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经接近结局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但这要以后才会发生，尚在三年之后。在这期间，还有许多麻烦，许多戏剧性的变化，但我觉得那都不是我想要说的故事。我回到纽约后，索菲和我分居了将近一年。她已对我心灰意冷，而最终我经历了数月的煎熬总算让她回心转意了。用此时此刻（1984年5月）的观点来看，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是值得重视的。相比之下，我生活中其他事情只不过是顺便一过。
1981年2月23日，本的弟弟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保罗，为了纪念索菲的祖父。几个月后（7月份）我们搬到了河对岸，租了布鲁克林一幢褐砂石公寓顶上的两个楼层。9月，本上幼儿园了。我们全家去明尼苏达度圣诞节。我们回家时，保罗已经能自己走路了。本，已渐渐地将他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说弟弟的成长全是他的功劳。
至于范肖，索菲和我再也不说起他了。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越是不提他，就越表明彼此间的忠诚。我把斯图尔特·格林预付的稿酬退回去了，正式停止了那部传记的写作，那之后我们只提到过他一次。就是我们决定重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而且是以严谨务实的方式。范肖的小说和剧本仍在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益。索菲说，如果我们还想维系这个婚姻，那我们就不能花这些钱。我同意她的意见。我们去找别的赚钱门路，把那些版税作为信托基金留给本——以及之后的保罗。最后，我们决定雇用一个文学代理人来管理范肖作品的事务：受理剧本演出，涉及作品重印的谈判，处理各种合同事宜，诸如此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如果范肖还有力量毁灭我们，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这么做，因为我们希望他毁灭我们。这就是我从来都不告诉索菲真相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真相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的沉默中，我无意打破这种沉默。
可是，我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我在巴黎最后那一个月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而我也逐渐接受了。接下来的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不可避兔的，与其再否认它、自欺欺人地说我可以摆脱范肖，我试图让自己作好准备，以待任何事情的来临。我相信，正是这种任何事情的力量，使得这个故事难以言述。因为当任何事情可能发生时——恰好也就是语言开始无能为力的时刻。范肖有多么无法规避，就有多么无迹可寻。我学会了接受这一点。我学会了与他共存，就像与我自己的死亡共存。范肖本人并没有死——但他就像是死亡，在我心中扮演着死亡的象征。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巴黎的崩溃，我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死在那里，可那已经非常接近了，有那么一瞬间，也许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体会到了死亡，我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这种邂逅是无法祛除的。一旦发生过，就一直会发生；你将它共度余生。
那封信在1982年的春天早早地来了。这回盖的是波士顿的邮戳，语气比上次更为简明扼要，更带有一种紧迫意味。“不能再拖下去了，”信上说，“必须跟你谈一谈。波士顿，哥伦布广场9号，4月1日。事情都在这里了结，我保证。”
要找个借口去波士顿，我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事实证明这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虽然我坚持不让索菲知道任何实情（感觉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但我也不知怎么的不想再说谎，即使这是必需的。两三天里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只能编出一个蹩脚的谎话说是要去哈佛图书馆查阅资料。我甚至都想不出假装要查什么资料。我想，就说自己要写一篇什么文章，就怕其中出什么差错。重要的是索菲没有反对。好吧，她说，尽管去吧，诸如此类。我的直觉是她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只是一种感觉，没有必要去作什么猜测。就索菲的话而言，我宁可相信她没有藏着什么。
