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毕生唯喜读以血书之者——尼采
尼采与克尔恺郭尔同为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十九世纪时，几乎没有人懂得他思想的意义，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世人开始认识他的价值了。正如雅斯贝斯所说：“克尔恺郭尔与尼采的存在意义增加时，才有现代思想倾向的特色。”我们可以说尼采是进入二十世纪才大放异彩的思想家，现在请看这位二十世纪大思想家的现身说法吧：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传记作品，尼采以自嘲的态度，用彼拉多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说的话来作为他自传的名称。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它是一部自传，不如说它是尼采的思想历程史，在这本书里，虽然也有生活方面的片断记载，但大部分是记述他重要著作的概要以及心灵创造的过程。
这本书是尼采在他44岁生日的第二天开始执笔写作的，三个星期之后，全书完成，经过几度修改以后，于1888年12月6日，大功告成。像他自己在本书开头所说的，他赞美自己富于创造力的44岁盛年，更祝福他以往的一生，等他完成了这本自述书，跟着便进入了疯狂时期。现在想起来，他好像预感到有这件事一样，把他一生的思想精髓都摆进这本书里。这本书可以说是尼采散文中最后的天鹅之歌。在尼采极富悲剧韵味的一生中，这本书完成前后所发生的事，尤具悲剧性。
在这本书的正标题旁边，还有副标题：人性的，太人性的。它的意思表示，这本书是一部阐述尼采之所以为尼采的书。我们可以说，在所有人中，像尼采这种个性鲜明的人不多见：我们也可以说，在所有被称为自传这类作品中，也没有像这本书这样的奇特。本书不是传统式的按着顺序加以叙述。他以最大胆的、奔放的、极端的、直接的方式叙述着他自己。
他叙述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他特殊的个性。但这本书不只是用奇突的语句而已，在他狂语的背后，有他可爱的天真之处，在他咒骂的背后，充满着敦厚的人情。例如，他曾攻击过瓦格纳，但他对瓦格纳始终保持着永久的爱心。这在本书中《瓦格纳事件》一章可以看出。在他放任自负的背后，却有着无法填补的落寞孤寂之感。总而言之，他是一个最像人的人。虽然，在这本书中，有些奇突的、病态的东西，但却是他对自己做最正直而毫无虚饰的表白。
即使我们一再地重读这本书，仍然会感到趣味盎然，并且会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新的喜悦，尼采是一个天才，但在我们的感觉上，他没有一般才子的气息，也没有自视不凡的地方。他所说的话，不管怎么奇怪，怎么突兀，听起来似乎夸张，却没有超出他自己真正的感受，他只是把他所体验到的，所思考到的东西，用真挚、正直、活泼直接地表现出来。他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浮夸，总是带着诚实的态度，使我们触及那些不易触及的东西。
这本书在记述上也许不够精细，但他对自己所做的解释，胜过任何别人对他的解释，只要读过这本书的人，对他的一生、他的事业、他的抱负、他的思想，都会有完全明确的了解。他对自己所做的解释，对一般文化、基督教、哲学、艺术、德国人以及德国文化气质所做的批判，虽然都是极端性的，却有着非常锐利而深刻的一面。
尼采于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莱比锡附近的小村。他的父亲是新教牧师。他是家中的长子，二十岁时，毕业于普福塔高等学校后就进入波恩大学研究神学和古典语言学，这时，他最崇敬里敕尔教授，便在里敕尔的指导之下，从事研究工作，第二年即1865年，随里敕尔教授转学莱比锡大学，继续研究古典语言学。这一年，他第一次获知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开始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
1868年，经里敕尔夫人的介绍，结识瓦格纳，尼采热衷于他的音乐。第二年即他25岁时，里敕尔推荐他就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助教，1879年，因病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尼采开始他的流浪生活，浪迹十年之间，病势日益加剧，终于1888年末，发生精神错乱的病征，此后即度过连续十年以上的精神病生活，1900年8月25日，病逝于魏玛。
纵观尼采一生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与尼采曾有恋情的莎乐美在其《尼采论》中，曾经提到这个“三阶段说”。尼采自己在其著作中，也说过所谓接触道德超越的途程分为三种精神形态的话。这里所谓精神三形态，即指虔敬、服从而学习的精神，破坏、批判而试作对价值重新估价的自由精神以及肯定、创造地对命运之爱的精神，他的主要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中《三种变形》章里，也有“骆驼／狮子／孩童”的精神发展论。
以上述的标准加以区分，尼采思想的展开，可以分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1869—1875），在古代希腊悲剧和哲学的研究中，深受叔本华和瓦格纳影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思想》等书。
中期（1876—1882），超越叔本华与瓦格纳，向着怀疑和虚无主义突进的精神彷徨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9）、《曙光》（1880—1881）和《快乐的知识》（1881—1882）前四部分等书。
