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尔曼走了。这老人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斑点，一个标点符号，绵延无尽的砖墙上的一块砖头。在今后的日子里，奎因每天都会走过这些街道，却仍然没法找到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偶然，一种数字和概率的梦魇。没有提示，没有线索，也无法行动。
奎因的意识又回到了这案子的起因。他的工作应是保护彼得，而不是跟踪斯蒂尔曼。跟踪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试图预测将要发生什么的方法。理论上讲，通过对斯蒂尔曼的跟踪观察，他也许可以摸到对方对于彼得的意图。他跟踪这个老人已经有两个星期了。那么，他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没有多少。斯蒂尔曼的举止是猜测不透的。
当然，他们还可以采用某种极端的措施。他可以建议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安装一个不登记在号码簿上的电话。这也许能消除电话骚扰的可能，至少能暂时对付一阵。如果不成，她和彼得还可以搬走。他们可以离开这个街区，甚至离开这个城市。再不行，他们还可以换一个新的身份，以完全不同的名字继续生活。
最后这个念头使他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才意识到，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自己被雇用的情况。事情来得太快了，他当时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暂时冒充保罗·奥斯特。一旦钻进这个名字里，他就没再去考虑保罗·奥斯特本人。如果那人确如斯蒂尔曼夫妇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好侦探，没准能帮上忙呢。奎因会把这事和盘托出，奥斯特会原谅他的，然后他们将一起努力来解救彼得·斯蒂尔曼。
他在黄页号码簿里查询了奥斯特侦探事务所。没有这个用户。但在白页号码簿里，他却发现了这个名字。曼哈顿只有一个保罗·奥斯特，住在河滨大道——离奎因家不远。没有注明那是一家侦探事务所，但这不能说明什么。也许这位保罗·奥斯特的生意太好了，所以不需要做广告。奎因拎起电话打算拨号时，却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这个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不能在电话里说。他不想冒着被三言两语打发掉的危险。既然这个奥斯特没有事务所，那就说明他是在家里办公的。奎因会去那里，跟他面对面地交谈。
这时，雨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在遥远的西边天际，奎因看见云层中透出了一道亮光。走在河滨大道上，他恍然明白自己已经不必再跟踪斯蒂尔曼了。这感觉就像是丢失了自己的一半。两个星期来，他一直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绑在那个老人身上。不管斯蒂尔曼做什么，他都照做；不管斯蒂尔曼去哪里，他都跟着去。他的身体现在甚至都不习惯这种新的自由了，因而在走过最初几个路口时，他还是照着老习惯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咒语已经解除了，但他的躯体还不知道。
奥斯特那幢房子位于116街和119街那个长长的街区中段，就在河滨教堂和格兰特墓的南面。这地方被照料得井井有条，有着抛光的门把手和明净的玻璃窗，奎因一瞥之下就觉出一种中产阶级的持重气派。奥斯特的寓所在第十一层，奎因按了门铃，等待着对讲装置里传出话音。可是对讲机没出声门就打开了。奎因推开门，进了门厅，乘电梯上了第十一层。
有个男人拉开了公寓的房门。这是个三十五六岁的高个子，肤色较深，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两天没刮胡子了。他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间捏着一支没盖笔帽的笔，还保持着一种书写的姿势。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自己面前，这人似乎颇感惊讶。
“你是？”他试探地问。
奎因尽可能地用一副最礼貌的语调说：“你是在等另一个人吗？”
“事实上，我在等我的妻子。所以我没在对讲机里问是谁就开了门。”
“对不起，打扰你了，”奎因向他道歉，“我想找保罗·奥斯特先生。”
“我就是保罗·奥斯特。”那人说。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和你谈谈。很重要的事情。”
“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奎因诚挚地看了奥斯特一眼，“这件事恐怕很复杂。非常复杂。”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对不起。当然可以。奎因。”