我订了4月1日的早班火车。我出发的那个早上，保罗五点钟之前就醒了一会儿，爬上床和我们睡到一起。过了一个小时，我强迫自己醒来，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朦胧的光线打量着索菲和孩子——伸展着四肢，安然自适，他们是我的归宿。本在楼上的厨房里，已经穿上衣服，一边吃香蕉一边画画。我给我们两个炒了一些鸡蛋，告诉他我要坐火车去波士顿。他想知道波士顿在什么地方。
“离这儿大概两百英里的地方。”我说。
“像太空那么远吗？”
“如果你直接向上的话，就近多了。”
“我想你应该到月球上去。火箭飞船比火车更好。”
“我会坐飞船回来的。他们每星期五有波士顿到月球的航班。我到了那边就去订个座位。”
“好啊。那你就可以告诉我月球是什么样了。”
“如果我找到了月亮石，我会给你带来一块回来的。”
“那保罗呢？”
“也给他一块。”
“那就不用了。”
“怎么啦？”
“我不想要月亮石。保罗会把石头搁进嘴里，那会把他噎住的。”
“那你要什么呢？”
“一头大象。”
“太空里没有大象。”
“我知道，可是你不是去太空啊。”
“是的。”
“我敢说波士顿一定有大象。”
“也许你说得没错。你想要一头粉红色的大象还是一头白色的呢？”
“要灰色的大象。一头大大的胖胖的褶皱很多的大象。”
“没问题。这可是最容易找到的。你想让我把它包起来装在盒子里，还是用绳子把它牵回来呢？”
“我想你该骑回家来。你坐在大象上，头上戴着王冠，就像一个国王。”
“是什么国王呢？”
“是小男孩们的国王。”
“那我得有一个王后了？”
“当然，妈咪就是王后。她会喜欢的。也许我们该把她叫醒告诉她。”
“别这样。我还是回家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更好些。”
“好主意。她没看到的话是不会相信的。”
“是啊。我们不想让她失望。万一我找不到大象呢。”
“噢，你找得到的，爸爸。别担心。”
“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呢？”
“因为你是国王。一个国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一路上都在下雨，火车到达普罗维登斯时甚至有点要下雪的迹象。在波士顿，我给自己买了一把雨伞，步行走了两三英里。大雨将至，街道阴沉沉的，我走到南城时，几乎没看见什么人：一个醉鬼，一群半大孩子，一个打电话的男人，两三条流浪的野狗。哥伦布广场是一处由十或十二幢房子组成的街区，面朝一个与主干道相分割的鹅卵石安全岛。9号是这一带最破旧的一幢房子——跟旁边其他房子一样，也是四层的楼房，但墙体已经倾斜，门道里用几块木板支撑着，砖砌的外墙也已破烂不堪。然而，这房子还是给人一种庄重、坚实的感觉，墙缝里依然流露着十九世纪的优雅。我想象着里面宽敞的房间和高耸的天花板，还有舒适的凸窗窗台，石膏装饰塑像。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结果是我根本进不了前厅。
门上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铃锤，中间有一个半球状的把手，当我转动那个把手时，它发出了一种听上去像是干呕的声音——一种低沉的、好像裹着什么东西的声音，没传出太远。我等着，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又转了一下那个门铃，还是没人来应门。然后，我试着用手推了一下，原来门没锁——推开了门，我犹豫了一下，进去了。前厅空荡荡的。我右边是楼梯，桃花心木的扶栏和原木阶梯；左边是一道合上的双开门，里面应该是客厅；前面还有一道门，也关着，也许通往厨房。我想了想，决定上楼去，正要上去时，听到双开门后面有些动静——隐隐传来一阵轻叩，跟着是一阵我无法判断的声音。我从楼梯上转过身瞧着那道门，等着声音再度响起。什么也没有。
沉默许久。这时，耳语似的，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在里边。”它说。
我朝那门走去，耳朵贴在双开门的中缝上：“是你吗，范肖？”
“别用这个名字，”那声音说，这回更清晰了，“我不许你用这个名字。”发出这声音的嘴就在门内，正对着我耳朵的中缝后面。我们只隔着一道门，我们贴得这么近，我感到那些话就像直接灌入我脑袋里了。这像是贴着一个人的胸膛听他的心跳声，像是在摸一个人的脉搏。他不说话了，我能感觉到透过门缝呼出的气息。
“让我进去，”我说，“打开门，让我进去。”
“我不能开门，”那声音回答，“我们只能这样谈话。”
我拽住门把手，气急败坏地摇晃着门扇。“开门，”我喊道，“把门打开，不然我就把门砸了。”
“不行，”声音说，“这门一直是锁闭的。”直到这时我才能肯定里面是范肖。我希望他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可我太熟悉这声音了，不可能是别人。“我站在这里，拿着枪，”他说，“正对着你。你要是破门而入，我就开枪。”
“我不相信。”
“听好了，”他说，我听见他从门边走开去。一秒钟后，传出一声枪响，接着是石膏像掉在地板上的声音。我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希望能瞥一眼里面的情形，但这门缝太窄了，我只能看见一道光隙，一丝灰线。这时，那嘴巴又贴回来了，我连这些也看不见了。
“好吧，”我说，“你有枪。但如果你不想让我看见你，我怎么知道你是你说的那个人呢。”
“我没说过我是谁。”
“让我换个说法。我怎么知道我没弄错人呢？”
“你只能相信我。”
“到了这个时候，‘相信’是你最不该期待的事。”
“我会告诉你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这就可以了。你没来错地方，你也没找错人。”
“我还以为你想见我呢。这可是你在信上说的。”
“我说的是我想跟你谈谈。这是有区别的。”
