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独立宣言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我说没有。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我说,“会,说得不错。”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