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一九六五年，他七十岁时回台北定居，主要的理由是他对台北有一种亲切之感。他在美国、欧洲住了三十多年，有一次到台北访问，听见人们讲闽南话，非常高兴。他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中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他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
我们漳州民间，穷苦者什之一，富户劣绅亦什之一，大半耕者有其田。但是生活水准，教育普遍自不如今日之台湾。由是，每每因乡语之魔力使我疑置身故乡之时，又觉骇异二事。一、这些乡民忽然都识字，而且个个国语讲得非常纯正，这不是做梦吗？又路上行人，男男女女，一切洋装、村装妇女，我所疑为漳州妇女的，又个个打扮得那样漂亮，红红绿绿，可喜娘儿一般，与吾乡少时所见不同，由是给我一种恍然隔绝人世可遇而不可求的美梦。”
父亲对台北的亲切感使他决定回来定居，双亲是在阳明山租了一幢房子住。后来，蒋介石表示要为他们建筑一幢房子，父亲接受了。这是他生平惟一一次接受官方的恩惠，蒋介石并且请他任考试院副院长，父亲婉辞了。
父亲的房屋位在阳明山仰德大道。房屋是他自己设计的，沿着大道有一堵白色的围墙，中间有一扇红色的大门，踱过精致的花园，穿过雕花的铁门，是个小院子，院子中有树，有个小鱼池。房屋右边是书房卧房，中间是客厅饭厅，阳台面对绿色的山景。他说，“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
父亲在台北的日子过得很快乐，他忙着写作，为“中央社”写的专栏名为“无所不谈”。
原来，一九六四年秋，马星野先生在巴拿马担任“大使”五年之后，受命出任“中央通讯社”社长。十一月中旬，他自巴拿马返台，路过纽约。某一晚上，在宴席上，他向父亲提出请他为“中央社”写专栏。父亲允予考虑。他自一九三六年赴美专著英文书籍，中文写作此调不弹已三十年。现在有机会复操旧业，他“不免见猎心喜，欣然答应”。马氏从台北写信给他说，专栏内容，无所不谈，没有限制。父亲即以“无所不谈”四字做专栏的称呼。他在该栏第一篇“新春试笔”中说：“承星野兄之好意，嘱我撰稿。政治既不足谈，惟谈文艺思想山川人物罢了。我居国外，凡三十年，不教书，不演讲，不应酬，不投刺，惟与文房四宝为老伴，朝于斯，夕于斯，乐此不疲，三十年如一日。星野兄叫我拥重兵，征西域，必谢不敏。叫我挥秃笔，写我心中所得，以与国内学者共之，则当勉强。”
此专栏自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开始发稿，每月四篇。在台湾，有十三家报纸订户，在国外，有港、菲、泰、美洲（纽约、旧金山、多伦多）等十二家报纸订用，同时刊出。“无所不谈”的读者，当在五百万人左右。父亲一共写了一百八十多篇。后来，台湾文星书店汇编出版，为第一第二两集。（一九七四年，开明书店出版《无所不谈》单行本。）下集中，父亲有篇自序，说：“这些文章，第一部分是主张‘温情主义’，反对宋明理学。希望大家能明孔孟并非程朱，程朱也并非孔孟。又一部分，是讲读书的旨趣，及正当方法。大部分，是比较轻松幽默的文字，这种文字，庄谐并出，台湾还没有人敢写。”
一九六九年，父亲继罗家伦为台湾笔会会长。次年六月，亚洲作家第三次大会由中国主办，在台北召开。身为笔会会长，父亲身当其冲，责任艰巨。事务由王蓝、殷张兰熙、姚朋负责处理。参加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有十八个，出席代表一百三十多人，大多是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
父亲代表东道主致开幕词，他说：“这是一个考验人类灵魂的时代，但也不必忧愁。一个怀疑自己的文化，绝不能继续存在。”他希望亚洲的作家要“分辨永恒的真理与短暂的时间，存古创新，坚定地站在人性的基础上，抵抗各种邪说的狂风。”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日本代表佐藤亮一就翻译问题发言。这位翻译过一百本书的名教授曾将父亲的《京华烟云》等作品译为日文，他赞美父亲的作品“优美绝伦”。他说，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不免为同情书中主角的悲惨命运而泪随笔下。
同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父亲是韩国笔会所邀请的贵宾，韩国各大报几乎都把父亲到达的新闻刊在第一版。父亲在国内数十年前有“幽默大师”之名，这次大会的主题：“论文学中的幽默”，好像是为他而设的。在他演讲结束之后，掌声如雷。作家姚朋（彭歌）回忆说，当时他想我们文坛上，作家能为世界各国人士所敬慕的，恐怕只有一个林语堂了！
父亲在阳明山居住的岁月，更为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在一九六五年底父母亲到香港来看我们时，就与中大校长李卓敏谈到他终生的抱负，即编纂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当时只有两种汉英词典在国际间流行通用。一是一八九二年翟理斯（HerbertA.Glles）编的《汉英词典》（“Chinese-EnglishDictionary”），以及一九三二年麦氏（R.H.Mathews）编的《麦氏汉英大辞典》（“Mathews,Chinese-EnglishDictionary”）。这两部字典已经不足以应付当代的需要。一九六七年春，父亲受聘为中文大学的研究教授，主持词典的编纂工作。资料的收集、查核、抄写等工作，由一小组人员在台北担任。