“没有必要这么抠字眼嘛。”
“我只是提醒你我是怎么写的。”
“别把我逼得太狠了，范肖。我要走的话，什么都拦不住我。”
我听见里面突然吸了口气，随之一只手疯狂地捶门。“别叫范肖！”他喊道，“别叫范肖——别再这么叫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想再惹他发作。那嘴巴离开了隙缝，我想象着自己似乎听到了屋里什么地方传来的呻吟——呻吟或者抽泣，我说不上来。我站在那里等着，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好。终于，那嘴巴又回来了，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范肖说：“你还在吗？”
“在呀。”
“请原谅。我不想一开始就弄成这样的。”
“我只是想请你记住，”我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你要求我来。”
“我知道。我很感谢你这样做。”
“如果能向我解释一下你叫我来的原因，也许还像回事儿。”
“晚点吧。我现在还不想说这个。”
“那还有什么？”
“别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的事。”
“我在听着。”
“因为我不想让你恨我。你能理解吗？”
“我不恨你。有段时间我确实恨过，但现在都已过去了。”
“你知道，今天是我最后的日子。所以我必须要弄清楚。”
“你一直都待在这地方？”
“我大约两年前来的，我想。”
“在这之前呢？”
“到处走。那家伙跟着我，我必须不断挪地方。这倒给了我一种旅行的感觉，一种真实的体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的计划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把时间用完。”
“你是说奎因？”
“是的。那个私家侦探。”
“他找到你了吗？”
“两次。一次在纽约。后来是在南方。”
“他为什么要撒谎？”
“因为我威胁他要杀了他。他知道，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他会有什么结果。”
“他失踪了，你知道。一点踪影都没有。”
“他在某个地方。这不重要。”
“你是怎么摆脱他的？”
“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反过来了。他以为他在跟踪我，而事实上是我在跟踪他。当然，他在纽约发现了我，在路上，但是我溜走了——就从他胳膊里挣脱的。后来，这就像在玩一场游戏了。我一路牵引着他，每到一处都给他留下一点线索，这就使得他不可能不来找我。但我一直都在监视他，等时候到了，我会给他设套，然后他就一头钻入我的陷阱里了。”
“挺聪明嘛。”
“不。这很愚蠢。但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被他逮回去——这会被人当作疯子。我讨厌自己这套把戏。说到底，他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对他心存歉意。怜悯让我讨厌，特别是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它时。”
“后来呢？”
“我不能肯定我的计谋是否真正奏效了。我想奎因可能还会盯上我。于是我继续不停地挪地方，即使是并不需要这么做时。这样大概耗去了一年时间。”
“你去了哪里？”
“南方，西南部。我想待在暖和点的地方。我一直是徒步旅行，你知道，露宿野外，总是试着去找人烟稀少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知道。真是让人晕头转向。有段时间，我在沙漠里待了大概两个月。后来，又在亚利桑那的霍皮人保留地边界上的棚屋里住过。印第安人在接受我待在那里之前还开过一个部落会议。”
“这都是你编出来的。”
“我没要求你相信我。我在给你讲这个故事，就这样。随你怎么想。”
“然后呢？”
“我到了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我走进一家路边餐馆去要点吃的，有人在柜台上落下了一张报纸。我捡起来看了。这才知道有本我的书出版了。”
“你感到惊奇吗？”
“这不是我想用的说法。”
“那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愤怒，我想是的。沮丧。”
“我不理解。”
“愤怒，是因为那些书全是垃圾。”
“作家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评判断自己的作品。”
“不，那些书是垃圾，相信我。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垃圾。”
“那你为什么不毁了它们？”
“我太依恋那些东西了。但这并不能使它变好。一个娃娃也会依恋自己的大便，没人对此大惊小怪。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让索菲保证把这些作品拿给我看？”
“只是安抚她。这一点你早已知道了。你很早以前就猜到了。这是我的一个借口。我真正的意图是为她找一个新的丈夫。”
“那你成功了。”
“必须成功。我可不是随便挑的，你知道。”
“那手稿呢？”
“我以为你会全都扔掉的。我从来没想过还会有人真把它当回事儿。”
“看到自己的书出版了，那你又做了什么呢？”
“我回到纽约。做了一件荒唐事，但我有点失控了，没有再想想清楚。那本书把我困在我做过的事情里了，你明白的，而我必须再次想办法摆脱它。这书一旦出版，我就不可能回头了。”
