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月家的下场是Adam坐在加拿大的公共图书馆查阅资料写出来的。文月离开什刹海之前给Adam发过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命都快丢了，一封信的命运就显而易见了。文月的父亲被送到农场改造学习，他知识分子单薄的身体没能经得住新时期的改造考验，两年后就在农场莫名其妙地病逝了；母亲带着弟弟去了乡下，住在亲戚家一间久置不用的小阁子间里，房子小得一进门就得上床，床下还偷偷养了两只鸡，盼着它们下的蛋能给正在长身体的弟弟增加营养；文月草草地和一个当红的领导的儿子结了婚，保住了她留在北京不用去张家口的命运。那些文革期间当红的领导虽然出身贫寒，靠造反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但他们骨子里还是喜欢那些文人墨客的千金，以弥补他们因历史而造成的文化上的缺憾。
文月的一家从什刹海的烟袋胡同消失了，文月在Adam的生活中消失了，这一消失就是十年。十年的光阴足以把一个纯情的少女变成宿命的妇人，十年光阴也足以让Adam不再年少。十年并不是等待的结束，而是更长的等待的开始，是一生等待的开始。Adam在文革后去北京寻找文月。因为地址和人名的变动，民政局的查找没有任何结果，有人说文月的母亲过世后，她带着弟弟跑到香港投靠亲戚去了;有人说文月生孩子时难产死了，她母亲也上吊了……十年的混乱，有多少这样离散的家庭，Adam短短两个星期的寻找只能是大海捞针。Adam带着遗憾去寻找那扇门，门还是那扇门，破旧了，露了风，长了绿锈的铜铃还挂在那里，那是文月临走前为他留的讯息。门开了，推自行车上班的，送孩子上学的，呼呼地冒出了好几家的人……
夜深了，我和向东重复着结尾处Adam为文月写的一首诗睡去了：
我多希望能与你一同走过一年的四季，从穿着毛衫的冬季到披着短袖的夏季；踏过落满树叶的秋季，走进我们开始相爱的春季……
我多希望能与你一同在黑暗中等待黎明，让清晨的露水浸湿你的睫毛，让霞光包裹你的双臂；让我采集香薷为你编织成床，让我折取艾枝为你把火点燃……
我日夜兼程地为Adam的回忆录绘制插图。Adam无论在英文名还是法文名中都是圣经中亚当的意思，他的夏娃就是文月。在封面设计上，我别出心裁地让亚当和夏娃相遇在中国花园里。夏娃穿着一个素色的肚兜儿靠在苹果树前，亚当手持一只红苹果站在身边，夏娃如丝般的秀发祥云般飘在空中……我用小红毛毛笔画在熟宣纸上，扫描时做了些技巧，
整个画面充满了怀旧的情趣和时空交错的想像力。如果时光能够在我的笔下逆转，我真希望Adam和文月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每完成一张插图，便拿去给Adam看。他的情况愈来愈糟。他看完我用细铅笔画的那扇门，笑了，颤抖着拉过了我的手吻了我的手背。
“你……和她……一样……漂亮。她……是我这……一辈子……最想娶的……女人……”
两个星期后，Adam去世了，他没能等到书的出版。他带着他的遗憾走了，去寻找他的东方梦。我后悔没有在Adam去世前讲给他那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告诉他一定要在去天堂之前去一趟鬼城，过了奈何桥，见了王婆子，兴许王婆子见了老外一高兴，禀报了转世司，特赦了Adam转世到人间，虽然他的功力不够，不能转世成人，或可化作一枝荷花，静静守在什刹海的池塘中……
按照他的遗嘱，他的房产一部分作为书籍出版的费用，剩下的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以资助亚洲地区儿童的教育。Adam
把那只铜铃留给了我，他把他的梦想留给了我。
最后一次去Adam家的时候，我在那张老藤椅上听完了张镐哲的《镜子?空瓶?三十年》：
我正好从那镜子看到一个人
在一个走不出来的房间
他的脸在烟幕之中朦胧地浮现着
漂白的记忆
飘动的窗帘
这世界永不会改变
最爱的梦从不会实现
想一想真的没有几个三十年
何必在乎最爱什么人
看一看自己那张风霜后的脸
到底值得谁来思念
我从他眼中找到故事的起点
却忘了走到现在要几年
不知谁把爱情装在他的空酒瓶里
不小心绊倒
他醉了多少年
32.一路高歌
高歌一路高歌地杀回多伦多了……
