特别爱活泼开朗、喜欢大笑的女孩珍和一个非常腼腆、一说话就脸红的白面男生新宇。
我需要住校，当爸爸领着我怯怯走进宿舍时早已经有同学安置好了。她们叽叽喳喳说着话，我抬头看了一眼，她们都穿着崭新的衣服，要么扎着高高的马尾巴，显得洋气骄傲；要么梳着漂亮的短发，看起来文文静静。只有我拖着两条粗大的辫子，一身都是姐姐的宽大衣服，我那时个子也算高，1米57，她们以为我是同宿舍插班混住的初三学生，一问才知道我比她们都小。
我们住的是大通铺，每个人分到的位置连被子叠好横放都搁不下，只能竖着挤在哪儿。箱子可以堆放在旁边，但鞋子、脸盆、牙缸之类全部得搁在床下属于自己位置的那点地方。我记得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简直像打仗，有用功的同学来不及把洗脸水倒掉，一不小心就会踢翻，中午回来会看到脸盆里浮着一层香皂沫。
住下来肯定会问到彼此的分数啊，我的数学成绩49分，语文79分，我排全级79名。（我大概和9有缘，三年后升高中，我在全级的成绩是19名，至于高考文理分科就不知道了，而我老公说他当年中考是第7名，嗯，他确实一直比我“高”。）就我这成绩在宿舍的女孩里竟然排第二，不过我也没啥可自豪的，你光听听人家的名字，文、静雯、琰、焱、燚。啧啧，不是带着文就是带着火，一个火不够，从两个火到四个火，多有气质呢，我土得都快掉渣了。
我们那届数学成绩总共没几个及格的，成绩最高的是个和我同龄只有11岁的男孩涛，长的又黑又瘦小。他的父母都是“三线厂”的知识分子，早已给他辅导完初中的课程，他考出遥遥领先的高分，成了我们其中的佼佼者。入一中后他继续一路领跑，参加全省数理化竞赛屡屡折桂，早早进了北大奥数冬令营，被北大提前录取，现在国外大学当教授。
爸爸把我安置好就被班主任陈老师叫去了，陈老师的特点是大脑门，像寿星老人一样突出来，嗓门也大。他也来自农村，对我这个班上不多见的农村孩子还是有点关注，也有点担心我会跟不上。爸爸后来给我说起，陈老师特意把全班的花名册给他细细翻了一遍，挨个介绍，有厂长家的孩子、校长家的孩子，甚至有市上***领导家的孩子，父母有教师，有技术员，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孩子真找不出来了。老师希望我努力不要掉队。爸爸倒也没太担心，他一直都是不卑不亢的，他从没给我施加过压力。在学校里比的是学习成绩，又不是比家庭背景。农村孩子不如城市孩子见多识广，但不比城市孩子笨啊。
后来熟悉了，我和同学交流起中考的经历，我之前对一中全然不知，但他们早就立好了志向，做了不知道多少习题。有的甚至被家长威胁如果考不上一中哪怕再复读也得考上。他们备考的经历让我听着有点后怕，真是无知者无畏呀，我竟然就稀里糊涂地和这些早有目标的孩子成了同学，开始了六年中学生活。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