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进步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如果有电的话，我们此时肯定正趴在电脑上玩游戏，或是看电视到深夜。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在论文里不知从哪里抄来这样一句话:当人类发明了机器，人类就变成了机器的奴隶。
时常想有一天关掉电视，一家人坐在一起像儿时那样读读书，聊聊天。但电视节目总是那么诱人，电视cable都是每月花钱买的，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关。
这个夜晚因为没电而过得无比浪漫，我们抱了高兴到湖边散步。满天的星星在没有城市灯光的夜空里分外明亮，一弯新月升在空中，空气中夹杂着草叶的味道，湖面上漫着淡淡的雾气，便想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虽然没有荷塘，月色的确不错。
37.悲剧在上演
当初被肖梅当作幸福终极目标而不懈追求的异族婚姻，终于在两个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期待中破裂了。
“妈，您生完了我得产后忧郁症了吗？”我打国际长途问我妈。
我妈问：“什么叫产后忧郁症？生你的时候是文革末期，医院里连护士的人影儿都见不到，跟谁忧郁呀。”
我又打了电话问国内的朋友：“你生完孩子得产后忧郁症了吗？”
“我们忙着挣钱，忙到四十才得了个儿子，高兴还来不及呢，忧郁什么呀？”朋友兴高采烈地说。
那就奇怪了，肖梅的家庭医生打电话让我们去诊所接她的时候，他可是说肖梅的post-partum
depression很严重。回来一查字典，黑纸白字：产后忧郁症。肖梅住着大房子，出门有车开，居然还忧郁了。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夏天，已是八月天，天气还是凉飕飕的。好不容易盼来个大晴天，太阳却好像是摆设，没有任何热情和温度。北京已经好几轮桑拿天了，我们在多伦多的夏天里还没暖和过来，秋天已经不远了。
这个夏天里不正常的人是肖梅。
肖梅的不正常先开始只表现在她频繁而无序的电话上。电话一通，我还没说话，她那边就说上结束语了：“不行了，说不了了，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她说“一会儿”基本上就不会打过来了，打过来的时候也都是夜深人静了。那时的肖梅，声音温柔了许多：“看我这一天忙的，两个家伙终于睡了，真他妈累死我了。喂，你搬来我们家住吧，带上高兴。”
“我不去，你们家不是不欢迎陌生人吗？”我说。
“他不在，他现在老要去美国出差，每两个周末才回来呢。我寂寞得要死， 这房子大得能闹鬼，半夜里电话铃一响能把我吓一跟头。”
我没有答应她过去住，但是答应她常去看她。
每次去看她，她都有些不正常的表现。她的咖啡越喝越浓，烟越抽越多。她的头发长了，随便一卡。她常常很恍惚，东西在厨房里被煮得焦糊也无动于衷。她失眠得厉害，晚上无法入睡。
我去看她的时候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她不客气地使唤我在大房子里跑上跑下地为她拿东西。这豪宅看起来好像不收拾也很干净，收拾起来也不起眼，一件一件地干完，再把孩子们弄睡着了，一天就这么没有任何“成绩”地过去了。我心里就骂：死鬼，嫁个有钱人，还使唤不要钱的朋友。
接下来的不正常是我发现肖梅开始服用强力安眠药。
一天， 我跑上楼给肖梅找东西，一个桔黄色的药瓶从床头掉到了地上。我拣起来看了看，记了药名儿就下去了。
回家的时候，向东正在上网，我写了那药名儿：“你查查，看看是什么药。”
“一种安眠药。”向东说，“谁吃呀？”
“我在肖梅的床头看到的，这药瓶是处方药，她吃这药，说明确实失眠很严重了。”我说。
“加拿大很多人都吃安眠药，没什么奇怪的。”
希望如此吧。
肖梅变得越来越不正常，总是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甚至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无力，头晕，出汗。嫁个洋老公，好像很合逻辑。又是一通检查和化验。
医生的结论是：虽说加拿大看病不要钱吧，也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做这些无聊的化验。
我就介绍她去看中医调理一下。肖梅刚吃了一副就说药不管用。Bill回来看见她在吃黑乎乎的中药，就更不理解了，统统扔了出去。
多伦多的雨水很多，像情人的眼泪，淅淅沥沥的，没有灰尘和杂质。下雨多是在傍晚，我喜欢旋亮客厅的台灯，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串一串的“泪珠儿”从玻璃窗上滑落下来。
又是一个下雨天，天已经黑透了。雨珠儿一汩一汩的，玻璃毛了，窗外的花草放大了，模糊了……正看得出神，毛玻璃后面显出一张被雨水分割得凌乱的脸。我被这张脸吓了一大跳。
原来是肖梅。
开了门，肖梅湿漉漉地站在门外。我拉了她进来，取了干净的毛巾为她擦脸。她靠着我坐在沙发上，沙发上浸出湿漉漉的一片。她闭了眼，婴儿般依偎在我身旁，我不敢动，好像一动她就会惊醒。肖梅身上传来一股哺乳的母亲独有的奶香味，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她的产后忧郁症。