星期六的早晨，我惯性地在6:40醒来。醒来后神思恍惚，潜意识告诉自己今天是周末，迷迷糊糊地又睡了过去。
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和平里青年沟的老房子。仰头望去，八区十三楼202的玻璃在树叶中闪着光芒。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儿从我身边不紧不慢地滑过，那是邻居刘伯伯。“丁当——丁当——”的自行车铃声在干涩的空气中延展开来。正是学生上早操的时间，和平里一中的校园里传来踏步声，沉默之后，嘶哑的喇叭里响起了嘹亮的国歌。国旗在旗杆上爬，先慢后快，最后一个箭步在最后一个节拍中占领了制高点。没有风，到处都是干涩的。街角那家叫“雍雅”的小餐馆还没有营业，大玻璃窗被桌布遮掩得严严实实，外地来的小服务员在里面睡得正香，呼噜声都听得见。我真想进“雍雅”吃盘炒疙瘩，刚出锅的，五元一大盘，放了白菜和肉丝的……
刺耳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美梦中吵醒，吧唧着嘴，带着遗憾挣扎着爬起来，谁这么讨厌，偏偏这个时候来电话，真想再回到梦中把那盘炒疙瘩吃完。
抓起电话，我带着情绪地问：“Hello？”电话那边传来熟悉的纯正北京话，高八度的音调震得我耳膜直疼：“怎么才接呀？是我，高歌！”
高歌一路高歌地杀回了多伦多。她随一个部委的商务考察团来加拿大考察。
我开车去Royal
York（皇家约克）酒店找她。这家老式的酒店因英国女皇的光顾而身价倍增。高歌住在11层157房间，那是一间面对安大略湖的房间，湖水在阳光下蓝蓝的，天空的云朵很低很低，好像一开窗户就能抓一朵进来。
房间里还坐了一个人，五十岁模样的男人，一看就是一位领导。我判断他是一位领导是因为他的肚子，大概是公款吃喝吃出来的肚子。有了够尺寸的肚子，领导才有了“胸怀”，西服总是敞着，手总是背着。
高歌给了我一个夸张的拥抱：“小美人儿，你生了孩子怎么还这么美？还让人活吗？”“来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上级领导，王总。王总，这是我加拿大的朋友。她可是加拿大出版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呀！”高歌真能吹，她一脸的自然，我倒满脸发烧了。
高歌在我背后推了一把，我没准备，一个踉跄被推到了王总面前：“王……王总您好，欢迎您来加拿大。Welcome to
Canada!”王总并没有起身，微微点了点头，伸过手来和我握了握。
早就听说高歌回国后一直很低调。找了个网络公司凑合干着。她回去的时候，网络公司的竞争已经鱼死网破了。干了没几天，老板说公司撑不住了，不如关门改做饭馆。高歌说别急，再给她点时间试试。她又做设计又做销售，每天骑个自行车一个客户一个客户地跑。老板看她这么能吃苦，怎么也不能和那个在面试中说放弃了加拿大的别墅名车的“海归”联系在一起。
高歌一点也没有觉得苦。这几年在加拿大瞎混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现在倒有一种觉醒的感觉。在加拿大待的几年，她是真怕了失业的滋味。她从来没有让她的“怕”溜出过她的心，那种在强制状态下压抑出来的矛盾的平和，一旦找到了可以释放的契机，就可变成伟大的力量。高歌就是在和这家小公司较劲。也许结果还是关门，但她想在这个小舞台上把自己的能量燃尽。
奇迹出现了，小公司起死回生，没过几个月，小公司发展了。一家美国网络公司看中了高歌，年薪二十万美金把她挖了过来，七弄八弄的，高歌现在是这家美国公司的驻华代表。
高歌说王总想尝尝有特色的西餐，问我有什么主意。我开车带他们去了BCE
Place大厦的Richtree。Richtree是一家极具特色的自助餐厅，环境布置得像一个五彩斑斓的大集市，多伦多一共只有三家，这家是最大的。
王总一走进去就一屁股坐下不动了。高歌跑前跑后地为王总挑着食物，选着饮料，一样一样地送到王总面前，就好像他是一个没有腿的残疾人。
高歌忙活完了王总才给自己去拿食物。我凑上去小声说：“怎么他跟个大老爷似的，你该着伺候他呀？”
“他就是老爷！我就是丫头！他老人家一句话，我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能不伺候好了领导吗？”高歌说，“宁宁，你学着点儿，不会察言观色，你怎么回去混！”
