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纽约中午的街头，闷热的水汽越来越多，越压越低。路边消防水龙头不知被谁打开了，白花花的水柱横撞出去，冲破了密密实实的热浪。这好像是给憋得喘不过气的人们一个复仇机会似的，引得一群孩子大声喝彩起来，热心地给所有过往车辆都“凉快”了一下，也不问人家愿不愿意；有几辆敞篷吉普车远远地看见，自知消受不起这份待遇，绕道走了。倒是马路对面打盹的流浪汉此时响应得特别积极，他一边和孩子们嘲笑着逃走的车子，一边冲进水瀑里，又叫又跳；反正在世上只拥有这一身破衣裳，何不享受一下免费淋浴呢？他放声大笑，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笑声有些刺耳，笑得有些勉强，孩子们显然受了鼓舞，热切而顽皮的眼光四下张望，竟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过路的我。我哪敢有一点儿怠慢？一脸真诚地说：“哦，多谢了，还是请他多享受一会儿吧，我就不必了！”孩子们笑起来，我也笑了，不过笑得有些紧张。纽约的孩子们呀，嘿，你可拿不准他们会干什么。
我小时候又何尝不爱玩水呢？
那时候父母工资不高，我的玩具并不多。进玩具店时，妈妈总会先问我：”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我当时只有六七岁，可是最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那多丢人呀！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我郑重地应允了妈妈，推开玩具店厚重的大门，在比我还高的玻璃柜前停下了脚步。那是一座殿堂，充满奇迹和幻想。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玻璃上。当时我暗暗定下理想：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这些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这样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小小的我怎么会知道，妈妈着着女儿眼巴巴的神情，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有一次我感到很意外：妈妈看到邻居小红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我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我一下慌了手脚——现在想起，后来考大学填志愿都没有这么为难过。最后，我没有选玩具火车——那个太贵了，要十五块钱哩！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
当天，就有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
很快，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枪。
多少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水有时喷到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刚张口惊叫，又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被喷进了嘴里。于是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开心的、满是童音的尖叫声压过了柳树上的蝉鸣，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当时，孩子们的游戏多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常用的台词有：“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我掩护！”这样悲壮的情节有时也会被搅得一锅粥：“我刚才已经打中你了，你该已经死了！”
“没有，只是受伤，还没死呢！”
“你是演坏人的，坏人就应该比好人先死！”“谁规定的呀！”
“电影上都是这样的。”
“那干嘛老让我演坏人呀？我该当一回好人了！”
“你个子矮，谁见过游击队员比鬼子还矮的呀？”
“矮怎么了，矮就不能当好人啦！”
吵得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直到其他孩子插嘴说：“别吵了，枪里都没水了，咱们去灌水吧。”于是顾不得好人坏人、是非曲直还没辨清，撒腿就往楼里跑：能玩水，管它是玩演游击队员还是演鬼子呢。
有一阵，楼里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的“大案要案”，孩子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我们决定每天中午在大人午休时看守自行车棚。当然要躲在暗处，像所有伏击敌人的游击队员那样，等坏人出现，我们就吹哨子，然后用最先进的喷水枪向坏人脸上乱喷，保管他睁不开眼睛，等爸爸妈妈们及时赶到抓住坏人后，就乱亲我门，夸我们是小英雄，说不定还会再买把喷水枪奖励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使双枪了！
接下来的几天中午，我们躲在楼道转弯的一扇小门背后，手里紧握着灌满水的小手枪，个个汗流泱背，紧张得不敢说话。树上的蝉儿没有了竞争对手，心花怒放地大唱特唱，唱得人心里痒痒的，真想拿根竹竿把它们都粘下来。但这样的念头终于被当小英雄的坚定信念镇压下去了。
熬到第四天，真有点熬不住了，天气预报午后有大雷雨。中午时分，天气闷热得就像今天的纽约。几个孩子躲在全楼最不通风的地方，滋味可想而知。坏人，你在哪儿呀？求求你，快出来吧，好不好？你如果再不来，我们，我们可要——睡着了。
就在此时，车棚边，柳树下，走过一黑影，一个老头，七十岁上下，手里拄着拐杖，抬头看看低沉的天，又东张西望，然后，径直向一辆停在车棚边的自行车走去。我们认识他，他是住在楼后平房的邱老头，平时一个人过，很少有人理他。听人们说他解放前是个地主。他总在人们上班，四下清静的时候才出来走走，行动很慢，脚步很轻。大概有风湿病，所以夏天也穿长袖长裤，黑色的。我们没见他发过火，也没见他笑过。有一次他想给我们水果糖吃，我们说：“谁吃地主的糖！”他倒是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电影里说，地主都有本变天帐。邱老头的变天帐是不是就藏在那根粗粗的拐杖里？中午他到车棚做什么？莫非..对呀，地主等于坏人，偷自行车的就是坏人呀！只见他走到自行车前，就去搬车的后轮——不是他是谁？我们被自己正确的判断所激动着。等待了四天，四个闷热的、没有游戏的中午，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且，我们手里有枪！
且慢，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沉住气。游击队长总是要拦住性急的战士说：“再等一等。”好吧，再等一等。只见他一手抬起后车轮，一手握把，径直把车推进了车棚，又左搬右挪，为那辆车腾出个车位。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应该看看四下无人，就开始撬锁，或把车推到更远的角落去呀！而且他又回转身，走向另一辆自行车，夹起拐杖，抬起后轮..又走进了车棚。这时，天上的闷雷一阵阵隆隆地滚过，乌云一层层厚厚地压下来，我们被眼前出现的事搞得不知所措。邱老头当然看不见我们，他不时看看天，加紧了并不稳健的脚步，几乎是蹭着地皮把门口最后一辆车拽到棚里去了。已经有雨点噼噼啪啪地摔打下来。他环顾四周，长长舒了口气，又倚在拐杖上喘了一会儿，回转身，险些撞到柳树上，定了定神，绕过树，走
雨，哗哗地下起来，天空一定有一把最大的喷水枪，把地上的浮土撞得溅开去，弄得清凉的空气里满是土腥味儿。但它是不是也跟门边呆站着的孩子们一样，因为找不到游戏的对手而沮丧难堪？丢失了熟悉的游戏规则，手里鼓鼓的喷水枪显得那么多余。
有大人跑过，问有没有看见他放在门口的自行车。我们说，邱老头推到车棚里去了。他将信将疑，拿了雨伞专门去查看了一下。回来时嘟囔一句：“这老头，还挺有心的。”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喷水枪早已无影无踪，那个拄拐仗的黑色身影也再不会出现。无论是北京还是纽约，夏天还是酷热，孩子们，还一样爱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