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头一经萌生，赵鞅马上雀跃起来。他要去找他的伙伴，不为寻求安慰指点迷津，只为他想见他，无论做什么都行。尽管他已不是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只要有一刻嬉戏，他仍不想放弃。唯有如此，他才不会沉迷焦虑。责任未来被抛诸脑后，重回那个少年的渴望变得如此迫切。
有一天，时光远走，再回首，赵鞅一定会念念不忘今日的自己。因为，此时的一切都是平和幽静的。除了父亲离去带来的悲伤，还有亲人朋友的温情，对友谊的渴盼。他的心是萌动温热的，不必应付背叛、挑衅、羞辱，不必承受冲动的惩罚，更不需疲于应付来回翻覆，奔波于平息战火。
18岁的这一天，稀松平常。随着时序一日日推进，渐渐变成不平凡。其中有赵鞅的性格使然，更有时局变幻莫测，利益角逐的身不由己。
这一年，经历丧事的不只赵鞅，还有周王室。
六月，太子寿病逝。两个月后，太子母亲、周景王之后穆后，因不堪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苦，忧思成疾，匆匆离世。
同为姬姓，又与成周接壤，晋国理当派人前去吊唁。于是，时任君主昭公派下军将智跞领队，籍谈为副手，前往周王室慰问吊唁。
历史进入春秋，由于诸侯争霸扩张领土，周王室所辖土地人口锐减，地位每况愈下，财政更是捉襟见肘。
周桓王时，遭遇饥荒，王室揭不开锅，不得不求助鲁国君主号召诸侯接济；周襄王去世，王室竟拿不出丧葬费，只得派使臣去往鲁国“讨要”币帛，银两送到，襄王才入了土。
随着时间流逝，时序已来到春秋后期，王室的境况可想而知。
得知晋国使者要来，周景王动起了小心思。
安葬完毕，除去丧服，周景王决定宴请晋国两位使者。为此，他精心准备，还特意拿出鲁国进贡的壶作为酒杯。
宾主客套几句，周景王终于问出了隐藏已久的疑问。“诸侯都有礼器献给王室，唯独晋国没有，却是为何？”说完，他一饮而尽，用力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晋国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的封国，与周王室是叔伯兄弟，关系密切。其次，晋国是响当当的中原霸主，各中小诸侯唯其马首是瞻，威风八面，实力超群。按理说，此次周王室损失惨重，晋国应该出手阔绰，重金抚慰，方显兄弟情谊。
谁曾想，晋国此行，敷衍了事，派出的使者都是年轻气盛，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后生。除此之外，最让周景王恨得咬牙切齿的是——奠仪简陋寒酸，微薄可笑。
连失两位至亲，照理普通人根本无暇理会帛金厚薄礼仪轻重，可是，此时的周景王不一样。他已穷极可怜，像饱受饥饿的乞丐，饥肠辘辘，顾不得脸面，着急讨要食物，填饱干瘪的肚子。
周景王的话一出口，晋国两位使者一下愣住了。虽说周王室不济，可是如此直白的索要贡品，显然太出人意料了。
智跞不作声，他朝籍谈使眼色。
“呃”籍谈清清嗓子，整理好思绪，缓缓说道：“诸侯受封时，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社稷，所以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与戎狄为邻，远于王室，天子威严无法到达。疲于应付戎狄不暇，何来彝器进贡？”