吃完饭回到酒店，领导说要准备一下下周会议的讲话。领导刚刚举起一张白纸，高歌马上递上一支笔；领导伸手刚碰了一下水杯，高歌马上打开一瓶矿泉水倒了进去；领导刚张了一下嘴，好像要大喷嚏，高歌马上递上一张面巾纸……整整一个下午，我看得目瞪口呆！高歌好像是王总肚里的一条虫，知道他在想什么。
第二天是周日，高歌又搅了我的好梦。
“宁宁，你今天没事儿陪王总逛逛街。他的一个手下也来了，你就叫他李总吧。对了，你最好再找一个人陪同，最好找个洋人，显得隆重些。中午找家好餐馆吃饭，回头我全报销，你可千万别让他们付钱啊。我今天还要搞定另外一个领导，这两个人可就交给你了！”高歌又一个高八度的结尾。
我叫了Monique来帮忙，她高兴得很。我开车接了她直奔酒店。到了酒店才想起来忘了问高歌王总住哪个房间，只好到前台去查。
“请帮我查一个客人的房间，他姓王——W-a-n-g。 ”
“很抱歉，我们这里有八个先生都姓王，全都只有姓，没有名，请问你们找哪个？”
“那请帮我查一下Mr.Lee Changhe（李长河先生）。”
“很抱歉，我们这里有七个李先生，也只有姓，没有名。”前台接待耸耸肩，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留姓不留名。
我们只好拨了国际长途漫游到高歌的手机上才问到了房间号。
王总一见Monique，先是诧异，然后就很高兴，掏出名片递给我们，随行的李总也掏出名片跟在王总后面递给我们。
Monique小声对我说：“王总一定比李总官儿大。”
“你怎么知道？”我小声问。
Monique掏出名片说：“你看王总的名片是用珠光纸印的，而李总的名片只是用普通纸印的。”我一看，果然。
一天的购物，才发现这李总就是来给王总撑门面，拎包拿行李的。李总的殷勤展现了他的多种“才艺”，一会儿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棒棒”，肩背手扛了一堆王总给儿子买的书，给老婆买的衣服；一会儿，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出现在王总的左左右右；吃饭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保姆，监督着王总酒要少喝，肉要少吃。
分手的时候，王总要求和Monique合影。照毕，王总转过身对李总说：“回去后登在简报上，附个标题，就说我们在加拿大受到了加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怪高歌说要找个洋人来陪同，难怪Robert在北京老上报，不少中国人崇洋真是到了一种境界。
晚上，高歌兴致勃勃地请我们（肖梅，向东和我）去Allen’s Bar。她眼都不眨一下，点了一桌子啤酒和小食。“敞开了喝，反正公司报销。”高歌说。
“公款吃喝就是不一样呀。你这个‘海龟（归）’算是混出样了。”肖梅奉承的话里带着妒嫉。
“哪有你们好呀，能留在多伦多，这里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不过，话说回来，‘最适合人类居住’不等于‘最适合人类工作和发展’!”高歌回应着肖梅。
“可我们的天堂里空气好呀，北京空气那么脏，回去了能呼吸吗？鼻子里都是煤灰吧？”肖梅刺儿着说。
“这话说的。你在北京都吸了二十多年的‘脏’空气才来的加拿大。在加拿大待了四五年，回去就不能呼吸了？你也太夸张了吧？”高歌的嘴巴真厉害。
两个女人的对词都带着妒忌。肖梅妒忌高歌回去的赌注下对了；高歌妒忌肖梅这样没有什么专业的人居然稳稳地留在了加拿大。她们之间的妒忌又是微妙的，谁也不想扯破面子。肖梅想着兴许以后回国，还得在高歌那里给自己留条后路；高歌也借着她有肖梅这个有个洋人老公的朋友在国内添个面子，当着客户的面在手机上打一个电话，寒暄几句英文，既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又给客户炫耀了一下她的海外背景。
“高歌，你还是给我讲讲国内的经济吧，机会是不是很多？”向东耐不住了，现在他很关注国内的情况。这半年多，他在国内的朋友总是打电话劝他回去发展。国家交响乐团也实行考核制了，再不回来就没位子了。