后期（1881—1888），透过与虚无主义的对立，其主要思想渐次充实展开，是向疯狂中突进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4—1885）、《道德的系谱》（1887）、《快乐的知识》（第五部分，1887）、《偶像的黄昏》（1888）、《反基督》（1888，即本文库的《上帝之死》）以及《瞧！这个人》（1888，即本书）等。死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把他生前著作断片整理成《权力的意志》一书，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我们现在开始看看尼采在各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早期的中心观念可以拿《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思想做代表。在这部著作中，尼采所提出的是面对存在的悲剧性，希腊人如何凭借悲剧精神以克服悲观厌世的苦闷问题。
尼采对悲剧的认识，独具慧眼，他早年在波恩及莱比锡大学研究古典语言学，即古典希腊语言，这本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可是对于创造灵感丰富的尼采而言，即使这种纯学术的工作，也不能掩盖他的创造意志，所以，尼采与别的从事学术研究者不同，他在这种机械的研究中，发挥高度的创造冲动，他运用他从古典语言学中学来的知识，解释希腊文明。
《悲剧的诞生》一书，就是这种解释的结果。在这本书中，他对希腊悲剧具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早期的希腊人，完全是悲观厌世的，因为在泰坦巨人统治的神话中，希腊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毫无生命快乐的情调，这个世界，这个人生，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悲惨的境遇。这种情形，可以从森林智者对弗里吉亚的迈德斯国王所说的一段话中反映出来。
当迈德斯国王向森林智者请教什么是人生最好的事时，森林智者原本不想回答，经不起迈德斯国王的追问，最后森林智者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可怜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出那些你们最好不要听的话呢？我告诉你们，人类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出生，既已出生，那么，次好的事情，是快点去世，归于空无。”森林智者的这段话彻底道出了早期希腊人的人生观，这种悲观厌世的人生观直到希腊悲剧产生以后，才转变为充满光辉喜悦的乐观主义的人生观。
而所谓的希腊悲剧，尼采认为是由两种成分组成的，即阿波罗情态和狄俄尼索斯情态。阿波罗情态代表静穆的美，一切造型艺术，如雕刻、绘画以及用冷静的理智来观照世界的态度，都是这种情态的表现。狄俄尼索斯情态则代表生命的力，一切非造型艺术，如音乐、舞蹈等都是这种情态的表现。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尼采借这两个神的名字，代表发自人性根本处的两种情态，这两种情态，虽然都是发自人性的根本，可是，起初并没有相交在一起，而是平行地发展。
荷马史诗是阿波罗艺术的极致，阿基洛卡斯的抒情诗则是狄俄尼索斯艺术的最高形态。当这两种艺术形态各自展现的时候，还不曾达到艺术的巅峰，直到这两种情态合二为一，也就是美与力合二为一，才达到整个艺术的最高形态。这个最高的艺术形态，便是希腊悲剧。
由于梦幻的美的艺术世界与生命的旋律相结合，从此，阿波罗情态激发生命的力量，而狄俄尼索斯情态则唤起梦幻的美。希腊人透过这种悲剧精神，净化世界，美化人生，使原先悲观的生命情调，变为喜悦光辉的生命情调。灿烂的希腊文化便由此而产生。
正当希腊文化充满着生命力的时候，却产生了一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哲学扬弃了希腊悲剧中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只发扬阿波罗以冷静理智静观世界的精神。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采对希腊哲学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位颓废的哲学家。由于苏格拉底的出现，从希腊悲剧中产生的希腊文化，便因而中断，此后，希腊文化中的生命力便消失了，苏格拉底以后的西方文化，完全是没有血色的文化，后来，再加上基督教神学的摧残，西方文化完全是贫血的弱者文化。
正当尼采叹息西方文化堕落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哲学，这给他带来很大的鼓舞。大家都知道，世人认为叔本华是悲观主义哲学家，而尼采却是肯定生命力量的，尼采怎么能够在叔本华哲学中得到慰藉呢？这里是另有原因的，当叔本华的睿智深入表象世界的背后，洞察了意志力量以后，怎能不叫尼采欢欣雀跃呢？所以当尼采偶然发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时候，他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废寝忘食地把它读完，这个时候，他完全沉醉于叔本华哲学中。这个时候的尼采，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迈德斯国王，叔本华则像那个森林智者，可是，尼采毕竟是尼采，他并没有停留在叔本华哲学，他崇拜过叔本华，也摆脱了叔本华。
