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世6年了，我甚至至今都不相信他真的离开我们了。在他走后，我们收拾他的遗物，惊讶地发现他留在一些旧日历纸上的片言只语，其中有一张是关于他自己算的寿命，他真的就是在自己算好的76岁半去世了。怪不得他会说“人老了，像树叶一样要落了”这样平静的话。平时他的络腮胡子总是胡子拉碴的不愿意刮，我妈嫌那样看着不精神，他老辩解他都是70多岁的老汉了，要像我爷爷一样留起胡子，像个老汉的样子。但他走前的那个周末竟然没等我妈唠叨，自己主动想起刮胡子，那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时的情景，他正站在廊檐下，在早晨的阳光里，就着窗台上的破镜子刮胡子，他停下手里的老式刮胡刀和我哈哈笑着说了几句，我没料到那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的笑语。
爸爸因为脑梗住了两次院，一次比一次严重，有一次同病房有人去世了竟然没送到太平间而是送回房间了，爸爸心里觉得不好。我们大家着急忧心，但他很坦然，再也不想去医院了。他上年纪后总在我们面前安顿我妈“我又不会烧水做饭，离了你妈连口热水都喝不到嘴里，还是我先走的好。”我妈笑着回答他“那还是我先走吧，你有退休工资，儿媳妇说不定愿意收留你，我又没一分钱收入，还是我先走干散。”他俩像比着去干什么好事一样互相争抢。史铁生说“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但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达观地看透生死？
眼看爸爸腿也肿起来了，走路也不稳了，妈妈想着老话说“男怕穿鞋、女怕戴帽”的说法，忧心忡忡。我姐姐他们几乎像绑架一样，硬逼着他去城里医院就诊，他在我大姐家住了一夜，平时瞌睡很沉的他竟然一早对我妈说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着，一直哀求我妈“不去医院了，我们还是回去吧”，但他终于没有再走着回去，当天就突然脑梗引起大面积出血，是在弥留之际医院安顿家人抬回去的。我妈老家的规矩咽气的人是不能再进家门的。
爸爸走后我除了流泪没有什么办法怀念他，总是梦见他真切的身影，我还有多少话想对他说，有多少书想给他看，有多少事想问他呀。我总是追忆我爸的一生，觉得实在太坎坷太沉重，几次想写点什么却无法落笔，在给朋友的信里提到我爸，只是对他做了一些勾勒，他留给我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他一生的经历，留着我慢慢回味吧。
下面是我给朋友信里说到的爸爸，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详细地对朋友说起我的家世。
你上次说到看了我写的东西对我的成长背景有了了解，我妈是个农村妇女，但我爸却是个读书人，他一直告诫我要记着自己是农民的女儿，我受他的影响更多一些。
其实我最早萌生要写点文字是源于我爸，他一辈子籍籍无名，也不得志，但我总觉得他的一生有很多东西值得留下点痕迹，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很希望他能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一点文字留给我，因为我离他的时代实在太远，他们那代人经历的太多，那样厚重的人生根本不是我可以去触及的。可是我爸每天只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一本本书地看，自己从不动笔。
都说近视眼到老了会变成老花眼，但我爸临终都是近视眼，而且他经常是躺着把书凑在眼前看，看着看着就发出鼾声，他临到老瞌睡也很多，我想我这点绝对是继承了他，我到现在过了四十了瞌睡依然很多。
我爸最后看的两本书是我捎给他的《潜规则》和《闲话水浒》，我想他会从中找到共鸣，尽管来得太晚了些。这两本书他依然用就挂历纸包得整整齐齐，把每一个生僻的字连音带意标在旁边，在最后还标记“小女X年X月X日于兰州”以及“小女返家探亲参加父母结婚60周年纪念”的字样。我惭愧呀，我自己习惯在网上看书，都是赶在回家前晚上在我家夜市摊上给他买的盗版书。说起这事，我觉得对不起我爸爸，也对不起吴思和砍柴。
我爸的母亲在他6岁时去世，我爸就是我爷爷的独子，后来我爷爷又续弦，生了我姑姑。
我爷爷那辈虽说也做点小买卖，贩些骡马茶叶什么的，也算村里的“商户”，但毕竟生活贫苦，何况我爸还是后娘。（解放后因为我爷爷曾经雇过几个长工的事，划阶级成分时我家够不上富农也差点被定位“上中农”，我妈看到就在村旁麦地里被镇压的地主富农的下场，几乎被吓破胆，一听到定成分的工作组来了，几乎吓到魂不附体，为此逼得上吊喝药抗争。我76年3月最后一届春季招生上学，那时候文革还未结束，我光荣地做了红小兵，后来变成少先队员。可是每次学校填表，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嘻嘻哈哈地填家庭成分“贫农”，而我要地填“中农”，心里充满羞辱。有时候我还心存侥幸地写个“下中农”，离“贫下中农”只有一字之差，尽管这一个字的距离难以逾越，但好像这样就可以拉近点和同学的距离。每次我都要躲到后面等着最后交表，趁老师不注意悄悄塞到最下面，这是我最早的自卑，也是在学校唯一的自卑来源，一种无形的东西像个紧箍咒，就是那样折磨着我未经世事的幼小心灵。阶级成分那时候是要出人命的，不像现在炫富是一种时尚，真是风水轮流转。话说现在的地产商可比当年的地主富到哪儿去了，全国上下、城市农村，该挖的挖了，不该拆的也拆的差不多了，房子也快盖满了。我在想要是像当年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把地产商的空置房全部没收了，分给没房住的人，哪不是就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了吗？）
我爷爷在教育上对他这个独子还是开明的，我爸初中考上我们天水师范附中，听我妈说他毕业照片上的衣服都是借同学的，那时候的伙食经常是从家带一罐酸菜，背一包饼子撑一周。（西北包括全国，肯定也有贵州，到现在好多贫困地方的农村孩子还是这样求学的，前段时间贵州学生午餐不是还引起关注吗？几十年过去了，北上广包括大多数城市面貌已经天翻地覆，但很多贫困农村真的像被遗忘的角落。）
我爸初中毕业怀揣10个银元，和同村地主的儿子一起到兰州赶考西北师院附师，地主的儿子虽然带了100银元但也没考中，算是陪我爸考了。
西北师院附师后来发展成西北师大附中，现在是甘肃最好的高中。我爸曾经很希望我儿子高中就读师大附中，但因为我儿子要拉琴，住校不方便，我们也没其他家长的献身精神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所以没有满足我爸的这个传承的愿望，考了兰州一中。
当时西北师院附师是在全国免费招生的，但因为交通不便，我爸的同学也主要是陕甘宁青还有山西内地的。我爸回忆第一次去兰州坐的是拉货的敞篷卡车，耳朵都差点被树枝刮掉，经过长途颠簸，人货挤在一起，蹲坐车厢里，等下车时全身都是尘土，腿脚麻木得差点不会走路了。
我爸的学没上完，兰州解放战就打响了。他们躲在宿舍听了七天七夜枪炮声，他的同学曾经跑到教室里搜寻课桌抽屉里的馍渣充饥。他的上下铺的哥们就是地下党，但因为我爸的堂哥当时正好在兰州国民党的巡警里当个小官（我这个大伯后来因为这段经历没少遭罪，甚至被家人唾弃，在农村度过凄惨的一生，最后是我爸一直在接济他这个老哥），兄弟俩脾气相投，离家在外惺惺相惜，对我爸也很照顾，所以我爸的同学没敢拉他加入组织，等解放了我爸才知道和他一支烟几个人轮着抽的穷兄弟原来都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