“人生奋斗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康师傅方便面不会从天而降。我想我的成功是因为我摆对了我的位置，从零做起，不嫌机会小，不摆‘海归’的架子。瞅准了机会，就要全力以赴地宣传自己，别说我吹牛，国内的人就认这个。当年方鸿渐不就是靠着一个买来的‘奥克兰’大学的文凭变成了镀金的学者吗？我好歹是真的在加拿大上过学，虽然学校不怎么样，名字也难听——湖头大学，说成英文名字还是很唬人的——Lakehead
University。这年月，自己不吹，谁知道你是谁呀。所以我很幸运，我成了‘海归’，没有成为‘海待’。”高歌一边说一边灌酒，我发现她酒量惊人。
“‘海待’是什么？”肖梅问。
“就是海外归来待业青年。”向东笑着说，“听说有的博士回去连两千人民币的工作都争呢。”
“这些博士呀只会在学校里读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回去争两千人民币的工作，说明他在这里也没有工作过。”高歌又干掉了一杯。
“你们这次来不也是来招聘人才回国发展的吗？”向东问。
高歌鼓着充满了啤酒的腮帮子摇着头：“瞎扯！招聘人才不过是领导们找茬儿出国的理由。我给你们读读招聘条件：年龄30岁以下；学历博士以上；至少五年以上北美相关工作经验……这个招聘启事整个儿一个脑筋急转弯儿。你们想想，一个人正常人读完博士都多大了？怎么可能在30岁前能有五年工作经验呢？再说，一个人已经在北美干了五年了，生活基础都定在这里了，谁还要回去呢？”
高歌好像喝的不是酒而是水。她现在就是台上的一个角儿，台下观众喝彩还是倒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要有和她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捧场，有了这些人的捧场她的成功才有了价值。
“肖梅，你怎么不喝酒呀。”高歌问。
我抢过话说：“你还不知道呢，肖梅要生老二了！”
高歌脸上掠过一丝的停顿，神情似笑非笑，灌了一口酒：“是吗，都生老二了。那，肖梅，你看要不要点个饮料？”
“你现在都稳定了，还不赶快生个孩子。”我说。
高歌不说话，推说忙，根本没有时间，等忙完了再说吧，究竟什么时候能忙完，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向东又开始唠叨回国发展的大计。窗台上的花又开了，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一株上面开出了红白两种颜色。
我一边听向东唠叨，一边给花施了些肥。这是我去年在一个花圃买的海棠，枝干比去年长粗了许多，枝条夹着盛开的小花，丰满得漫出了花盆。
我转身对向东说：“我承认，国内是奋斗者的舞台，就像拿破仑所处的时代就是成就人成功的时代。回去，还是留下，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了。高歌很成功，成功是要有代价的，你看她听说肖梅要生老二的时候就不开心了，这就是成功的代价。为了保住她的成功，她就要不停地忙下去，她有能力控制她的成功，但她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她的生活。她也是女人，我就不信她不想生孩子，不想享受小女人的生活，她有时间吗？”
“是啊，她成功的年纪偏偏是女人最尴尬的年纪。哎，我在说我的未来呢，你怎么又扯到了她。我这种不需要生孩子的人才在这里窝着岂不是浪费。”向东说。
夜深了，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说跟向东说别讨论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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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坚持完美
我要坚持，为了这个完美的家而坚持！
肖梅的老二已经两个月了。我和向东带了高兴去看肖梅。
门开了，肖梅一身睡衣在门口闪了一下，门又关了：“等会儿——”门里叮叮咚咚一阵忙乱夹杂着肖梅的尖叫：“Stop it! Stop it!
Behave yourself， please!”
