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远不像我希望的那么简单。我爱范肖，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这都是事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抹杀这些。但那只是早年的情形，在我努力回忆事情的真实状况时，我发现了我一直隐瞒的关于范肖的事实，我或多或少总是在抵抗他。尤其是当年龄渐长，我不觉得待在他身边能有完全自在的感觉。如果我用“妒忌”这个词太过分的话，那么可以把这称之“怀疑”，一种觉得范肖似乎比我更出色的隐秘感觉。那时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还浑然不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能让我挑出来说说。然而，有一种感觉至今萦绕在我心里，他这个人天生就比别人优秀，某种不会熄灭的火使他活了下来，他比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更真实。
最初阶段，他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了。这种影响甚至在非常小的事情上都能看出。如果范肖把他的皮带扣扣在裤子侧面，那么我也会把自己的皮带扣移到同样的位置。如果范肖在运动场上穿黑色运动鞋，那么下回母亲带我到鞋店时，我也要买一双黑色运动鞋。如果范肖带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就在家里读起了《鲁滨逊漂流记》。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也许是最忠诚的一个，最心甘情愿地向他对我们的影响力屈服的人。范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具有这种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恰是他一直持有这种影响力的原因。他对自己的知名度并不在意，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事，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操纵他人。他从不像我们这些人那样疯闹；他从不搞恶作剧；他从来不找老师们的麻烦。但没有人会以此来反对他。范肖不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却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人，是我们会请来仲裁纠纷的人，是我们指望着会公正处理并制止纷争的人。他身上有着某种魅力，使你总是希望他在你身边，好像你能生活在他的光环之内，受到他的庇护。他就在你身边，但同时，他又是难以接近的。你会觉得他内心有一个永远无法洞悉的隐秘内核，一个被隐藏起来的神秘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的效仿就是在参与那个秘密，但同时你也会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他。
我说的是我们最早的童年时期——大约五到七岁的时候。如今那些事情大多记不得了，而且我知道，即便是记忆也会出错。当然，我倒不是觉得自己内心没有保存着当初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能感受到当时的感觉，可我怀疑这感觉也会说谎。不管范肖最终变得怎样，在我的感觉中，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在我们开始上学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明确的存在了。范肖是有形的，而我们其他这些人则是一些没有形状的生物，还处于某种阵痛之中，每时每刻都在盲目地挣扎着。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发育很快——他看起来并不比实际年龄更大——可他在长大之前就已经是他自己了。出于种种原因，他从来不必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经历成长的剧变。他的戏剧具有不同的规则——更内在，毫无疑问也更残酷——但是从来没有别人那种使生活变得断断续续的突然变化。
有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范肖和我受邀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派对，正好是我能准确谈论的那个时期的开始。那是一个春天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前去赴约，那是一个名叫丹尼斯·沃尔顿的小伙伴。丹尼斯的生活比我们都艰难得多：一个酗酒成性的母亲，一个过度操劳的父亲，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我去过他家两三次——一片破败而黑暗的废墟——我还记得当时被他母亲吓了一跳，在我看来她就像是童话里的女巫。