“宁宁，我怕，我好怕。”肖梅突然睁了眼。
“你怕什么？”
“我怕Bill离开我和孩子们。”肖梅紧张地说，“你知道吗？他现在不像从前那样对我有兴趣了，特别是他找了一个新的合伙人后。Bill白天见了她还不够，回来还是电话不断，从工作说到度假，又从度假说到baseball比赛。那女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一定有一腿。”
“别乱猜，无端的猜疑是伤害感情的。他们毕竟是工作上的搭档，又是同一个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当然要比和咱们有话说。尽管你已经和他生活了几年，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怎么也不会渗到骨子里去。过了头来几年的新鲜劲儿，你不也开始整天租中国电影看了吗?Bill能和你每天聊中国电影吗？”我安慰她说。
“我就是不放心，你知道我把我的身和我的心都给了Bill，没有了他，我在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中国是回不去的，当初要死要活地出来，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嫁了洋人，孩子也有了，要是被甩了，回去多招人笑话呀？”
肖梅走了，她的表情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高傲。
肖梅变得越来越怪。一天晚上，她打来电话，气喘吁吁地说：“向东呀……你们快来，我不行了。”
我们抱了高兴，开车就往她家赶。一开门，她屋里居然开着暖气，门窗禁闭，温度高得能闷死人。肖梅穿着毛巾浴衣，脖子上还裹着一条白毛巾，满头大汗地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喘着气。我冲进屋，打开所有的门窗，关掉暖气：“你疯了，这天开什么暖气？能不头晕吗？”
“我冷，我怕感冒。”肖梅有气无力地说。
我无奈地望着面前的肖梅，凌乱的头发，一张充满紧张而无助的脸，怎么也不能和几年前那个婚礼上光彩照人的肖梅拼合成一个人。
我决定趁Bill在的时候找他谈一谈，他双手一摊说：“我做了所有我能做的一切，我就不明白，你们中国女人不都是勇敢善良的代表吗，别人也都是在家做全职太太的，为什么她就不行。我工作很忙，
真的很忙。”
“你们还是考虑请个人吧，或者让她的父母来，她需要帮助。不管是中国女人还是加拿大女人，都需要真切的帮助，需要休息，需要出去接触社会。”
Bill尽管并不是很情愿陌生人的到来，但还是同意了，只是太晚了。肖梅的情况越来越糟，她开始怀疑Bill的一切，她寻找所有Bill在家的时间伺机和他争吵。甚至一天晚上，肖梅趁Bill睡着之际，偷偷用Bill备份在笔记本中的密码，一封一封地查起了Bill的E－mail信件。问题是没发现一件，反倒被去洗手间的Bill撞了个正着。加拿大人很讲自尊和独立。肖梅的这种中国“妻管严”式的小把戏在Bill看来简直是一种严重到无法原谅的窥视行为。
终于有一天，Bill冷静地对肖梅说：“May，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
肖梅只觉得全身的血都往上涌，尽管屋子里光线昏暗，她还是用她的歇斯底里的尖叫证明了她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两个人一直僵着，肖梅不愿离婚，倾其全力地做着最后的挣扎。
Bill找了我谈起他对这场“异族婚姻”的感受。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从高中到大学，交往过许多女朋友，黑的，白的，都是本土长大的女孩子。直到遇到肖梅，他眼前一亮，觉得自己应该找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气质和文化的女孩共度余生。看来，“猎奇”并不是婚姻维持下去的基石，日后的婚姻生活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之间有诸多的不能融合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观念的差异。
肖梅已经是很西化的女人了，但她脑子里固有的观念还是中国传统的“契约”:Bill有责任对她的一生负责任。而Bill则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活得这么累，结婚只是伴侣的一种形式，爱就在一起，不爱了就分开。加拿大每年有无数人在分居和离婚，何必要这样纠缠不清呢，难怪肖梅前段时间总在看一个中国电视剧——《中国式离婚》。
就这么眼睁睁的，当初被肖梅当作幸福终极目标而不懈追求的异族婚姻，终于在两个人对婚姻完全不同的期待中破裂了。
38.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肖梅。我作为肖梅最好的女朋友，真的应该提醒她Bill的为人。然而，我没有说，一直没有说，反而把保守了这个秘密当作自己高尚的证据。