门又开了。一个丰腴而整洁的女人摆了个S造型出现在我们面前：紧身裤，纯棉宽松白的衬衫里若隐若现着她因生育而丰满但并不臃肿的身材。肖梅的脸上没有妆彩，荷尔蒙的改变让她脸色红润，头发油黑。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还是那样美，她一直坚持着她做女人的哲学：“在不该成熟的年纪绝不成熟，在成熟的年纪绝对优雅。”
“欢迎，快进来。哎呀，小高兴，你也来了，快去和你的Nickel（尼可）姐姐玩儿吧。”肖梅温柔地说。
客厅已经变成了游乐场，玩具满地都是。Nickel正坐在Baby餐椅上吃意大利面。她把裹着酱的面条甩得到处都是。肖梅刚要弯腰去擦，“啪”的一坨正好甩在肖梅的脸上。“Hi
girl，that’s really
bad（我说丫头，这样做可不好）!”肖梅又尖叫了起来。楼上传来了Mike（迈克）的哭声，肖梅抓了一张面巾纸往脸上一盖，就噌噌地上楼去了。一会儿工夫，肖梅夹着Mike下了楼。Nickel又从餐椅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要往下跳，肖梅像蜘蛛人一样一个箭步冲上去搂住了她的脖领子。这边Mike饿得哇哇大哭，那边Nickel在餐椅上转着圈儿地嗷嗷乱叫。
我赶快过去接过了Nickel，
她一下子就追着高兴玩了。肖梅在肩上搭了一块绣花的俄罗斯大方巾，一撩衣服，优雅而专业地给Mike喂起了奶：“我现在像不像大妈？”
“有这么漂亮的大妈吗？这个时期都这样，我那会儿不比你好到哪里去。你们家条件好，为什么不请一个保姆呢？”我说。
肖梅家的大黑猫“喵”地叫了一声突然从窗台上蹿了下来，跑开了。
“死猫，一来生人就躲起来，没见过世面。”肖梅瞪了一眼黑猫，转过头来接着说:“Bill不同意！他不喜欢家里住进一个陌生人。”
“这是什么话？你现在需要帮助，要不把你爸你妈接来帮忙。”
“Bill也不同意。他说我妈一来，又要天天做粥了，他受不了，结婚的时候来一个月都难过，现在要住好几个月，绝对不行。”
“他就不能凑合一下。”
“不能，他们这些老外，不对，应该说他们是这儿的主人，我们才是老外呢。他们这些鬼佬都这样，喜欢独立。他说他妈妈生了他和他弟弟，小时候，他妈妈做饭，就把他们放在厨房里的小围栏里。他妈妈也是这么带大了两个孩子，别的加拿大人也都是这样带孩子的，有的还一家四五个呢，为什么我就不行。说得我无地自容。他说这‘勤劳，勇敢，善良’不是形容你们中国妇女的吗？”
“胡说，你要是问你妈，你妈也会说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你和你弟弟带大了。你妈二十六岁都生完你弟了，你三十多了才生第一胎，能一样吗？你们家那会儿有这么大房子要照管么？能比吗？”
“你说的真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不过，我也不愿再接我父母过来了，他们来了就跟蹲监狱一样，还要看‘白’女婿的脸色。”肖梅说，“Bill今年生意不好，他代理的很多客户都跑到美国那边做生意去了。他现在老要去美国处理事务，比以前忙了，钱却比以前少挣了。这么大的房子，又是车又是孩子，他压力也挺大的。他们这些鬼佬，从小没受过苦，有点挫折就很脆弱。人又到了中年，事业上的波动总是让他不痛快，最近他脾气特不好。我妈讲话——肾亏，应该吃六味地黄丸。Bill哪里能接受。”
“你也知足吧。我打电话给咱们以前那些同事，他们羡慕死你了，你已经为我们姐妹们争光啦。”我说。
“咱们同事都怎么说？”肖梅好像很在意大家的议论。
“当然是好啦。你现在是完美家庭了：洋人丈夫，house花园，混血儿。多少人想实现的北美梦你都占全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Bill挣得再少也比我们强出去几百倍。”
“是啊，我出来了，我想要的东西在我的努力和策划下一样一样都实现了。有时候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虽说Bill不喜欢和我爸妈住，可我也庆幸我没有和公婆来往的烦恼。你说对吧？”
“那可不是，你就偷着乐吧！”
“受点累倒不怕，我现在最怕的是睡觉。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母猪，天天都是重复那些事，身子一歪就得给Mike喂奶，喂完了一起来就得陪Nickel玩。唱着走调的摇篮曲哄两个孩子睡着了，我又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干着急。好不容易有睡意了，Mike又要吃奶了，Nickel又要起来玩了。我以前上班还有个周末，哎呀，现在真是没白天，没黑夜，更没有周末……”肖梅眼里闪着无奈。
