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及其两续篇，显示出一种危机。它被认为是一本给自由人读的书：几乎书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一种胜利，它使我清除一切不合于我本性的东西。理想主义不适合我，因此，本书扫除一切理想主义。这本书的名称含有下述的意义：在你们看到理想事物的地方，我看到，人类的事物，哎呀！太人类性的！我对人们，认识得比较清楚。“自由人”这几个字，只能把它解释为一个已经自由的人，已经重新掌握自己的人。这本书显示出在语气和重点方面一种完全的改变：它被认为是巧妙的、冷静的、并且有些地方是无情的和轻蔑的。
一种高贵而文雅的精神性，似乎在与洋溢的热情从事不断的斗争。这一点给予下述事实以某种意义：由于伏尔泰逝世百年纪念，在某种方式之下，使本书能够很早在1878年出版。因为伏尔泰与所有在他以后从事写作的人相反，他是一个知识贵族，我自己也正是这种贵族。
把伏尔泰的名字写在我的一本著作上，这的确是往前迈了一步，向着我迈了一步。你只要仔细地看看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一个无情的人，他熟知理想者的一切秘密隐蔽处所，他的根据地和他最后的避难所。因为我手上有火炬，火炬的光一点也不是闪烁不定的光，我便以一道锐利的光线，照亮了这个尘世。
这是战争，但是，这个战争，没有烟雾或火药气味，没有战争的行动，没有悲哀的气氛和断残的肢体，因为这些东西本身仍是“理想主义”。把错误一个一个地置于寒冰之上，理想者不是被驳斥，它冻僵了。例如，“天才”僵硬在这里；“圣者”僵硬在转角之处；“英雄”僵硬在厚厚的冰柱之下；最后，“信仰”，所谓的“信念”以及“怜悯”都非常僵硬了，而在全书中，“物自体”一直是僵硬的。
我开始撰写这本书，是在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时候：对周围环境一种深深的疏远感是撰写这本书的许多条件之一。如果一个人对于那时候在我的道路上所掠过的美景有任何认识的话，他就能想象到，一天当我在拜罗伊特醒悟的时候，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往就像是一直在做梦似的。过去我在什么地方呢？我不能认识什么东西了：我几乎不认识瓦格纳了。我追寻我的记忆，但没有用。德雷斯登，有福者遥远的岛屿：没有一点相似的痕迹：当我们奠立基石时那些无与伦比的日子，歌颂那些日子，充满着最美妙的感受而志同道合的小团体：现在一点踪迹也没有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瓦格纳竟然被变成德国人了。瓦格纳的崇拜者已经胜过瓦格纳本人了，德国的艺术，这位德国的名家，德国的啤酒！
在我们当中，那些非常清楚唯有瓦格纳艺术才能诉诸高尚的艺术家，才能诉诸全世界普遍兴味的人，一旦发现瓦格纳披上了德国式美德的外衣时，都被弄得迷糊了。我想，我是知道崇拜瓦格纳的那些人的，我已经验过三代这样的人，从以往那位把瓦格纳与黑格尔混在一起的布兰德尔，到现在这些把瓦格纳与他们自己混在一起的拜罗伊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从那些“美的心灵”那里，我听到过各种关于瓦格纳的自白。那些群众足够使你毛发倒竖，诺尔、波尔、胡说八道者以及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
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走到一种什么地步了？但愿他已经沦入卑鄙人们的手中！可是，他却沦入德国人的手中。总有一天，为了启发后人，他们应充满一种真正的拜罗伊特作风，在精神上保留拜罗伊特作风，因为这正是缺少的东西，附以下面的话：“日耳曼帝国所赖以建立的精神典型。”
真受够了！尽管有一个可爱的巴黎贵妇安慰我，我还是突然间摆脱一切东西，离开拜罗伊特几个礼拜，我只简单地发了一封电报向瓦格纳致歉。在一个僻处鲍姆瓦尔德，名叫克林恩布伦的小地方，我忍受着对德国人的哀伤和轻视，像是生了一场病似的，也偶尔以《犁头》这个题目，在我的笔记簿上，写上几句话，即所有有力的心理上的观察心得，而这些观察心得很可能再出现于《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里。
我内心这种突然的转变，不只是与瓦格纳的决裂，那时候，我对我在本性上一般的迷失感到苦恼，这种本性迷失的任何差错，无论是关于瓦格纳方面也好，或关于我在巴塞尔大学的职位方面也好，都只是一种征候。
一种暴躁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我。我知道，这时候是我稍稍反省一下的适当时机了。我立刻明白，我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多么的无用。与我毕生的工作相比，我曾经多么想终生做个语言学家。我曾对这种虚假的谦卑感到羞耻。
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根本没有得到一点精神上的滋养，在这十年中，我没有获得一点有效的知识，只是追求那种味同嚼蜡的学问渣滓，而丢失了数不清的东西。在古代希腊诗人中，小心翼翼地，半盲目地耕耘，那就是以往我所从事的。
可怜，我发现自己非常瘦弱、憔悴，在我的知识宝库里，完全缺少现实的东西，只知道“理想事物”有价值。我满怀着一种燃烧的热望，此后，我的研究工作完全在生理学、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甚至只有当我毕生主要工作使我不得不如此做的时候，我才回到对历史的研究工作。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在违背一个人本性而选择的职业与透过催眠术的媒介，如瓦格纳的催眠术，而平息一种空虚和渴求情感的需要之间那种关系。