在台北双城街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马骥伸、黄肇珩，他们担任收集资料、查核，后来添了陈石孚，他在英文方面有所贡献。
父亲认为编词典的工作“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寻发真理，自有其乐。”事实上，这分工作的庞大艰难，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
他拟了词典的蓝图，即编辑体例的概念，与马骥伸、黄肇珩商量，要他们仔细研究，提出意见。最初六个月，大概都花在体例问题上，父亲不惮繁琐，一再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了“大样”。这时，编辑小组开始试稿。他们帮父亲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作好之后，把稿子交给父亲，由他审定，再译成英文。
每天七八个，甚至十个、十二个小时，他都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这种繁重的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凡在草稿中有疑问，他必反复问明出处、用法。偶尔触发灵感，想到佳妙词语，他便拨电话问办公室的同仁，是否已采录。译到得心应手，他会将纸片交司机送到双城街，供大家共赏。所有原稿自始至终他都一一过目、修改，并且一校再校。
工作虽然忙碌，但日子也过得很快乐。家里有佣人，母亲不必再自己操劳家务。早上有人挑刚刚从山上砍下来的竹笋来卖，中午杀一只鸡炖汤吃，那是几十年来没有尝到的美味！进城吧，到圆环去吃蚵仔煎、炒米粉，或是去“一条龙”吃饺子。要不然换换气氛，到统一大饭店的咖啡室饮一杯咖啡，吃一块奶油蛋糕。
他也喜欢逛街，有一回他跨进五金店的门，买了一把锤子、一圈铜丝，和不少可用而不必要用的钢铁器物，原因很简单，起初倒无意要买什么。可是店主是一口真正的龙溪话，普通的闽南话，都有多少县分的腔调不同，生为龙溪人，听到真正的故乡的音调，难免觉得特别的温情。他们一谈谈到漳州的东门，又谈到江东大石桥，又谈到漳州的碱水桃、鲜牛奶，不觉一片儿时的欢欣喜乐，一齐涌上心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他们做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在台北，父亲有许多老朋友，也交了许多新朋友，黄季陆、罗家伦、吴大猷、刘绍唐、查良钊、蒋复璁、沈刚伯、毛子水、李济、吴经熊、张大千、钱穆、徐吁、刘甫琴、沈云龙、谢冰莹、阮毅成、钱思亮、何容、黎东方、陈石孚、魏景蒙、叶公超，只不过是许多朋友中的几位。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常到家里来访。有一次，父亲在书房工作，佣人进来说，“蒋院长来了。”
“请他等一等”，父亲说，过了一段时间才走到客厅，赫然发现是行政院长蒋经国，他事先没有通知就来了。以后他也再来过几次。
比较年轻的朋友有王蓝、姚朋、殷张兰熙、马骥伸、黄肇珩……数也数不完。
台湾的作家、画家、诗人和文艺青年在文艺中心的大厅，为父亲举行“幽默之夜”盛会，有一百二十人来到。父亲以姓林自豪，把林则徐、林黛玉、林肯都扯上了。司马中原、林海音、楚戈、段彩华、孙如陵、朱桥等当夜都妙语如珠。
父母亲住在台北时，我住在香港，常到台北去看他们，双亲精神奕奕；不像七十多岁的人。有一次，我去台北住几天之后，双亲送我到松山机场。我们到得太早，于是在咖啡室消磨时间。不久，从窗外看见一架飞机降落，一小队士兵操过去迎接。父亲见了叫道：“快点来看，什么大人物到了！”他跑到窗边看，母亲也跟了过去。我心里想，他也可以算是“大人物”，七十多岁了，的确还没有失去赤子之心。
那部父亲认为是他写作生涯的巅峰之作：《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全书约一千八百页。他费了五年的工夫在这部词典上。记得我去香港启德机场接他们，在乘小轮过海的时候，他站在甲板上，喜形于色，对我说：“我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我替他高兴。他不知道，别人在七十七岁之前早就退休了。
父亲八十岁时，世界笔会推举他为副会长，这是除印度光诗南、日本川端康成之外，亚洲作家中荣膺此职位的第三人。那年，他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父亲过世已将近二十五年，但是他的作品不断在英、美、德国、巴西、印度、日本等许多国家出版，共有约四十种新版本，销路不衰，持续宣扬我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在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父亲作品文集、全集、单行本非常畅销，总销量以百万计。
父亲的手稿和各种作品版本都陈列在“林语堂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前来参观，委实是台北市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