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第二天，姜斌起了个大早，小学老师的本职工作还是要做好的。他负责的是小学三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工作，每天两节课，工作量不是很大。
乡村的老师的自由度还是挺高的，上完两节课以后，才刚过上午11点。
乡下的信息终究有些闭塞，于是向校长请了假，趁着下午没课，去趟镇上转转。
小浦镇，千多年前就是个着名的渡口，因此得名，倒是离得不远，6-7公里地。不过需要过个渡口，五里墩。
姜斌小时候去镇上，五里墩是必经之地，因此是轻车熟路。
依稀记得，每次路过，都会看到渡口边的两间破土房，木门上胡乱绞着几根铁丝。
一个月前，路过渡口的时候，还见过了久未谋面的大勇。大勇是渡口船工，附近的人累月都会从渡口经过，因此都是熟识，大家便把他当“老伙计”。
但是，渡口船工仅仅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还是几年前苏南来的知青。
前世几次回家，姜斌的老父亲还多次提起大勇。
1949年，大勇出生在苏南小城。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美术学院教油画，母亲在中学任教，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大勇，1968年夏天毕业。1969年年初，他收到通知——大勇到小浦镇当了五里墩的船工。
大勇下放的时候，支书就把他打发到了渡口。搬到渡口，住进一间勉强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屋，大勇才明白为啥支书口中这个“活儿少、拿大工分”的饭碗没人抢——五里墩渡口倚靠盐河北堤，隔着河南望渔业大队，方圆三里之内没有一户人家。在大堤上巡个来回大约要10分钟，两侧的杨树林里，一座座坟茔夹杂其间——守着渡口还要捎带看坟场。
期间，父亲也病重去世，这给了他很大打击。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大勇工作之余，留下的复习的间少之又少。初中课程还好，一来知识浅，二来基础打得扎实，可高中课程被耽搁了，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从头学起。
因此，可想而知，第一次高考无疾而终。
1978年初夏，正当大勇备考进入冲刺阶段，城里拍来一份电报：母亲病重。大勇请假回城，母亲已经住进了医院，几个月不见，她几乎瘦脱了相。医生的诊断是胃癌晚期，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
大勇没日没夜地守在病床边照顾。母亲焦心，劝他回去复习。大勇推说自己基础差，多复习一年，把握还大些。
没过多久，终究没逃过病魔，母亲病死在医院。
回到林场已是7月底，高考结束了。按照当时的招考规定，考生不得超30周岁，1979年的高考是最后的机会。可这时候，公社领导泼了一盆冷水：“你就是考上了，怕也难过吧？”
他不死心，继续备考，可到了1979年5月，县招生办发出通告，规定高考考生一般不超过25周岁，学习成绩优秀的未婚青年，经单位证明，年龄可放宽到28周岁。
这是当头一棒——大勇当时已经30岁了，还没进考场他的大学梦就碎了。附近的村民得知消息，笑话他：“哪能谁都成天之骄子呢？”
时间一晃，就这样30年过去了。前世回乡的时候，路过渡口的时候，还经常见到大勇。虽然那时已经有了过河大桥。姜斌还是愿意绕远路，去看一下大勇。
那是被耽搁一辈子的人生啊！
不知道这一辈子，大勇会不会依然在渡口孤独终老。
就在姜斌胡思乱想的时候，已经悄然到了渡口。
两间破落的土房，茅草混泥的屋顶，日头的照晒下，有些干裂。
不过，大勇依然是那么的热情。刚在河对岸看到姜斌，就已经开始打起了招呼。
渡船轻轻的靠岸，大勇用槁子用力的支撑着船身，保持着船的稳定。三五位乘客利索的上了船。再轻轻一推，小小的渡船驶离了岸边。
大勇看到姜斌有些兴奋，趁着撑船的功夫，与姜斌不停的说话。
等到下船的时候，还死活要拉着姜斌说有事儿。
“上次见到你爹，听说你去了小学当了老师，这是喜事，可得沾沾喜气。”话还没说完，随即钻进屋子，在柜子里翻找出红纸，要包红包。
姜斌赶忙拒绝：“不能，不能，心意领了。改天请你吃饭。”
在拉拉扯扯中，姜斌坚持拒绝了大勇的红包。趁着渡口没有行人过河，大勇拉着姜斌热络的聊着。
“你要好好去练本领，将来建设国家要靠你们。”大勇语重心长，不时重复地念叨，“唉，你赶上好机会啦！”
每次见到姜斌，大勇总是说不完的话，估计在大勇的心中，特殊的年代，能够稳稳当当的，还有个体面的工作，总是让人羡慕的。
经历了渡口的插曲，姜斌花了半个把小时，才赶到镇上。
那一年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