经过仔细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有很多年轻人，都遭遇同样的困扰：一个个反常的行动，不断地发生。在德国，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在帝国之内，很多人都不得不过早地选择他们的职业，然后又在不可避免的重担之下颓唐下去，这种人需要瓦格纳，以当作麻醉剂，他们忘记了自己，他们暂时逃避自己，我在说些什么！费了五六个小时！
在这个时候，我的本能绝对反抗自己任何进一步的屈服，或对自己的误解。任何一种生活，最不利的境遇、疾病、贫困，任何东西我都觉得比不值得的“自私”要好一点。最初，由于我的无知和年轻，我曾经陷入这种“自私”中，以后，完全是由于惰性，用另一种方式说，由于一种“义务感”，我仍然停留在这种自私之中。
现在，我不能完全赞同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从我父亲那边得来的有害遗传帮助了我，就是在根本上，我有一种早死的倾向。疾病渐渐地给我自由，它使我避免任何突然的虚脱，它使我避免任何暴烈或急剧的活动。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丧失诚意：相反的，我获得更多的诚意。
疾病也使我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它不但让我忘记某些东西，事实上，它使我不得不忘记某些东西。它使我需要休息、悠闲、等待、耐心……而所有这些就等于是思维！我眼睛的健康状况不好，坏到足以使我失去所有阅读兴趣，足以使我停止对语言学的研究。我离开了书本。好几年我都没有读什么书，这是我曾经给自己的一种最大恩惠。
本来的我，好像已经被埋葬了，并且在不得不听从别人（这就是阅读的意义）的压力下，失去了表达能力，那时又慢慢地、怯怯地、犹豫地觉醒了，最后，又开始表达自己了。我从来没有像在我生命中最脆弱和苦痛时期那样快乐过。你只要看一看《曙光》或《漂泊者及其影子》两本书，你就可以知道，“回到我自己”是什么意义！它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复原！其他纯粹身体上的复原，只是它的结果而已。
《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无形中结束了“理想主义”“美的情感”及其他我所具有的柔弱等一切骗人的东西。它的主要大纲是在索伦托写好的：而它的结论及全书的结束，则是在一个冬天里在巴塞尔完成的。
在巴塞尔时，我的境况远不如在索伦托时好。事实上，这本书的写成，应该归功于彼得·高斯特，彼得·高斯特在当时是巴塞尔大学的一个学生，对我非常忠实。因为我头痛，头上包着绷带，所以我来口述而由他来书写和改正，实际上，他才是这本书的撰写者，我不过是它的作者而已。
最后，当我收到这本完成了的书时，我把它送去拜罗伊特。由于一种奇妙的心心相印，就在同一个时候，我收到了一本瓦格纳的《帕西法尔》，书上并附有瓦格纳亲笔写的一句话：“教会参事官，理查德·瓦格纳，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
从这两本书的交相赠予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不祥的兆头。这不就像两把剑撞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吗？无论如何，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还是沉默的。大约在这个时候，第一个《拜罗伊特集》出版了，那时候我了解，为什么这是我要像以往一样去行动的适当时机了。不可思议！瓦格纳竟然变成了信神的人。
我在那个时候（1876）对自己的看法，与借以承担我毕生工作的非常信心以及其中一切世界历史性的东西，在全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一段意义深长的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事实上由于本能的机敏，我还是避免用“我”这个字，但是，情形依然如此，不过，这个时候，对我启发最大的，不是叔本华或瓦格纳，而是我的朋友保罗·李博士，所幸，保罗·李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他是不易受骗的。
在我的读者当中，发生了一些使我失望的事情，例如，对于一个普通的德国教授而言，上面的这些话，会使他认为整个这本书是进一步的保罗·李的思想。事实上，这与我朋友们所说的五六句话相矛盾。人们可以读《道德的系谱》的序言来证明。上面所指的一段话是：那么，一个最勇敢和最冷静的思想家，《道德感情的起源》（请读《第一位反道德者尼采》）的作者，以其对人类活动锐利而决定性的分析，所获得的主要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道德上的人并不比肉体上的人更接近于睿智世界，因为根本就没有睿智世界。这句话在历史知识的冲击之下变得坚韧和锋利（请读《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了，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也许就在1890年，可以用它来作为砍断人类“形而上需要”树根的斧头，谁将预知这是人类之福还是人类之祸呢？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句含有至理的话，在面对这个具有一切伟大知识所具有的雅努斯之面的世界时，这句话一方面是具有丰富收获的，另一方面也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