那还是在肖梅生孩子之前。我因为工作上有些福利和保险权益的表格搞不懂，就拨了肖梅的手机想请教一番。电话一通，是Bill接的，我想也许肖梅在洗澡。我问Bill一些问题。他很爽朗地邀请我最好带上表格去他们家，他可以当面帮我解释。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末了，他问向东来吗，他好准备晚餐。我说他晚上要教学，恐怕我只能一个人从公司过来了。
进了门，才发现肖梅并不在家。
Bill说肖梅昨天去美国出差了，手机也忘带了，好在一两天就回来。
Bill邀我走进餐厅。餐桌上已经摆好了沙拉和红酒。Bill
将顶灯调暗，随手点燃了玻璃大碗里的莲花形蜡烛，两只白色的莲花立即在水中转了起来，很像小时候放的莲花灯。Bill绅士地拉开餐椅请我坐下，又为我斟上一杯红酒。他从厨房端出两盘事先准备好的晚餐，是温哥华蟹腿配烤土豆。
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自然地吃着这顿烛光晚餐。
Bill说起他和肖梅的蜜月，不断地夸肖梅是如何如何的可爱，他们在一起是如何如何的浪漫。透过烛光，我不得不承认，Bill是很帅气的，虽然脑袋秃得在昏暗中冒光，但他身上有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才能散发出来的迷人，有一种土特产的独特味道。
听着他讲他们的幸福，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发自内心地为肖梅高兴，也为今天Bill的盛情招待找到了足够的理由。
吃过晚餐，Bill戴上花镜看起了表格，他把每一处都解释得很详细。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10点钟，我看了看墙上的表，谢过了他，起身告辞。
Bill要开车送我，我们一起走到房门口。
我穿上鞋，鞋带今天不知怎么变得复杂而系不上。好不容易穿上了，我直起身，目光和站在一旁等候的Bill撞在了一起。“Ginger，不想拥抱一下告别吗？”Bill说。
我没有思想准备，虽然我不是那种保守到不能和别人拥抱的中国女人，但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必要要和我最好的女朋友的丈夫拥抱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和他简单地拥抱了一下，再一次感谢他今晚的晚餐和帮助。
Bill松开我，很冷静地说：“Ginger，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一时乱了阵脚，带着敌意抬头望着Bill那张“老爸爸”般慈祥的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无法相信那话是从Bill的嘴里溜出来的。
“不要用你那中国式的惊讶看着我，回答我，可以吗？”Bill拉起我的手深情地望着我。
我本能地缩回了手，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当然不行，你怎么会问这种话？”
“我喜欢你。”Bill的眼里闪着柔情蜜意，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低沉起来。
“你刚刚说过你爱肖梅的。”我反问他。既然我是肖梅的好朋友，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提醒他一下，我是肖梅的朋友，而他是肖梅的老公。
“没错，我是爱她的。我也喜欢你，这并不矛盾。”Bill双手一摊，反倒取笑起我来。“Life is so
short（生命如此短暂）。我们应该学会潇洒点，对吗？”
“No，thanks.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说完那话，自己都觉得自己像胡兰子，那么土的话我都说得出口，真是乱了阵脚。
Bill没有再纠缠我，送我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彼此无言，我一直默默地扭头望着窗外，心里盼着早些到家。
快到家的时候，Bill放慢了速度：“Ginger，我们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该怎么做，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肖梅的，对吗？”
“当然。”我突然开始鄙夷起自己，怎么就像个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窝囊废。
“我和肖梅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玩。不过等她回来了，除非她提出邀请，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的，你明白吗？”Bill 说。
他的秃脑袋在黑暗中闪着光芒，那一定都是智慧。我不知道是应该说他虚伪呢，还是应该说他在情场上的老练。我隐隐地为肖梅的婚姻感到一种不安。
我把那晚发生的事和向东说了，然后等待他的反应。他没有用中国男人的妒忌来责备我，反倒很不解地琢磨起Bill。
