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房子 · 一

    母亲还是决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里清楚,房子将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后被拆迁掉。

    这个决定是在从镇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陈列室里,她看到那条用铅笔绘制的、潦草而别扭的线,像切豆腐一样从这房子中间劈开。

    她甚至听得到声音。不是“噼里啪啦”,而是“哐”一声。那一声巨大的一团,一直在她耳朵里膨胀,以至于在回来的路上,她和我说她头痛。

    她说天气太闷,她说走得太累了,她说冬天干燥得太厉害。她问:“我能歇息吗?”然后就靠着路边的一座房子,头朝向里面,用手掩着脸不让我看见。

    我知道不关天气,不关冬天,不关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个角落拼命平复内心的波澜。

    这座四层楼的房子,从外观上看,就知道不怎么舒适。两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层的楼房,后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经斑斑驳驳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边这占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层楼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几次修建的结果:底下两层是朝西的坐向,还开了两个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门——母亲曾天真地以为能在这条小路做点小生意,上面两层却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没有如同一二层铺上土黄色的外墙瓷砖,砖头和钢筋水泥就这样裸露在外面。

    每次从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远远看到这奇怪的房子,总会让我想起珊瑚——一只珊瑚虫拼命往上长,死了变成下一只珊瑚虫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继续往上长。它们的生命堆叠在一起,物化成那层层叠叠的躯壳。

    有一段时间,远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习惯用GOOGLE地图,不断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轮廓。从一个蓝色的星球不断聚焦到这个点,看到它别扭地窝在那。多少人每天从那条小道穿过,很多飞机载着来来往往的人的目光从那儿不经意地掠过,它奇怪的模样甚至没有让人注意到,更别说停留。还有谁会在乎里面发生的于我来说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态鱼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为那群斑斓的鱼做安静陪衬,谁也不会在意渺小但同样惊心动魄的死亡和传承。

    母亲讲过太多次这块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岁,父亲二十七岁。两个人在媒人的介绍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辈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了。父亲的父亲是个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弃的浪荡子,因为吸食鸦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几岁的父亲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样,结婚都得靠自己。当时他没房没钱,第一次约会只是拉着母亲来到这块地,说,我会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盖一座大房子。

    母亲相信了。

    买下这块地是他们结婚三年后的事情。父亲把多年积攒的钱加上母亲稀少的嫁妆凑在一起,终于把地买下。地有了,建房子还要一笔花费。当时还兼职混黑社会的父亲,正处于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拍拍胸膛到处找人举债,总算建起了前面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说以后再修。

    父亲不算食言——母亲总三不五时回忆这段故事,这几乎是父亲最辉煌的时刻。

    她会回忆自己如何发愁欠着的几千块巨款,而父亲一脸不屑的样子,说,钱还不容易。母亲每每回忆起这段总是要绘声绘色,然后说,那时候你父亲真是男子汉。

    但男人终究是胆小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是还不开窍还不知道怕——母亲后来几次这么调侃父亲。

    第二年,父亲有了我这个儿子,把我抱在手上那个晚上据说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点就摇醒我母亲,说,我怎么心里很慌。

    愁眉苦脸的人换成是父亲了。在医院的那两天他愁到饭量急剧下降。母亲已经体验到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为没钱交住院费,母亲被赶出了医院。

    前面有个姐姐,我算第二个孩子,这在当时已经超生,因而母亲是跑到遥远的厦门生的我。从厦门回老家还要搭车。因为超生的这个孩子,回家后父亲的公职可能要被辞掉。从医院出来,父亲抱着我,母亲一个人拖着刚生育完的虚弱身体,没钱的两个人一声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么回到小镇上的家。

    走到一个湖边,父亲停下来,迷惘地看着那片湖,转过头问,我们回得了家吗?

    母亲已经疼痛到有点虚脱了,她勉强笑了笑:再走几步看看,老天爷总会给路的。

    父亲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我们真的回得了家吗?

    再走几步看看。

    一个路口拐过去,竟然撞上一个来厦门补货的老乡。

    “再走几步看看。”这句话母亲自说出第一次后,就开始不断地用它来鼓励她一辈子要依靠的这个男人。

    公职果然被开除了,还罚了三年的粮食配给,内心虚弱的父亲一脆弱,干脆把自己关家里不出去寻找工作。母亲不吭声,一个人到处找活干——缝纫衣服、纺织、包装。烧火的煤是她偷邻居的,下饭的鱼是她到街上找亲戚讨的。她不安慰父亲,也不向他发火,默默地撑了三年。直到三年后某一天,父亲如往常一样慢悠悠走到大门边,打开门,是母亲种的蔬菜、养的鸡鸭。父亲转过身对母亲说:“我去找下工作。”然后一个月后,他去宁波当了海员。

    过了三年,父亲带着一笔钱回到了老家,在这块地上终于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亲花了好多钱,雇来石匠,把自己和母亲的名字,编成一副对联,刻在石门上,雕花刻鸟。他让工匠瞒着母亲,把石门运到工地的时候还特意用红布盖着,直到装上大门宣布落成那刻,父亲把红布一扯,母亲这才看到,她与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命名了这座房子。

    当时我六岁,就看到母亲盯着门联杵着嘴,一句话都没说。几步开外的父亲,站到一旁得意地看着。

    第二天办落成酒席,在喧闹的祝福声中,父亲宣布了另一个事情:他不回宁波了。

    酒桌上,亲戚们都来劝,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几倍的工资,偶尔会有跑关系的商家塞钱。父亲不解释,一直挥手说反正不去了。亲戚来拉母亲去劝,母亲淡淡地说,他不说就别问了。

    后来父亲果然没回宁波了,拿着此前在宁波攒的钱,开过酒店、海鲜馆、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败一次,父亲就像褪一层皮一样,变得越发邋遢、焦虑、沉默。然后在我读高二的时候,父亲一次午睡完准备要去开店,突然一个跌倒,倒在天井里。父亲中风了。

    也是直到父亲中风住院,隔天要手术了,躺在病床上,母亲这才开口问:“你当时在宁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处理不来,干脆躲了吧?”

    父亲笑开了满口因为抽烟而黑的牙齿。

    “我就知道。”母亲淡淡地说。

    父亲当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边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边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边的主房,现在留下没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亲生病长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里,父亲完成了两次中风,最终塑造出离世前那左半身瘫痪的模样。而在右偏房,姐姐哭着和我说,当时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妆,她已经认定自己要嫁一个穷苦的人家,从此和一些家里比较有钱的朋友,断了联系。

    我记得她说那句话的那个晚上。她和当时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钟就回来了。进了房间,躲着父母,一声不吭地把我拉到一边,脸涨得通红,眼眶盈满了泪,却始终不让其中任何一滴流出来。平复了许久,她开口了:“答应我,从此别问这个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问,你也拦住不要让他们再说。”

    我点点头。

    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他问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