我们知道，悲观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沉沦在悲观主义里而不能自拔。如果一个人能够经过悲观主义阶段而又从其中跳出来的话，那么，他对人世的体验，会远比那些肤浅的乐观主义者更深刻，尼采就是这种人，当他发现叔本华的睿智，看透了世界的真相，他的确曾沉湎于叔本华哲学，可是，他又能够从叔本华悲观主义里面跳出来，重新肯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成为他自己所谓的悲剧哲学家。
当他从叔本华悲观主义里跳出来以后，他发现了瓦格纳。在尼采的心目中，瓦格纳简直是狄俄尼索斯的化身。他从瓦格纳的诗乐剧里，发现狄俄尼索斯的精神，也就是力与美的合一，梦幻的静美与生命旋律的结合。沉睡了两千年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在瓦格纳身上复活了。这个时期，瓦格纳可以说是尼采心目中的偶像，可是，曾几何时，这个偶像又幻灭了。当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时候，尼采开始写作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从这个时候起，他对瓦格纳失望了。
他说，任何人，只要心中具有他那个时候的观念，一旦在拜罗伊特醒悟时，就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感觉，他说，他好像一直在做梦，他几乎不认识瓦格纳了。当他写完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后，他把这本书送去拜罗伊特，同时，尼采也收到了瓦格纳的《帕西法尔》，瓦格纳并且亲笔写着：教会参事官理查德·瓦格纳，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尼采。在这两部作品的互赠中，尼采似乎闻到了一种不祥的预兆，好像两把剑碰在一起时发出的声音一样。尼采叹息瓦格纳竟然成了宗教的虔诚者。在瓦格纳身上再也看不出狄俄尼索斯的踪迹，瓦格纳再也不是希腊悲剧精神的化身了。至此，尼采想从瓦格纳音乐中找寻叔本华哲学出路的梦想破灭了，此后，两人便分道扬镳。对瓦格纳的期望幻灭以后，尼采似乎无所寄托，他的精神彷徨了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是他思想展开的中期，也就是他的破坏时期。
越过叔本华和瓦格纳的中期思想结晶，除了上述引发他与瓦格纳分手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外，主要的是《曙光》和《快乐的知识》。《曙光》一书是尼采在意大利北部名城热那亚海边完成的。这本书的基本思想是他躺在海边岩石上思索出来的。在这本书中，他攻击那些一向自诩“道德”的无我观念，他开始反对那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斗争，也就是反对抽象的人，他要我们做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
书中一开始，就写上一句印度格言：“还有那么多的曙光，等着去散播它们的光明。”现在尼采问，这句格言的作者，到什么地方去找寻新的早晨呢？到什么地方找寻新的一天开始时鲜红的朝阳呢？他自己回答着说，要在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中去找，要在对一切道德价值的解放中去找，要在对一切以往被禁止、被轻视和被咒骂的信心中去找。他说，现在他的最大工作是替人类准备一个伟大自觉的时机。
他认为，以往人类并没有走上他们所愿意走的正确道路。他们完全处在一种否定、堕落和颓废价值的支配之下，因此，他觉得道德价值的起源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以往，要我们相信，我们人类处在一种最好的情形下，圣经可以作为我们神圣的指南。其实，人类处在最坏的情形下，人类一向被那些吸血者，被虚伪贪婪的教士所支配。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形，要摆脱这种情形，《曙光》这本书，就是开始这个改变和摆脱的活动。
尼采在自传中说，要建设新的价值，就必须破坏一切旧的价值，这个时期的尼采，完全在从事破坏工作。他开始对一切价值重做估价，扫荡一切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不但是颓废的道德观念，而且是一切新价值的障碍，不扫荡这些颓废价值，便无法建立新的价值，所以，他大肆破坏。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尼采，是摆脱了叔本华和瓦格纳而向着怀疑和虚无主义出发的。
我们知道，虚无主义有两条出路，不是走向自我毁灭的颓废道路，便是从破坏中突出而走向诉诸行动的创造活动。我们也知道，俄国在大革命以前，是充满着虚无主义气息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中看出来。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早年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可是俄国的虚无主义，终于导致俄国的大革命，所以，虚无主义并不可怕，问题是如何面对虚无主义。现在，我们来看尼采如何面对虚无主义。对虚无主义的超越，是尼采后期思想的中心所在。
经过怀疑和虚无主义的破坏阶段以后，尼采终于发现了自己，他的主要思想内容渐次充实而展开。这个时期的作品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他思想的结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的基本观念——永恒轮回，是在1881年8月间形成的。尼采在自传中描写过获得这个观念的经过。