周景王一听，十分不悦，忿然作色道：“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难道没有分到赏赐？密须的名鼓及大辂，曾是文王检阅军队所用。阙巩的铠甲，乃是武王克商所著。唐叔受之，择居晋地，与戎狄共处。”
景王太过生气，说得太急，中途换了口气，继续道：“不仅如此，还有襄王赐予文公的大辂、戎辂、斧钺、黑黍酿造的香酒、红色的弓弩、勇士、南阳之田，如此厚赏，怎可一笔抹杀？”
“有了功勋不废弃，有功绩就记载在策书上，用土地奉养，以彝器安抚，以车服表彰，用旌旗显耀，命子孙不忘，如此则谓福。福祚不记，未知其可。”
“昔日尔高祖孙伯黡，执掌晋国典籍，主持大事，故称籍氏。”景王恶狠狠的盯着籍谈，扬声道：“尔为司典之后，何故忘之？”
周景王的一番话，语气尖刻，气势磅礴，有理有据，层次递进，步步紧逼，晋国来使面面相觑，不敢作声。籍谈更是冷汗涔涔，面皮涨得通红，耷拉着脑袋，半天发不出一个音节。
沉默令气氛更尴尬，宾主双方都不知如何打破僵局，只得听之任之。
既是已经撕破脸皮，周景王也不好强逼对方改变主意，只得以身体不适为由，草草结束宴会。
回到寝宫后，周景王长叹一声，对左右侍从说道：“籍氏恐怕后继无人了，数典而忘其祖，实在大不该。”
今天我们的成语辞典里的“数典忘祖”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抛开这段不甚愉快的会面，如何评定双方的言行，各打五十大板比较客观中性。
身为副使，籍谈应对不当，反应迟钝，实属大过。毕竟，身为诸侯国，又是姬姓国，晋国先君肯定受过不少周王室的赏赐，这是肯定的。普通的卿大夫都应该具备这些常识，更何况是史官之后，怎会分毫不知？
这个籍谈，要么是才疏学浅的无能之辈，能不当其职，不具备外交使节的辩论之才，要么就是经验浅显，临场应变能力浅薄。否则，随便找个借口敷衍景王，说是旅行匆忙礼数不周，改日一定补上，日后不认就是，想来景王也不敢要他立字据吧？
再说周景王。一年中有两次三年之丧，已属大不幸。三年的丧礼，虽然贵为天子，服丧仍得满期，这是礼法所定，不能轻易改变。身为天子，即使真的不能服丧满期，饮宴奏乐未免太早，仍是不合于礼。除了与吊丧的宾客饮宴，又大肆索要彝器，显然是把忧虑当成欢乐，更是有违伦常。
再者，从过往经验来看，天子所得彝器，皆从嘉奖功勋而来，而非丧事。周景王企图借丧事为由，满足自己的私欲，不合礼法不算，还大失天子威仪。天子失礼在先，就算巧言善辩，引经据典，又有何用？
最终，这场宾主双方均有过失的会面，以不欢而散收场。
逝者已去，周王室的羸弱无助日益加剧。反观晋国，对中原的影响力也在下滑。
早在赵武任晋国执政时，晋平公就曾下令诸侯为杞国筑城，还派人向鲁国索要其侵占杞国的土地。当时，赵武和一干大臣就颇有微辞。杞国仗着与晋国的姻亲关系，提出各种要求，从未停下脚步。
八年前，晋平公又派人前往鲁国划定杞国与鲁国的边界。晋国虽未狮子大开口，山长水远跑来为几乎没有存在感的杞国划定与鲁国的界线，其用心自是司马昭之心。
鲁国权臣季孙氏心明眼亮，马上向孟孙氏施压，要孟孙氏放弃与杞国临近的几个县邑，以全晋国之意。孟孙氏不肯，季孙氏便劝，识时务者为智者，不让步，肯定得罪晋国，惹得大军前来，不如暂且依之，待日后有机可乘，再图谋杞国。
结果，当然是晋国得偿所愿，替杞国又长了一次威风。
然而，正如赵武从前所担忧的，如此偏袒杞国，鲁国虽迫于压力不得不顺从，内心难免怨怼。诸侯国看在眼里，鄙视在心头。强人所难，逼迫屈从，难以服人，只会结怨。郑国、卫国和鲁国一样，同为姬姓国，目睹晋国为一己私利，得罪同姓国，更是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