他索性问我，Bill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说:“我又不是心理学家，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Bill看来是个博爱主义者，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该告诉肖梅，让她小心点，这才结婚刚几天。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老婆的朋友都不放过。”
“别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还不知道肖梅那个脾气，弄不好，她不埋怨Bill，反倒会怀疑你勾引她丈夫。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一样，崇尚个人自由。也许Bill
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你不同意，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嘛。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只有小心些为好。”向东说。
一只灰突突的大蛾子飞进了房间，从窗户根儿扑腾到家具上。向东用湿毛巾扑住了蛾子，抖落到了窗外。蛾子扑腾过的地方，我都用清水擦了一遍。不知为什么，这只突然闯进我房间的蛾子让我本能地感到一种恶心和厌恶。
39. 最后一只猫
一阵冷风吹过，几片残存的枫叶被带走，尽管白天的日头还很火红，凉意已经告诉我，又一个深秋来了……
凌晨六点钟，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中的肖梅变成了一只白猫走进我的房间。她手一伸，从后面拉开了拉锁，将一身的猫皮大衣脱了下来，露出粉红色的肉。一会儿工夫，那粉红色变成了血浆一般的鲜红色，一滴滴流下来……
我披了衣服走到阳台上。城市还在沉睡中，淡淡的雾气弥漫在街道上。多伦多的城市是平坦的，可以看得很远，隐隐听到有警笛的声音划破城市的上空。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孩乱按了火警，还是哪家的老人犯了心脏病。来了许多年，这急促的声音在多伦多的寂静中早已听习惯了。
回到屋里，睡意全无，吃早饭还早，在客厅里开了电视机，胡乱地做些家务活。七频道正在转播一个突发事件，警察从一个大house中相继抬出了几副担架送上救护车。我怕吵了高兴和他爸，故意关小了声音。断断续续地从树丛掩映的画面上猜出是一个自杀性家庭暴力案件，女主人患有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她在凌晨用刀刺伤了丈夫和孩子，而后自杀。主持人拿着话筒不停地在镜头前唠叨着，好像是在呼吁全社会要重视产后妇女的精神健康，避免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
向东起来吃早饭的时候，电视还在转播。警察已经用黄带子围起了事发区域，镜头里看到很多邻居围在篱笆旁，有人在前胸画着十字，有人在抹着眼泪。最后抬出来的死者身上盖着白布单，苍白的手臂僵硬地垂在外面，那是一只赢弱的手臂，一只对这世界失去了信心撒手而去的手臂。不知道是怎样的打击让她放弃了生命，
还让她狠心地要带走她全部的亲人和她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你听到我死了，那一定是他杀。无论怎样，我都坚持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对向东说。
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张太太打来的。
“你们在看电视吗?在看新闻吗?”张太太问。
“在呀，好像是什么自杀事件。”向东问。
“那个女的是不是肖梅？是不是啊?”
啊?!!!……
我扔了手中待洗的衣服冲到电视机前，向东也拿着电话跑了过来。电视上，镜头已经转到了街口，只能看到一辆救护车从浓密的树丛中穿过。
“这种相似的街道，相似的house在多伦多有成千上万，看不清，也不一定就是肖梅家呀。”向东极力反驳着。
张太太火一般地开了车过来接上我们直奔肖梅家而去。一路上大家都不说话，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车子拐过街道的一瞬间，我们都傻眼了。警察的出现证实了电视上看到的死者就是肖梅。一个警察过来拦了我们的车，我独自跳下车，顾不上张太太和向东的叫喊向前跑去。扒开人群的一刹那，
我看到了肖梅家的大门大开着，黑洞洞的，像一张哑口无言的嘴张在那里。篱笆前已经有邻居送过来的鲜花和卡片。那一刻，泪水像夏日的暴风雨一样从我的身体里迸发出来，一个女警官跑过来搂住我颤抖的肩膀。
“Oh，please let me see her.I’m begging you，let me see her.She is my
friend，my only friend here……Oh，I couldn’t lose
her……(让我再看她一眼吧，我求你们了，让我看看她吧，她是我的朋友，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我怎么能失去她呢……)”女警官紧紧搂着我，小声说着：“I’m
sorry，I’m sorry.”