“我以为你死了。”
“你应该这么认为。就算不为别的，至少证明奎因已经不再是一个麻烦了。可是那个新的问题却更棘手。就是那时候我给你写了那封信。”
“那么做很恶毒。”
“我对你感到气愤。我想让你去受点罪，尝尝我吃过的苦。但把信扔进邮筒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
“太迟了。”
“是的。太迟了。”
“你在纽约待了多长时间？”
“我说不准。六到八个月吧，我想。”
“你靠什么过活？你哪来的钱维持生计？”
“我偷东西。”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已经尽力了。我正在把每一件可以告诉你的事情都告诉你。”
“你在纽约还干了些什么？”
“我监视你。监视你和索菲，还有孩子。有段时间我甚至就在你们家外面露宿。大概有两三个星期吧，也许是一个月。我跟着你走到你去的每一个地方。有一两次，我甚至在街上撞见了你，直视着你的眼睛。但你根本没注意到。你没认出我的样子这真是太荒诞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编出来的。”
“我看起来一定跟之前不一样了。”
“谁也不会变得那么多。”
“我想我变得让人认不出了。可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如果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我可能已经把你杀了。待在纽约的那一整段时间里，我心里充满了杀人的念头。坏念头。我差点就变成了一个恶棍。”
“是什么阻止了你？”
“我找到了离开的勇气。”
“你可真高尚。”
“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
“后来呢？”
“我又上船走了。我还保留着自己的海员证，我受雇于一个希腊货主。那是一段挺恶心的生活，从头到尾都令人厌恶。但我是自作自受；这正是我要的。那艘船去了世界各地——印度、日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一次都没下过船。每回到了一个港口，我就躲进自己的舱房里，把自己锁起来。我这样过了两年，万事不闻不问，什么也不做，活得就像一个死人。”
“就在我想为你写传记的那段时间里。”
“你当时在做这事情？”
“好像是的。”
“一个大错误。”
“不用你来告诉我。我自己已经明白了。”
“一天，船开进了波士顿。我决定下船了。我积攒了许多钱，远不止买这幢房子的钱。此后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你后来用的是什么名字？”
“亨利·达克。但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从不外出。有个女人每星期来两次，给我带来需要的东西，但我从不见她。我把纸条给她留在楼梯脚下，还有该付她的钱。这是简单有效的安排。你是两年来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
“你想没想过自己已经疯了？”
“我知道在你看来是这样——可我没有，相信我。我甚至不想浪费力气来谈论这个话题。我自己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别人需要的。”
“这幢房子一个人住也太大了点吧？”
“大得太多了。从住进来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上过二楼。”
“那你买它干什么？”
“价钱便宜得简直像是白送。而且我喜欢这条街的名字。对我很有吸引力。”
“哥伦布广场？”
“是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回到了美国——接着就在一条以哥伦布命名的街道上找到了房子。这里面有某种内在的逻辑。”
“你打算就死在这里了。”
“没错。”
“你第一封信上说是七年。你还有一年时间啊。”
“我已经向自己证明过了。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我累了。我够了。”
“你把我叫到这里来，是因为你觉得我会阻止你？”
“不。完全不是。我没指望你做任何事情。”
“那你想干什么？”
“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关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还欠你一个解释。至少得试着跟你说说。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一切全写在纸上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永远放弃写作了。”
“那是不一样的。这跟我过去的写作经历完全没有关系。”
“你写的东西呢？”
“在你身后。在楼梯下面储藏间的地板上，一本红色的笔记本。”
我转身过去，打开储藏间的门，拾起那本红色笔记本。这是一本两百页的标准活页笔记本。我飞快地翻了一下，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同样熟悉的笔迹，同样的黑墨水，同样细小的字母。我站起身，回到两扇门的缝隙处。
“现在怎么办？”我问。
“拿回家去。读一读。”
“如果我做不到呢？”
“那就留给孩子吧。他长大后也许会想看的。”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向他提这样的要求。”
“他是我的儿子。”
“不，他不是。他是我的。”