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总是穿着浴袍，苍白的脸上满是可怕的皱纹，时不时探出脑袋朝孩子们尖叫几声。在派对那天，范肖和我都准备好了要送给过生日的那个男孩的礼物，包着彩纸，系着缎带。可是，丹尼斯却两手空空，感觉很不好。我还记得自己试图拿一些空话来安慰他：没关系，没人会在乎的，到时候乱糟糟的没人会注意的。但丹尼斯却很在乎，范肖马上就理解了他的心情。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礼物递给他。这个，他说，拿上吧——我会告诉他们我的礼物忘在家里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丹尼斯可能会怨恨这样的表示，他会因范肖的同情而感到屈辱。但我错了。他犹豫了一下，试着吸收命运的突然改变，接着他点了点头，好像对范肖的举动表示谢意。这更像是一种正义之举，而非施舍，因此丹尼斯才能接受那件礼物而不觉得受辱。一件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这是一种魔法，是即兴发挥与一贯信念的完美结合，我不知道除了范肖，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派对结束后，我和范肖一起去了他家。他的母亲在家，坐在厨房里，她问起生日派对的情形，过生日那男孩是否喜欢她买的礼物。还没等范肖说什么，我便不假思索地把他做的事情说出来了。我不是故意给他添乱的，可要我把这事憋在心里不说是不可能的。范肖的行动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一种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感情世界并把它们彻底呈现出来，以至于自己的情感都不再重要了的方式。这是我见证的第一个真正的道德行为，相比之下，其他事都不值一提了。然而，范肖母亲对此却不感兴趣。是的，她说，这是一桩善良而慷慨的行为，但这是错误的。买这礼物花了她的钱，就这样把它送给了别人，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范肖从她这里偷了钱。到头来，范肖自己没带礼物就去出席人家的生日派对，这是很失礼的事情——也很扫她的面子，因为她要对他的行为负责。范肖认真听着母亲的话，没说一个字。她说完后，他还是不吱声，她问他听明白了没有。是的，他说，他明白了。事情也许可以就此结束，但在一阵停顿之后，范肖接着说，他还是觉得自己做得没错。他不在意她怎么想，下回他还会这么做。事态由此起了一点变化。范肖太太对他的顶撞感到恼怒，但范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她一连串的呵斥中一点都不肯让步。最后，他被罚回自己房间去，而我被告知赶快离开他们家。我被他母亲不公正的态度惊呆了，但当我想替他辩解几句时，范肖挥手叫我离开。他不再抗议，他默默地接受惩罚，退入了自己的房间里。
整个事情都纯粹是范肖式的：自发的善举，对自身行为的坚定信念，以及面对后果时的沉默和逆来顺受。不管他的行为多么引人注目，你总会觉得这和他是疏离的。比起其他的方面，正是这种品质有时候会把我从他身边吓走。我会跟他如此亲近，会如此强烈地仰慕他，如此迫切地想要跟他看齐——然后，突然，在某一个瞬间我会感到他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他生活于自己内心的这种方式永远不会和我所需要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我想要太多的东西，我有太多的欲望，我完全活在对眼前之物的追逐中，不可能达到他那种淡泊的境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有上佳表现，我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空虚的野心：一连串的好分数，在校队里获得首字母标志荣誉，随便那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的那些奖。范肖对这一切都很淡漠，静静地待在他的角落里，一点也不在意那些事。如果他成绩好，那也是他不经意间做到了那分上，没有什么奋斗，没做多少努力，和他做的事情没有关系。这种状态令人生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对范肖来说好的东西，对我却未必。
当然，我不想夸大其辞。就算范肖和我的关系有什么与众不同，我对童年最清楚的记忆依然是我们友谊的激情。我们两家是大门紧挨的邻居，两家的后院之间没有隔栏，连成了好大一片草坪、砾石和沙地，我们就像是一家人。我们的母亲堪称密友，我们的父亲是网球搭档，我俩也都没有兄弟：这真是最理想的状态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我们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差不到一个星期，婴幼儿时期一同在后院玩耍，四脚着地地在草坪里爬来爬去，撕扯花瓣什么的，在同一天学会站立并迈出第一步。（有照片为证。）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后院学着打棒球和橄榄球。我们一起搭建城堡，玩各种游戏，在后院里创造自己的世界，再往后，我们一同在镇上漫游，骑自行车出去消磨一整个下午，没完没了地聊天。我想，我不可能像了解范肖那样了解任何人。我母亲还记得我们彼此曾那么依恋对方，大概是六岁那年，我们还问她男人跟男人可不可以结婚。我们想长大以后也生活在一起，除了结婚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范肖想当天文学家，我想当兽医。我们希望能有一幢在乡下的大房子——那里的夜幕要足够黑，能让人看见所有的星星，而且不会缺少让我们照管的动物。