第58节：你来我走(58)
一群记者围过来问我: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请问，据你判断她是什么原因要自杀的……我平生第一次上了电视镜头，他们给我一个满脸泪水的大特写。
一阵冷风吹过，几片残存的枫叶被带走，尽管白天的日头还很火红，凉意已经告诉我，又一个深秋来了。昨晚刚刚看过转播的
“神州五号”胜利返回的新闻，这是这个秋天里唯一一件还能让我笑得起来的事。
肖梅已经走了有两个月了。Bill带着受了惊吓的孩子们移居了美国，Bill临走的时候给了我电话，让我去即将迎来新主人的房子里取肖梅留下的东西，他不想带走了。
屋子里的东西都搬空了，窗户下放了几只小纸箱。我翻了翻，除了一些零乱的肖梅的个人用品，还有那只祖母的小铜镜。记得那次她抢了铜镜过去，镜子里是一张因为长期缺少睡眠而憔悴不堪的脸，肖梅“啪”地一下把铜镜掷到了对面的墙上，镜子摔得粉碎。
我生气地一摔门走了，后来她来电话说抱歉，并保证一定要给我安上新的镜面。我说那是祖母给我的，安上新的有什么用，新的固然比旧的富丽堂皇，但怎能替代那么多年这镜子所照过的岁月呢?
肖梅听了默不作声，接着就哭了起来，她说要是Bill知道这些就好了，就不会说不爱她了。
傍晚回来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柏油马路黑黑的，像刚刚火局过油的头发一样。我锁了车库的门，远远地就看见一只猫从街上穿过，那是邻居家的“乌云盖雪”。我挥了挥手，它直奔我而来。它比以前更胖了，一点也看不出它最近在吃减肥猫粮。“乌云盖雪”一直把我送到门口，一路上它“喵喵”地叫着，好像在和我说话。
晚上，我又开始做梦了，梦到了肖梅，梦到了那只猫，她轻盈地褪掉她的猫皮大衣，钻进我的被窝，睡在我的身边。月光明晃晃的，照在她猫样的脸上，她睡得那样沉，那样香，好像有几个世纪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了。我为她轻轻拉了拉被子，躺在她身边睡去了……
42.比富大会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
高兴是在加拿大出生的，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探亲。回到北京，我们住到了父母拆迁后的新房中。
已经是夏末，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炎热的夏天了，每时每刻都像待在锅炉房里。打开空调，温度急剧下降，冷得毛骨悚然。干脆关了空调，推开窗户，窗外是喧嚣的大工地，街对面的起重机离我家近在咫尺，每次运输建材都让我有种是往我家运送的错觉。放眼望去，西山被一栋栋矗立起来的住宅分割成了不同比例的小块儿。北京的变化真是快，这个曾经让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城市，在我离开的这些年变得越来越陌生。到处都是大拆大建的工地。城市在疯狂地拓展和延伸，走的时候一说三环外就觉得挺远的，现在能在五环边上买的房都算近的。新建设的环行路酷像削不完的苹果皮，一圈又一圈地绕下去。
我走的那年，谁要是买个房都觉得新鲜，这一回来，同学朋友每个人都买了好几套，从无房户直接变成了地主。
燥热让人心烦，打开电视，随便一个台，无论是新闻还是电视剧，
都能看到在北京生活的洋人面孔。每一个关于北京市政建设或是文化活动的报道总是伴随着洋人总结性的赞美和肯定圆满结束。我一边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电视，一边生气:我在多伦多怎么没这待遇，中国人的友好简直超过了外国人的期待。
同学朋友纷纷打来电话约吃饭。吃饭是回国探亲最重要的活动，连早饭都能被约出去。每天起来就有朋友来电话等“号”儿：宁宁，今天有“空号”吗？约您这个海外人士真难呀。中午饭还没吃完，就有朋友在外面等着来接，去吃晚饭。
又是一个饭局，同学聚会，约好了晚上6:30在眉州东坡酒楼见面。对于今天的饭局，我是比较积极的，积极的原因是想趁机见一见从前的男朋友。虽然他已经消失在我青春的往事里，但当生活拉开一段距离后，特别是离开中国多年后，本能地有一种想“窥探”他生活近况的欲望。台词，场景，我早就已经设计了A、B、C、D，