“但我要坚持，为了这个完美的家而坚持！”肖梅脖子一梗，大有一种胡兰子就义前的坚毅。
要说中国人的崇洋是有历史的，《围城》就已经写得很精辟了。肖梅的父母虽然加起来也没和Bill住过两个月，可回去后在亲戚朋友间却是自豪得不行。遇到有朋友和儿媳妇，或者女婿闹别扭的，肖梅她妈马上说：“我那个女婿可好，我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客气得很。”她妈也不想想，她倒是想和她女婿理论他的抠门儿，她说得通吗？老两口关起门来都知道，中华民族养老送终的传统根本不可能指着肖梅两口子来实现了。本来被当作最高幸福目标被追求的国际婚姻现在发现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玩笑，洋女婿中看不中用。两口子常常后悔：我们的闺女，一朵鲜花插在了“羊”（洋）粪上。
国际婚姻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让人议论了，但在肖梅的家族里，祖祖辈辈还是头一遭。肖梅早就成了家族里的骄傲和幸福的代言人，所以她必须坚持，为了她这个完美的家。
36.停电后的快乐
一弯新月升在空中， 空气中夹杂着草叶的味道， 湖面上漫着淡淡的雾气，便想起了朱自清的 《荷塘月色》，虽然没有荷塘，月色的确不错。
2003年8月14日，星期四，下午四点。
电脑 “啪”地一闪， 瞬间的黑暗吞没了我还没存的文件。
我还没来得及弄清究竟是停电还是恐怖袭击的前兆，Flora已经吹起了口哨：电子时代，天赐良机，别装蒜了，赶紧回家 。
出了门才知道， 美国及加拿大东部发生了大面积停电。
streetcar 瘫痪在路上，好像博物馆里停着的蒸汽机车头，只有荣誉，没有动力。我们步行到Union
Station去坐地铁。大街上挤满了不知所措的人们，地铁停开，等地铁的人们从地下呼呼地冒出来，手机信号因人太集中而中断。在这个充满了比特和字节的信息时代，没有了电，就好像相声里说的:你一关电门，我就掉下来了。
天气很热，一片一片的人神色匆匆地从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厦中涌出来，汇集到公车站。烧柴油的公共汽车要四十分钟才来一趟。我和Flora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向彬彬有礼的加拿大人因为拥挤而把着车门大吵大闹起来。
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打电话让向东开车来接我，如果他今天没有关车库的话。
这是多伦多少有的热天，太阳因为没有污染层的阻挡而显得凶猛毒辣。我们两个冒着烈日在街上走啊，走啊，从一个个小商店的门前擦过，走累了就坐在橱窗边歇息，揉揉穿高跟鞋而肿胀的双脚，
这高跟儿鞋走在办公室的地毯上是职业的高雅，而步行在水泥路上简直就是落破。走着，走着，这才发现，原本已经认为很熟悉的城市仍然这样陌生，这城市结构的细节不是靠两三年的光阴就能理清的。
街上有人开始卖矿泉水了，基本原价，只有中国人店门口卖的水都涨了价。是加拿大人太笨了还是中国人善于投机，说不清楚。反正历经了多年的苦难，
中国人都很有忧患意识。原本寂静的多伦多在停电后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马路上汽车多了，行人多了，噪音多了。路口的红绿灯没有了，开车的人们自觉地本着“先到先走”的原则而顺序通过。
路口出现了很多自告奋勇来指挥交通的年轻人，黑人兄弟跳着霹雳舞把交通指挥得井井有条。 人们喜欢在城市的异常中展露个性的光芒。
公共汽车很挤很挤，一出终点站就塞满了急着回家的人们。
回到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天黑了下来，没有电的夜晚，并不像儿时那样兴奋地等待在夜幕中玩捉迷藏。家里的一切设施都依赖于法拉第他老人家所发现的电，做饭的炉子是电炉，烧水的壶是电水壶。邻居的洋人在院子里啃上了面包，多年来对着水管子喝凉水，吃生冷的苦行僧锻炼今天派上了用场。向东想出了个好主意，
在院子里点了个火锅，一家人热气腾腾在月光中美美地涮了一顿。 连飞舞的苍蝇都被从邻居那里吸引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