“什么奎因？”
“丹尼尔·奎因。”
这名字似乎给了奥斯特某种触动，他出神地停顿了一下，好像在记忆中搜寻着。“奎因，”他喃喃自语道，“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他又沉默了，搜肠刮肚地找寻着答案：“你不是个诗人吗？”
“我以前是，”奎因说，“但我现在已经很久不写诗了。”
“你是不是几年前出过一本书？我想书名是叫《未竟之业》。一本蓝色封面的小书。”
“是的，是我写的。”
“我挺喜欢那本书。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事实上，我甚至在猜想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还活着。算是吧。”
奥斯特把门又拉开一些，作手势要奎因进去。这房子里边让人感到很舒适：格局有点古怪，有几条长长的过道，四处随意堆放着书籍，墙上挂着几幅奎因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的画作，地板上扔着一些孩子的玩具——一辆红色卡车，一个棕色的熊，一个绿色的太空怪兽。奥斯特领他进了起居室，指指一把磨损了的软垫椅子请他坐下，自己到厨房里去拿啤酒，他拿了两瓶，搁在一个充作咖啡桌的板条箱上，然后坐在奎因对面的沙发上。
“你有什么文学方面的东西想聊聊，是吗？”奥斯特问他。
“不是，”奎因说，“我倒希望是这样。可这件事跟文学毫不相干。”
“那是什么呢？”
奎因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房间却什么都没有看见，试着打开话题：“我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来这里找的保罗·奥斯特，是一位私家侦探。”
“一位什么？”奥斯特笑了，这笑声使得一切都破灭了。奎因意识到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他就像是来找“坐牛酋长”的——效果恐怕没什么区别。
“一位私家侦探。”他轻声重复道。
“我想你找的是另一个保罗·奥斯特。”
“你是电话号码簿上唯一叫这个名字的。”
“也许吧，”奥斯特说，“可我不是侦探。”
“那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奎因说出这个词，心里有点悲凉。
“对不起，”奥斯特说，“可我恰巧是个作家。”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希望了。整件事就是一场恶梦。”
“我一点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奎因告诉了他。他从头说起，一五一十地把整个事情详述了一遍。自从斯蒂尔曼一早失踪后，这压力就一直搁在他心上，现在正湍流不息地从他嘴里倾泻而出。他讲了那个要找保罗·奥斯特的电话，他莫名其妙地接下了这个案子，他与彼得·斯蒂尔曼的会面，他和弗吉尼娅的谈话，他阅读斯蒂尔曼的书，他从中央车站开始跟踪斯蒂尔曼，斯蒂尔曼的每日漫步，那个手提包，那些破碎的物品，那些可以构成字母的令人不安的地图，还有他和斯蒂尔曼的谈话，斯蒂尔曼离开旅馆不知所踪。说到最后，他问：“你觉得我疯了吗？”
“没有，”奥斯特说，他一直用心地听着奎因那滔滔不绝的独白，“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的。”
这话对于奎因是莫大的安慰，好像，终于，这不再是他独自承受的负荷了。他真想把奥斯特搂在怀里，宣告自己会做他一辈子的朋友。
“你瞧，”奎因说，“这故事不是我编造的。我甚至还能拿出证据来。”他从皮夹里掏出两星期前弗吉尼娅开出的那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他递给奥斯特：“这其实是开给你的。”
奥斯特仔细地查看了支票，点点头：“看上去这完全是一张正规的支票。”
“那么，这就归你了，”奎因说，“请你收下它。”
“我不会接受这张支票。”
“可这对我没用。”奎因环视了一下房间，作了个含糊的手势，“给你自己再买几本书吧。或者是给你的孩子买点玩具。”
“这是你赚来的钱。你应该自己收下。”奥斯特停了一会儿，“想来我得替你去处理一件事。因为这张支票名义上是开给我的，我去取出现金给你。我明天早上去银行，把支票打到我户头上，兑现后把钱给你。”
奎因没说什么。
“行吗？”奥斯特问，“你同意吗？”
“好吧。”奎因最后说，“我们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吧。”
奥斯特把支票搁在咖啡桌上，似乎表明这事还没完。然后，他靠回沙发里，直视着奎因的眼睛。“还有一个比支票更重要的问题，”他说，“我的名字被搅进这件事情里了，我压根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最近是不是出过什么问题。有时会有串线现象的。有人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即便他拨对了，接电话那头也有可能是别人。”