1881年8月间的某一天，他正在西尔乌普拉纳湖边森林中漫步的时候，突然间获得了这个观念。不过，在这一天的两个月以前，他曾发现过一个前兆，就是他在爱好方面有一个突然而深刻的转变，尤其在音乐方面。他说，也许整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都可以视之为音乐。他相信，在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许多条件中之一，就是他在听觉艺术方面的再生。
查拉图斯特拉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教主，尼采选择这个名字作为他的代言人。所谓《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尼采如是说》。如果我们要了解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的特质，我们先要了解他的主要生理状态，也就是尼采所谓“非常健康”的状况。关于这个“非常健康”的观念，他早在《快乐的知识》中就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这些新的、无可称谓以及高深莫测的人，过早地产生一个未经证实的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方法以达到新的目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健康，一种更强健、坚忍、勇敢和愉快的健康。”这种健康不仅是一种静态的享有，而且是经常的获取，也必须获取，因为他必须经常消耗它，因此，这些理想的追寻者，也许他们的勇气太过谨慎，以致经常触礁而受到挫伤，但是，他们一再重新获得他们的健康。
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未经发现的园地，是一个充满着美、奇妙、疑问、神性的世界。在他们生存的这块大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然而在他们面前，却有一个伟大的远景，他们的内心，充满燃烧的欲望，他们不能对今天的人类感到满意，“超越今天的人类”成为他们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任何人都能具有的，它只是某一种人的理想，它只是那些生命力旺盛，并且蔑视一直以来被视为神圣、良善、不可侵犯与极受崇敬之物的理想。
因此，查拉图斯特拉说：“我在我的四周画上圆圈和神圣界线。那些与我共登高处的人更加少了。我为自己在更神圣的山中，建造一个山脉。”这位在一切人类中最积极肯定的人，在他所说的每句话中，都充满了矛盾，然而，他身上一切对立的东西，最后都达到一个新的统一。人性中最高尚和最卑下的力量，最愉快和最可怕的力量，永远都是从一个源泉中流出。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前，没有智慧。唯有查拉图斯特拉的出现，“超人”这个观念，才变成了现实。
人是桥梁，不是目的。桥梁永远是过程，不是归宿。于是，他创造了“权力意志”这一观念，人不断地使自己高扬，不断地否定而超越虚弱的自己，将生命力的勃发，一层层地在自己内在鼓动起生命的创造，将自我超越作为实存的自我创造，以人自己为创造主，让一切价值与意志，由自己的重新创造而使之复生。“超人”观念就是这种超越性的具体化。这不是表示人以外的另一种东西，而是表示着“超越和凌驾”的意义。自我超越的苦斗途程，便是这超人性的实现。
在了解了超人性的意义以后，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说的“永恒轮回”的观念。所谓“永恒轮回”是说这个宇宙永远是重复着那已经存在的东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人类面对着这样一个宇宙，就像一个工人经年累月地面对着一部做同样活动的机器一样，工人面对着这样一部机器，总有一天会感到厌烦，如果人类会感到厌烦的话，那么，人类将永陷于虚无主义的死结中。要摆脱虚无主义的死结，人类唯有勇敢地接受这个命运，不要诅咒命运，而要对它产生一种爱，这就是尼采所谓“对命运的爱”。
唯有勇敢的人，才能面对这个没有意义、没有希望的世界，以自我超越的不息创造活动，充实自己，也替这个原本没有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唯有勇敢的人，才能肯定这个不幸的命运。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尼采的“对命运之爱”与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所表达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得更正确一点，加缪《西西弗的神话》的主要观念，应该是受尼采思想的启发而来的。
西西弗被判定在冥界推运巨石上山，当他把巨石推到山上的时候，它又滚落下来，第二天，西西弗又从山下把它推到山上，日复一日，他做着同一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永远没有完成的可能。可是加缪说，西西弗应该感到快乐。西西弗应该肯定这个命运，西西弗不应该问巨石能不能被推到山上，只肯定这个推运的过程，这个推运过程的活动，就是生命的意义，所以，西西弗的快乐，是虚无主义的超越，同样，尼采的“命运之爱”就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