回首往事之际，我发现范肖天生就该是一个作家。他的内在性之深似乎注定了他会这么做。甚至在小学里，他就开始写起短篇故事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十岁或是十一岁以后就想当一个作家了。当然，一开始，似乎没那么明显。坡和斯蒂文森是他的模仿对象，由此得到的都是些孩子气的把戏。“一天夜里，那是公元1751年，我穿过可怖的暴风雪向我祖先的老屋走去，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鬼魂的影子站在雪地里。”诸如此类的文字，堆砌着过度夸张的词藻和铺张造作的情节。六年级时，我记得，范肖写过一篇长达五十页的侦探小说，每天放学后老师都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读十分钟他的小说。我们都为范肖感到骄傲，为他那戏剧性的朗读方式而震惊，他把每个角色都念得活灵活现的。那故事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我还记得内容还颇为复杂，似乎是以一对双胞胎身份的混淆来勾串情节的。
然而，范肖并不是个书呆子。他对各项游戏和运动都很在行，是我们中间的核心人物，不可能离群索居。从前那些日子里，人们都记得似乎没有什么他不擅长，没有什么别人能超过他。他是最出色的棒球手，最好的学生，长得最好的男孩。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给他带来某种特殊地位——而所有这些长处集于一身更使他显得像一个英雄，一个被诸神眷顾的孩子。然而，他这么不凡，却仍然和我们混在一起。范肖并非少年天才，也不是神童；他没有任何使之在同龄孩子中显得卓尔不群的特殊天赋。他是一个完美的正常孩子——只是更完美，可以说比起我们，他与自身相处得更和谐，是个更为理想的正常孩子。
本质上讲，我认识的范肖并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但是有好几次他自愿地身赴险境，让我大为惊讶。在表面的克制之下，似乎有一种巨大的黑暗：一种考验自己、冒险、挑战事物极限的冲动。小时候，他尤其喜欢在建筑工地上玩耍，爬上梯子和脚手架，在令人晕眩的吊车上走跳板，下面是沙袋和泥浆。每当范肖表演这些绝技时，我都在背景里打转，默默地恳求他别玩了，但我从来都不敢喊出声——真想马上逃开，却又怕他摔下来。随着年岁渐长，那种冲动变得更清晰了。范肖曾对我说起“体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为自己制造困难，他说，寻找未知的事物——这就是他想要的，年龄越大这种欲望越是强烈。那回，我们大约十五岁的时候，他说服了我和他一起去纽约过周末——在街上瞎逛，在宾州车站的长椅上睡觉，和流浪汉聊天，试试我们能多长时间不吃东西。我记得星期六早上七点，我们在中央公园喝醉了，把草地吐得一塌糊涂。对范肖来说，这是一项必要的日程——朝着证明自己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对我来说很不光彩，并非心甘情愿地陷身于的一种痛苦境地。可我仍然跟着他走，一个迷迷糊糊的见证者，跟他一同探险却又置身一旁，就像一个少年桑丘那样骑着驴子，看着朋友与他自己决斗。
那次周末流浪一两个月之后，范肖带我去了纽约一家妓院（是他的一个朋友安排的），就是在那里，我们交出了童贞。我记得那是在曼哈顿上西区一幢临河的褐砂石公寓里——一边是厨房，一边是黑黢黢的卧室，一道薄薄的帘子把两边隔开。屋里有两个黑女人，一个又胖又老，另一个则年轻漂亮。因为我们两人都不要那个年纪大的，那就必须决定谁先上。如果我记得没错，我们真的到走廊上去掷了一回硬币。自然是范肖赢，两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和那个胖女人一起坐在厨房这边。她叫我宝贝儿，一直提醒我她也可以做这事，万一我改变主意的话。我太紧张了，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随后就坐在那里，听着范肖在房间那头发出紧张而急促的喘息。我只能想着一件事：等会儿我的阴茎就要进入范肖正在进入的地方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了，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女孩叫什么名字。她是我头一回见到的活生生的裸体女人，她对自己赤身裸体的样子挺随意的，所以如果不是被范肖的鞋子扰得心烦意乱，我没准也能挺快活——透过帘子和地板之间的缝隙，那双鞋子在厨房的光线下闪闪发亮，好像从他身上分离开了。那女孩非常柔媚，尽量耐心地帮我，可是折腾了好长时间，到最后我还是没能得到真正的快感。事后，范肖和我走到外面的薄暮之中，我对自己的尝试没什么可说的。而范肖，却似乎相当满意，这番经历好像更加坚定了他体验生活的理论。我当时便意识到范肖对这事比我要饥渴得多。