“没错。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可就算我的电话出问题了，那也不能解释事情的症结所在。那只能解释为什么我的电话会打到你那里，但没法解释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找我。”
“你能想到有什么人会跟这件事有关系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斯蒂尔曼。”
“也许有人在跟你闹着玩。”
“我跟那种人没有任何交往。”
“那可没准儿。”
“可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玩笑。这是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事情。”
“是的，”奎因沉默良久，说，“我明白这一点。”
话都说到头了，该说的他们都说了。除此之外，只有一无所知的人的胡思乱想。奎因意识到他该告辞了。他在这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快要到他该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的时间了。不过，他还不太愿意离开，椅子很舒服，啤酒也有点上头了。这个奥斯特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遇到过的最有才智的人了，他还读过奎因以前的书，还挺喜欢他的作品，还期待他写得更多。尽管谈到的种种事情都让人烦心，但想到这一点，奎因还是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们坐了一小会儿，谁也没说话。最后，奥斯特轻轻地耸耸肩，似乎承认了眼前这情形确实有些尴尬。他起身说道：“我正打算给自己做点午饭。弄两个人的饭也不至于太麻烦。”
奎因犹豫着。奥斯特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猜出了他最期待的选择——留下来吃，找个借口再坐一会儿。“我真的该走了，”他说，“不过吃点也好，谢谢你了。吃点食物又不会有什么坏处。”
“火腿煎蛋怎么样？”
“那当然好。”
奥斯特到厨房去准备午饭了。奎因本想帮忙打打下手，但他不想动弹。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块石头。没什么别的好做，他闭上眼睛。过去，这样一来会使他舒服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但这一次，奎因觉得脑海深处没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好像所有的东西都陷入了停顿。然后，在黑暗中，他听到一个声音，像白痴一样反反复复唱着同样的歌词：“你不能不打破蛋壳做煎蛋。”他睁开眼睛，想让这种歌声停下来。
有面包和黄油，又拿来了啤酒，摆上刀叉、盐和胡椒瓶，还有餐巾纸，煎蛋每人两个，摊在白色盘子里。奎因唏哩呼噜地吃着，一眨眼就把食物打发到肚子里去了。吃完后，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眼泪莫名其妙地在他眼眶里打转，好像说话的声音也颤抖了起来，但他总算控制住了自己。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过分自我又不知感恩的人，他开始询问起奥斯特的写作。奥斯特似乎不想多说，但最后还是勉强承认自己在写一篇文章。手头正在做的题目是关于《堂吉诃德》的。
“那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奎因说。
“是啊，我也是。那是独一无二的巨著。”
奎因问到他的文章。
“我想你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猜测，因为我并不是真的想证明什么。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信口开河。一种想象的文本，我想可以这么说。”
“基本要点是什么？”
“大部分与那本书的作者身份有关。谁写的，怎么写的。”
“这问题有争议吗？”
“当然没有。但我想说的是塞万提斯写的这本书里的那本书，他想象自己在写的那本。”
“啊。”
“这很简单。塞万提斯，如果你还记得，他用了不少篇幅想让读者相信他不是作者。他说，这本书是一个叫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阿拉伯人写的。塞万提斯描述了自己某一天是如何在托莱多的市场上偶尔发现这本书的手稿的。他雇用了一个人给他翻译成西班牙文，过后他称自己只不过是这个译本的编辑。事实上，他甚至都不能保证翻译本身是否准确。”
“而且他还说，”奎因补充道，“只有那个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版本是《堂吉诃德》的真本。其他所有的版本都是赝品，都是一帮冒名顶替的家伙写的。他花了很大力气来证明书中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确实。这本书毕竟是在抨击沉迷于虚构的危险。他不可能完全靠一部想象出来的作品来实现，不是吗？他只能声称这是真实的。”