“我不和你争。那你就自己看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为你写的。”
“索菲呢？”
“不，你绝不能告诉她。”
“这一点我怎么都不明白。”
“索菲？”
“你怎么可以这样抛弃她。她对你做过什么？”
“什么也没有。不是她的错。你现在肯定也明白了。只是因为我无意再像别人那样生活下去了。”
“你说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都写在笔记本里了。不管我现在跟你说什么，都只会歪曲真相。”
“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了。我想没有了。我们也许这就走到头了。”
“我不相信你有胆子开枪打死我。如果我现在破门而入，你什么都不会做。”
“别这么冒险。你只会枉送性命。”
“我会从你手里夺过枪来。我会把你揍得不省人事。”
“没有意义了。我已经死了。我在几个小时前就服过毒药了。”
“我不相信。”
“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他们会把门砸开，把你送进医院。”
“只要门上有一点动静——子弹就会穿过我的脑袋。你不可能得逞的。”
“死就那么诱人吗？”
“我已经和它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了，这是我唯一还没做过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范肖把我耗得精疲力竭，当我听着他从门缝里透过来的呼吸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像是被吸出去了。“你是个傻瓜，”我说，想不起还能说些什么，“你是个傻瓜，你活该去死。”接着，软弱和愚蠢压垮了我，我开始像个孩子似的拼命地捶门，浑身发抖，气急败坏，泪流满面。
“你最好现在就走，”范肖说，“这样拖延时间毫无必要。”
“我不想走，”我说，“我们还得再谈谈。”
“不，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都结束了。拿上笔记本回纽约去吧。这是我对你所有的要求了。”
我浑身无力，有一会儿甚至觉得自己马上要瘫倒了。我扶着门把手撑着自己，脑袋里一片昏暗，我强打起精神不让自己晕过去。之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发现自己站在外面，站在房子前面，一手拿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红色笔记本。雨已经停了，但天气还挺阴冷，我觉得肺里都是那么阴冷潮湿。我看着一辆大卡车隆隆驶过，我一直盯着红色的尾灯直到看不见为止。当我抬起头来，发现已经是晚上了。我离开这幢房子，机械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都无法集中精力想一下自己要去什么地方。我觉得自己摔倒过一两次。有一会儿，我记得我等在一个街角，想叫一辆出租车，但没有一辆停下来。几分钟后，雨伞从我手中滑落，掉进了水坑里，我懒得去捡起来。
我到达南站时刚过七点钟。十五分钟前，开往纽约的一班火车刚刚驶出，下一班要等到八点三十分。我坐在木制长椅上，把红色笔记本搁在膝头。车站里三三两两进来零星几个下班晚的通勤乘客；一个清洁工攥着拖把慢慢地拖过大理石地面；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谈论着红袜队的赛况。经过十分钟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打开了笔记本。我稳住心思看了将近一个小时，把书页前前后后翻来翻去，试图搞清楚范肖到底写了什么。如果我对读过的东西什么都说不出，那是因为我基本上没弄懂。所有那些词我都非常熟悉，然而它们的组合方式却显得非常怪异，好像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互相消解。我想不出其他说法来表达这种感觉。每一句话都抹去了前面那一句，每一段文字都使下面的段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然而，奇怪的是，这本笔记本留给我的感觉又极为清晰明了。好像范肖早已知道他最后的作品必定要颠覆我对此所抱有的所有预期。这不是一个对事情有所觉悔的人写下的文字。他通过提出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前一个问题，因此，一切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可以从头开始。从读到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迷失在里面了，随后我只是摸索着往下读，在黑暗中踉跄而行，被这本写给我的书蒙蔽了。然而，在迷惑的深处，我却又感觉到了某种太过固执、太过完美的东西，就好像到头来他唯一真正想要的就是失败——甚至到了丢弃自我的地步。可是，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我那时的状态几乎读不懂任何东西，我的判断可能会有偏差。我人在那里，用自己的眼睛看着那些文字，但我发现很难相信自己的表述。
我提前几分钟走向路轨。雨又开始下了，我可以看见自己面前呵出的气息，从嘴里一出去就成了一团团的雾气。一张接一张，我从笔记本上撕下纸页，用手揉成团，丢进了站台上的垃圾筒。撕到最后一页时，火车进站了。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