我们在郊外一直过着闭塞的生活。纽约离我们那里只有二十英里之遥，但对于我们那个由草坪和木屋组成的小世界来说，是一个像中国一样遥远的地方。十三四岁时，范肖在内心深处形成了那种内在放逐的角色，表面上似乎依然保持着恭顺得体的举止，实际上却把自己从周围的事物中隔离开了，对他被迫去过的那种生活不屑一顾。当然，他并没有去惹事生非或是反叛什么，他只是在退出。他在孩提时期受到了那么多的关注，时时处于中心位置，而到了我们上高中时，他几乎像是消失不见了，固执地从聚光灯下退居边缘。我知道当时他已经在认真地写作了（虽说到了十六岁他就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了），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症候而非原因。比如说，我们大学二年级时，范肖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学校棒球队成员。他极为出色地打了几个星期后，突然，无缘无故地退出了棒球队。我记得第二天他是怎么描述这件事的：那天训练结束后，他走进教练办公室，交回他的队服。教练刚冲完澡，范肖进屋时他正全身赤裸地站在办公桌旁，嘴里叼着香烟，脑袋上扣着棒球帽。范肖笑嘻嘻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着意强调那个荒唐的场面，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教练的下蹲、矮胖身躯、房间里的灯、灰色水泥地面上滴了一摊水——但也仅此而已，只是一种描述，那一连串的言词，都撇清了范肖自己陷身其中的可能。我对他的退出感到失望，而范肖却从不解释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只是说棒球让他觉得乏味了。
就像许多有天赋的人一样，当范肖感到事情容易上手了就不会再有满足感了。他早年就掌握了所有需要掌握的东西，对他来说，自然要转向别的地方去寻找更具挑战性的事情。考虑到小镇中学生活本身对他的限制，于是向自己内心寻找另一片天地便不奇怪了，说来也很正常。但我相信，他的情况还不止于此。当时，范肖的家庭变故也无疑有很大的影响，不提一下那些事显然不妥。姑且不谈它们是否导致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倾向于认为每件事都是有关联的。到最后，每个生命都只是一系列偶然事实的总和，可谓是偶然、侥幸、随机事件的编年史，除了无目的性什么都不意味着。
范肖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得了癌症。有一年半的时间，他眼看着他父亲死去，那段时间里，他们的家庭慢慢地分崩离析。也许范肖的母亲受的打击最大。她一直强忍着保持自己的体面，忙着寻医问药，筹划家庭开支，试图维持一个正常的家。在充满康复希望的乐观情绪和完全崩溃的绝望心境这两极之间，她总是一阵阵地来回摇摆。据范肖说，她从来不能直面不可避免的真实情况。她知道事情就要发生，可她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知道，随着时间推移，她似乎开始屏住呼吸过日子了。她的举止越来越怪：整夜狂热地清理屋子，害怕独自留在屋里（还伴随着突然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还有一系列想象出来的病痛（过敏、高血压、晕眩）。到最后，她又对各种各样古怪的理论来了兴致——占星术，精神感应，还有那些涉及鬼魂的巫师谵言——到最后，只要一跟她说话，就会被她没完没了地谈论的人体腐烂话题烦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范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她坚持要他来分担家庭重担，好像整个家的痛苦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范肖不得不成为家里的支柱；不仅要照顾自己，还得照顾他的妹妹，当时她只有十二岁。可这又带出了其他一连串问题——因为艾伦是一个难以照料的孩子，性格很不稳定，当父母因为疾病而忽视她时，就变得事事都得依赖范肖了。他成了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睿智而安适的靠山。范肖知道她对他的这种依赖是不健康的，可他也无可奈何，生怕对她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我记得我母亲是如何谈论那“可怜的简”（范肖太太），以及这整件事情对那个“娃娃”是多么可怕的。但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是范肖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只是他从不表现出来而已。