“还有，我总是怀疑塞万提斯对旧时那些传说故事特别着迷。除非那里边有你喜欢的东西，否则你不可能如此强烈地憎恨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吉诃德只是他自己的一个化身。”
“我同意你的看法。要勾勒出一个作家的肖像，还有什么能比沉溺于书本中的形象更好的呢？”
“确实如此。”
“不管怎么说，既然这本书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这些故事只能由亲临现场的目击者来讲述。可是，西德·阿麦特，那个公认的作者，却从未现身。他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在场。所以，我的问题是：谁是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
“是啊，我明白你提出的问题了。”
“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理论是，事实上他是四个不同的人的混合体。桑丘·潘萨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没有别人能代替他——因为在堂吉诃德的冒险历程中唯有他陪伴左右。但桑丘不识字也不会写。所以，他不可能是作者。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知道桑丘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尽管他的说辞错误百出可笑之极，但你看书中他可以跟任何人搭腔。在我看来，这故事很有可能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也就是，理发师或是神甫——堂吉诃德的好友们记录下来的。他们把这故事处理成得体的书面形式——用西班牙语——然后又把手稿交给了参孙·卡拉斯科，那个来自萨拉曼卡的学士，由他译成阿拉伯文。塞万提斯发现了这个译本，又把它回译成西班牙文，后来就以《堂吉诃德历险记》为书名出版了。”
“可是，桑丘和其他那些人何必这么大费周张呢？”
“为了治愈堂吉诃德的疯病。他们想要拯救自己的朋友。记住，他们一开始就烧了他那些骑士小说，却一点效果也没有。那个苦脸骑士痴心不改。后来，他们所有的人还曾化装成各种角色出去找他——扮成中邪的女子，扮成镜中骑士，扮成白月骑士——为了诱使堂吉诃德回到家里。最后，他们确实成功了。这本书只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主要是为了映照堂吉诃德的疯相，记录他的每一件荒唐事和愚蠢可笑的幻觉，所以等他亲自读到这本书时，就会看到自己的种种荒谬之举。”
“我喜欢这个分析。”
“是的。但最后还有一个转折。堂吉诃德，在我看来，并不是真正的疯子。他只是假装如此。事实上，整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精心策划的。记住：整本书里堂吉诃德对于子孙后裔的事情一直都十分在意。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整个冒险经历是否被准确无误地记载下来了。这就暗示了他自己是知情的；他事先就知道了这部记录的存在。再说除了堂吉诃德亲自挑选的桑丘·潘萨，还有什么别的人能这样忠心耿耿地服务于这个目的呢？以同样的方式，他还选定了其他三个预定要上场的角色。策划这个贝嫩赫里四重奏的是堂吉诃德。他不仅挑选了作者，或许也正是他自己把阿拉伯文手稿回译成西班牙文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该对他掉以轻心。对于一个如此善于伪装的人来说，把自己的皮肤弄黑，穿上摩尔人的衣服，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喜欢想象托莱卡市场那一幕的场景。塞万提斯雇用堂吉诃德来解读堂吉诃德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可你还是没解释为什么像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人要打破自己平静的生活，去精心布置这么一个骗局。”
“这是整件事情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在我看来，堂吉诃德是在做一个实验。他想试一下他伙伴们会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在想，有没有可能站在世界面前，以绝对坚信不移的口吻漫天撒谎大放厥词？把风车说成是骑士，把理发师的脸盆当作头盔，把木偶视为真人？有没有可能让不相信他的人也认同他的说法？换句话说，如果他能给人们带来乐子的话，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的渎神行为？答案是清清楚楚的，不是吗？在任何程度上。因为证据就是我们还在看这本书。它依然在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乐趣。而且，这就是任何人最终想要从书里得到的一切——令人发笑。”