我们可以说，尼采一生的思想都是对虚无主义的超越。他三个时期思想的展开，都可以拿这个观念连贯起来。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希腊人在面对存在的悲剧时，如何借助悲剧创造克服厌世悲观主义的苦闷问题。而尼采认为厌世主义乃虚无主义的先前状态，因此，《悲剧的诞生》中的问题，根本上也是虚无主义的克服问题。他中期的批判、怀疑和破坏工作，是彻底的虚无主义，“永恒轮回”是这种彻底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可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主人公的犯罪目的是为了享受忏悔的快乐，同样，尼采的彻底虚无主义，是为了享受超越虚无主义的喜悦。
如果我们说，斯宾诺莎在永恒相下洞察宇宙人生，以理性之光，参悟一种境界，因而过着完全智者的生活。相反，尼采则打破只以人为理性存在的观念，揭发理性主义的流弊，把人类一层层地发掘到非合理的生命根源，因而形成生命哲学的主流。当揭开生命的神秘之幕时，的确曾感受生命的烦恼，可是凭借悲剧意识，又从生命的烦恼中净化出来，重新感受生命的喜悦。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中心课题，就是发掘生命的最深处，因此，我们说尼采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最后，我们来看尼采思想给予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人对他的误解问题。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早就说过，他知道他的命运，他说，总有一天，人们会把他的名字和那可怕的回忆连在一起，和那前所未有的危机连在一起。他也说过，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束炸药。可是这束炸药不是某个团体的武器，而是炸开虚伪传统的，他不想建立什么信仰，他不想做什么教主，他不需要什么信徒，他只要做“真理之光”，以照破附着在传统之上的一切谎言。可是，纳粹法西斯党却断章取义地利用尼采说过的某些话，作为他们政治目的的哲学基础，歪曲尼采思想使之成为法西斯党的代言人。这完全是法西斯党的曲解，对尼采是一个很大的冤屈。
有人说，与其说尼采思想产生了法西斯党，不如说法西斯党创造了一个尼采。不过，这个被法西斯党创造的尼采，不是本来的尼采，而是被歪曲了的尼采。诚然，他的哲学是强者哲学，他的道德是刚性道德，所谓刚性道德是指勇敢、坚毅、强健等美德，可是其中并没有包含残酷、不仁等罪恶的意味。相反，尼采在思想上虽然强调强者道德，但他一生的行为，却充满了仁慈与同情，只是因为他生理上的脆弱，使他把强健勇敢偶像化，以至成为他的哲学原理。
表面上看起来，他崇拜过拿破仑，好像他轻视一般人，只崇拜天才和英雄人物，其实，拿破仑只是代表他心目中勇者画像的典型，他所轻视的只是那些自甘为群众的人，因为甘为群众的人，把一切价值都平面化，不容许有任何特立独行和差异存在，这种人都是没有个性的人，都是心理上的弱者，他们都缺乏创造力。不过，尼采虽然轻视这种人，但是，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善待这种贱民，这是伟大人物的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强调伟大人物的责任感，伟大人物应该造福于他所轻视的贱民，而且，伟大人物为这些贱民造福，并不希望获得任何报偿，只是伟大人物充满了创造力，他生命力的充溢，使他必须散发他的热和光。
我们试看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如何说吧。
查拉图斯特拉三十岁时离家上山修道。
十年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对着升起的太阳说：
“伟大的星辰，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光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查拉图斯特拉下山传道，
他要把他的真理之光，在那些堕落的人类中散播，
使他们走出几千年来价值的迷宫，
摆脱作为谎言傀儡的命运，重做真正的人。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人类必然具有无比的热情，查拉图斯特拉的高峰，虽然荒僻孤寂，然而他的热和光，还是要洒上颓废腐败的人类，可是人类腐化已深，难以挽救。
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篇寓言中所说的，当一批预言家、科学家、圣者，来到查拉图斯特拉所居的洞穴时，查拉图斯特拉向他们宣布上帝已死后，就离开了片刻，当他重新回到这些人的地方时，发现他们在向着驴顶礼膜拜。这表示即使人类中的佼佼者如科学家和圣者，也不能一天没有依赖者，所以一旦他们的上帝被宣布死亡，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个替代者，一头驴也可以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试想这样的人类，不值得这位思想家轻视吗？
自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风行以来，人类更加积习难返，二十世纪的文化，完全是平面文化，完全是数量文化，即使今天我们最称颂的民主政治，也只是人头政治，以人头的多寡决定政治的动向，其实，人头的多寡怎能判定善恶是非，因为除了极少数的国家以外，这种多寡的形势，大多是由于金钱和社会势力促成的，所以，表面上看似民主政治，实则社会恶势力政治，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采的先见，确实，这种空洞的民主政治，远不如知识的贵族政治，至少在知识的贵族政治之下，还能激发人去做一个人，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却是消除人的个性的。
1998年10月
重排大字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