一心盼着他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抱怨着婚姻生活的不幸，最好再流露出没有娶我的千古遗憾。然后我会满怀同情地对他说：“我——希望你能幸福！”而心里却念着：送你俩字儿——活该！
我提前了十分钟到，包间里空无一人。我要了壶菊花茶，随手翻起了报纸，半个小时过去了，稀稀拉拉地来了一两个同学，抱怨着堵车，抱怨着忙。我说：真不像话，就让我这个外地人在这里等。
点了菜，肚子咕咕地也不好意思吃。实在绷不住了，组织人打了电话一个一个问，有的人堵车在路上，有的人接了电话才刚出来。很多年没有见老同学了，脑子里还残存着上学时大家在小饭馆儿里吃麻辣烫的情景，一瓶啤酒，几盘小菜，一班人挤挤地挨在一起，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憧憬。
晚上8:30，大家终于都到齐了。
环顾了一圈同学，有人变胖了，有人变老了，有人做生意发财了，有人职场上得意了，也有混得不好的消失了……从前的男朋友也赶来了，只是没有预想的激动，但却有一种互相看着慢慢变老的“浪漫”。
同学甲点了一支烟，一边吐一边问：“宁宁，你在那边开什么牌子的车呀？”
“也就是一个丰田的Corolla(科罗娜)。”我没好意思说是二手的。
“你们知道吗？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纯——进口的车，这两天闹抵制日货，我都没敢开出来，怕人砸我的车。”同学甲把“纯”字拉得很长。
同学乙也不示弱：“宁宁，你在那边住什么的房呀？”
“Townhouse，就是国内的连体别墅。”我说。
“就是连体别墅呀，我刚买了一套，下个星期到我那里去吃烧烤呀。”同学乙得意地说。
同学甲一看同学乙的进攻，马上说：“买几套房子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了，你随便问问，谁手里不是三套四套的，前两年买房子还是投资，现在恐怕是要砸手里了。真正的生活是去国外度假享受。我刚从马来西亚玩儿了一圈回来，好玩儿极了。”
“东南亚都让中国人玩儿烂了，下岗工人都组织去呢。我们全家刚从欧洲回来，不去巴黎不知道东西有多贵。我现在生意一有空就出国玩儿。对了，宁宁，明年我们全家可要去加拿大滑雪呀，到时候住你那里呀。”同学乙笑着说。
“好，你来了，我就把basement收拾出来给你们住。”我说。
“basement是什么？”同学乙问。
“就是地下室。”我说。
“哟，我说老同学，我去了，你就让我住地下室呀，真拿我们当王启明和郭燕看呀。我们可不是去投奔你的穷亲戚，酒店我们住得起，住你家不是想和你叙叙同学之情吗？”同学乙脸上闪过一丝不高兴。
我没有解释，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同学甲还不放过我：“宁宁，你在那边养什么宠物？”
“我啥都不养，我能养活我自己和我儿子就不错了。”我说。
“我现在玩儿鱼呢。我买那个鱼缸就花了三千多，每天忙完了回去，往一缸鱼前面一坐，‘江湖’，那不就是一缸子‘江湖’吗？。哎，白天看完了生意场上的打打杀杀，晚上看看它们，享受！”
同学甲还沉静在自己的感想中，同学乙已经不耐烦了：“你玩儿的一定是热带鱼吧。我现在玩儿海鱼，你那鱼缸算什么，我光一年给我那几条鱼换海水就要花一万五。一万五呢！”同学乙睁大了眼睛用手比画着。
其他人只是默默地倾听，拘谨地忙着夹菜。同学甲和同学乙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了“相声”。我用余光瞥了一眼从前的男朋友，他倒是看上去比分手的时候可爱得多，只是笑，只字不提他生活的好坏，我想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想法立时变得无聊而无耻。
“我最近又给我的保姆涨工资了，一千三。”同学甲说。
“我一个保姆，一个月嫂伺候孩子，月嫂可比保姆贵多了。”同学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