奥斯特靠回沙发，带着某种嘲弄的快意微笑着，点了一支香烟。这个人显然很自得其乐，但奎因却搞不懂这种快乐的确切性质是什么。似乎是一种会心一笑，一个缺乏点睛之笔的笑话，一个没有针对性的宽泛打趣。奎因想要说些什么来回应奥斯特的理论，可他没机会这么做了。正当他张嘴要说时，前门传来了一阵钥匙开门的咔嗒声，门开了，又砰地关上，发出一连串的响声。奥斯特循声扬起面庞。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奎因说一声抱歉，快步向门边走去。
奎因听见过道里传来一阵笑声，先是一个女人，再是一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响亮，噼里啪啦地——然后是奥斯特低沉的笑声。孩子说：“爸爸，看我找到了什么！”接着是女人的声音，解释说这是扔在大街上的，看上去还挺不错，干吗不捡起来呢。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孩子穿过大厅朝他飞跑过来，冲进起居室时，他一眼看见了奎因，马上站住不动了。这是个五六岁的金发男孩。
“下午好。”奎因说。
这孩子，马上变得腼腆起来，含含糊糊地问了声好。他左手举着一个红色的东西，奎因看不清那是什么。奎因问男孩那是什么。
“这是个溜溜球，”他回答说，伸出手来给他看，“我在街上捡来的。”
“能玩吗？”
男孩像演哑剧似的夸张地耸耸肩：“我不知道。西莉不会弄。我没试过。”
奎因问能不能让他试一下。男孩走过来，把玩具递到他手里。在检查这个溜溜球时，他都能听见男孩在他身边的呼吸声，在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这个溜溜球是塑料做的，跟他早年玩过的那种差不多，好像只是做得更精致些，一个太空时代的人造制品。奎因把拉线的末端绕在中指上，站起来，试着玩了一下。溜溜球发出长笛般的声音，拖着哨音往下滑落，里面随之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男孩喘起了大气，但接着那个溜溜球就停住不动了，在拉线那头晃荡着。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奎因小声嘟囔道，“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但你没能让它再上升，”男孩说，“它只是下降了。”
“那你就得再试试。”
奎因把线重新绕上线轴，正想再试一次，奥斯特和他的妻子进来了。他抬起头，先看见了那女人。只是短短的一瞥，他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她身材颀长，金发碧眼，艳光四射，充满活力与快乐，使身旁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奎因真有些受不了。他觉得奥斯特就像是在拿他失去的东西来奚落他，他对此的反应只有嫉妒和怨忿，一种撕裂般的自哀自怜。是的，他也想有这样一个妻子和这样一个孩子，整天坐拥书城高谈阔论，身边围绕着溜溜球、火腿煎蛋和笔。他暗自祈祷着，赶快从这股情绪中解脱出来。
奥斯特看着他手里的溜溜球说：“我想你们已经认识了。丹尼尔。”他对男孩说：“这是丹尼尔。”随后转向奎因，用同样调侃的语气说：“丹尼尔，这是丹尼尔。”
男孩猛然大笑起来，说：“大家都是丹尼尔！”
“没错，”奎因说，“我是你，你是我。”
“转过来又转回去。”男孩大声喊道，突然张开双臂，在屋里像陀螺似的转起圈来。
“这位，”他转向女人，“是我妻子西莉。”
这位太太闪露微笑，一边说着她很高兴见到奎因，好像真有那个意思似的，一边向他伸出手。他和她握了手，觉出她那纤细得出奇的骨头，问她这名字是不是挪威语。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她说。
“你是从挪威来的吗？”
“转过一下，”她说，“先是到明尼苏达州的诺斯菲尔德。”她发出朗朗笑声，奎因感到自己有些撑不住了。
“我知道这是紧要关头，”奥斯特说，“但如果你时间还宽裕的话，为何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晚餐呢？”
“哦，”奎因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那真是太好了。但我真的要走了。已经太晚了。”
他做了最后的努力，向奥斯特的妻子微笑一下，向那男孩挥手道别：“再见，丹尼尔。”说着向门口走去。
男孩从房间那头看着他，又笑了，说：“再见，我自己！”
奥斯特陪他走到门口。他说：“我把支票兑现后马上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登在号码簿上吗？”
“是的，”奎因说，“那上面只有一个奎因。”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奥斯特说，“尽管打电话来。我很乐意相助。”
奥斯特伸出手要和他握手，奎因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拿着那个溜溜球。他把它塞到奥斯特的右手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