至于范肖的父亲，我可说不出什么有根据的事。对我来说，他无足轻重，只是一个沉默而仁慈的人，我从来都不怎么了解他。虽然我父亲常常去他们家，特别是周末，但我很少能见到范肖的父亲。他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律师，有那么一个时期曾有过从政的抱负——但因遭受一连串挫折而最终作罢。他经常工作到很晚，他的车子往往晚上八九点钟后才驶入车道，星期六和星期天也经常待在办公室里。我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儿子，因为他似乎对孩子没什么感情，好像完全丧失了自己也曾是个孩子的记忆。范肖先生完全是老成持重之辈，完完全全沉浸在成年人世界的严肃事务中，我想他很难不把我们视作另一个世界的生物。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在他生命最后的六个月里，医生已经完全放弃了救治他的希望，他躺在自家备用的卧室里，透过窗子眺望后院，偶尔看看书，服几片止痛药，然后昏睡过去。范肖的空余时间大部分是和他父亲一起度过的，虽然我只能推测他们家里的情形，但我猜测这场疾病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我知道他有多努力，经常是放学回来就和他待在一起，使自己成为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人，以极大的毅力专心致志地照顾他。这样的经历对范肖来说是残酷的，可能有些难以承受，虽然看上去他对付得还不错，鼓起了一种只有初生牛犊才有的勇气。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他能否熬过去。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件事。在最后阶段——相当晚期了，人们都觉得范肖的父亲没几天好活了——范肖和我放学后开车出去兜风了。那是2月的一天，几分钟后，开始下起了小雪。我们漫无目的地转悠着，在附近镇上兜着圈子，也没留意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在离家十到十五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处公墓；大门偏巧敞开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就把车子开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车，下来走走。我们看着墓碑上的铭文，猜测着每一个死者生前是什么样，后来沉默了，又走了一段路，再接着聊，再又沉默。这时雪下大了，地上变成白皑皑的一片。墓园中间有一处新挖的墓穴，范肖和我停在墓穴边上朝下张望。我还记得当时有多么安静，世界似乎离我们很远。我们两个好长时间都没有开口说话，后来范肖说他想看看底下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紧紧拽着他的手，把他放到墓穴下面去。脚掌触到地面时，他抬头朝我似笑非笑地回看了一眼，然后躺下身子，假装自己是个死人。那情景在我看来完全就像真的一样：我低头看范肖，他抬头望天，雪花飘落在他脸上时，他拼命眨动眼睛。
搭乘晦暗不明的记忆列车，一下子回到了我们很小的时候——不超过四五岁的样子。范肖的父母买来了什么新玩意儿，好像是一台电视，有好几个月，范肖一直把那只包装用的硬纸板箱搁在自己房间里。往常他总是很慷慨地让我玩他的玩具，但那纸板箱却不许我碰，他从来不让我进去。那是他的秘密所在，他告诉我，当他坐进里面，把箱子封住时，他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可是如果别人进过他的纸板箱，那种魔力就会完全消失。我相信他说的话，从来不逼他让我也玩一下，虽然这让我挺伤心。我们在他房间里玩的时候，一起默不作声地排兵布阵或是涂涂画画，玩着玩着，突然，范肖会宣布他要钻进箱子里去了。我总是试图继续玩自己的，但没有用。没有什么能比范肖在箱子里的情形更吸引我的了，我在这些时间里总是绝望地试图想象他正经历的冒险故事。但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从里边出来之后再谈论这事也同样是违规的。
现在，他在雪中躺在敞开的墓穴里的情形跟那时很相似。范肖独自躺在下面，转动着自己的思绪，此时此刻天地之间只有他自己，虽说我也在场，但完全被隔绝在外，就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似的。我理解这是范肖在想象他父亲死亡的方式。有一会儿，一次纯粹的偶然：那里正好有一个挖开的墓穴，而范肖感到它在召唤自己。有人说，故事只发生在那些能够讲述它们的人身上。也许，同样可以说，体验也只发生在那些有能力体验的人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难点，我完全不能肯定。我站在那里等着范肖上来，试图想象他在想什么，试图在须臾之间窥见他所看到的事物。随后，我扭头看向冬日阴霾的天幕——四处大雪纷飞，从我的头顶披纷而落。
等我们走回停车的地方时，天色已暗。我们踉踉跄跄地穿过墓地，再也没说一句话。积雪已经有几英寸厚了，还在继续加厚，越积越厚，好像永远不会停止。我们走到车前，钻了进去，可是，完全出人意料，车子竟动弹不了。后轮陷进了一处浅坑，我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使劲地推，但轮子只是糟糕地原地打转，发出无奈的噪音。半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好放弃，不情愿地决定把车子扔在那里。我们站在暴风雪中等候过来的顺路车，两个小时后总算回到了家里。这时，我们才知道范肖的父亲下午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