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去台湾，同去的朋友行前都忙置装，男士门买上千元的西装，过百元的领带……女士们的时装、礼服更多姿多彩。谁叫我一块去做衣服我都谢绝，只悄悄找到一家居民委员会办的小裁缝铺做了两身中式裤褂。疙瘩绊，肥袖口，另外在个体户小摊上买了双充礼服呢圆口布鞋，加一块是人家一条皮带价钱。到台湾一下飞机，“不好意思”，众多西服革履没被注意，来迎接的朋友们却先把视线投向了我。杂文作家协会会长满口京腔的吴延环老前辈，拉着我手说：“他们还说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北京来的”！
我说：“我这身可没您那身讲究！”
他穿的是宝蓝色春绸大褂！真礼服呢圆口布鞋。
回来后，接待日本作家，我又穿这身短打。老朋友黑井千次等围着看了半天，跟我打听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服装，若买不到他想用身上那套高级西装跟我换。若从经济眼光出发，跟他换还真合算，他那套西装比咱们有些“精品店”“时装屋”展销的高价品像样得多。
西装我也做过两身，是专门在中国人集会场合穿的。因为我们时髦的同胞注重新潮，不穿洋服难免被看做落伍。君不见车站前捣腾车票的游民，摆小摊卖野药品小贩都穿件皱皱巴巴的西装吗？
有人见我做中式裤褂得了便宜，就问当初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我说我在国外已取得一条经验要想在飞机场、游览地找中国同志，就看人群中谁就穿西服。洋人，特别是美国人，除去上班或隆重场合，决不肯穿的那么正经。连消闲、旅行都还正经八百的穿西装，唯我同胞。可是到了重要社交场合，咱那份西装又多半不够档次，不合潮流。西装的流行性强，面料、款式、时尚变化极快，真要进究，外衣、衬衫、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别在口袋中的手帕都讲成龙配套。真要赶潮流，没有几位赶得起。我们市场上有些产品，虽然吹得很响，其实中档货，甚至在西方是大众西装。但我们做中式服装绝对正宗，其权威性无可争议。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中有一条，正式场合穿西装要按西方惯例，穿民族服装依本国规格为准，我这一百多块钱的裤褂，跟他几千元一套西装同属高级、正式服饰，少花钱，占高档，何乐不为？
衣食住行，中国人把衣放在首位，是有独到的见解的。没东西吃活不成；会飞会跑才能迁移运动；筑巢搭窝避风雨，养后代。食、住、行三样，是连动物都必须的生存条件。唯有“衣”是人类特有，它是文明产物。穿衣不只是遮体保温，还有精神因素，穿什么，怎么穿，体现着个性爱好、审美观念、文化品位。有时又被人当作财富和地位标签。我们见过朴素而有品位的穿着，也不乏以奢侈，低俗为美的衣装。有时美可以卖钱，但任何时候光靠花钱都买不来美。
赶时髦只要不过度，当然不失为一种生活乐趣。过度就透着浮华，跟着时装商的广告转，常常是缺乏主见的表现。
我想在衣上要遵守两个原则，一是尊重别人的选择自由，不以自己的爱好为标准对别人品头论足；二是对自己有自知之明，穿衣吃饭量家当，量入为出，只要生活中舒适合体，交际时合乎礼仪，就是好衣装。
中国人会吃，谁都得服气。别的不说，到西餐馆看看菜牌，煎牛排、煎猪排、烤鱼、烤鸡、烤大虾、罐焖牛肉、罐闷鸡……可怜，吃了几千年，他们至今不知道菜还可以“炒”，就凭这一条中餐菜谱就比西餐多了好几本！所以在西方，政府要人举办宴会，也不过一道汤，两道菜，最后来个甜点就算丰宴。中国人要摆一桌子，吃一看二观三！
中国人爱吃，什么节日都跟吃挂钩。过年吃饺子，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立春吃春饼，立秋补秋膘，结婚吃龙凤饼，过生日吃长寿面，重阳吃花糕……至于正餐又有多少菜系，多种风格。粗的整个鸡包上泥去烧名曰“叫花子鸡”，细的一根豆芽中穿上一根烤鸭丝，名叫“让掐菜”！我到香港台湾，最大的精神负担和生理负担就是吃。香港人约稿谈天会朋友，不在茶楼就在饭馆，一天三餐得用去6个小时以上。台湾也不含糊，有一晚上吃过三顿晚宴外加一顿夜宵。我暗地里为在吃上花的时间过多而焦心。所以自己在家吃饭，我就作点补偿，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为止。时间就是金钱，在吃上少花点，时间上多挣点，集腋成裘，等于多活了好几岁。
我想，如果不是礼仪性的交际活动，吃的标准应是好吃有益，省事省时。
现在许多朋友在畅谈饮食文化。我非常拥护。我在这方面没文化。我评判饮食好坏第一标准还是好吃，如果有两种菜，一种是拿菜肴摆成风景，摆成龙凤呈祥、狮子滚绣球等美丽图案，味道却一般；另一种模样就是一盘菜，吃起来却美味可口，余香不绝，我一定选后者。要看精巧东西不如去工艺美术商店。满足眼睛需要挑好看的买，满足舌头需要找好吃的吃，好看也不等于要把豆腐做得像鱼，把鱼做得像鸡蛋，再把鸡蛋做得像豆腐，然后整盘菜做的像盆景。原姿原色，突出食品本身的美感也不失于一种妙招。
我赞成饮食的改革开放政策，汉堡包、肯德基家乡鸡、麦当劳，只要好吃，方便，拿来我吃不必有所顾忌。不过也别认为凡是舶来品都比国货高一头。在美国上快餐店里吃饭，多半是上班的午间，旅游的空暇，为的是方便省时。有回我陪两位西方来客逛街后上某西式快餐店吃饭，看到一对新婚夫妇胸前带着喜花，满面春风的站在快餐店门口迎接贺客。一打听原来是在那里举办结婚宴会。看到那新郎一副时髦潇洒，志得意满的气势，外国人问我：“他们在干什么？”我不大诚实地说，“看样是朋友聚会，他俩作东”。那洋人说：“我还以为是在这里结婚呢，心里还奇怪，中国人不是挺爱讲面子呢，怎么连结婚都在快餐店里举行……”
我赞成研究饮食文化，吃确是一门学问。我的朋友中有几位是吃出了成就来的，一位是汪曾祺。汪曾祺会吃也会做，做的兴致比吃的兴致还大些。汪做菜重质而不重价，普通鱼肉皆可人馔，但鱼要新鲜合用，肉要肥瘦带皮，配料绝不将就。他像治学一样从事烹调，研究试验，推陈出新。偶有所得，比写篇好小说还高兴。
另一位是抗战时归国的华侨，原是文化人，后投身经济建设，当了某大钢铁厂的副经理。“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齐在盘锦劳动改造。那里是盐碱地，连可吃的野菜都找不着。伙食坏得难以下咽。有天夜班干活，休息时我看到他蹲在烧开水锅炉房偷偷在忙什么，我从他身后走过去一看，原来在用掏出来的火炭烧烤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一边烧烤一边下盐。我叫他一声，他吓得急忙把老鼠揣进怀里，待看到是我，笑看骂道：“反动文人，臭老九，吓得我差点烫坏肚皮！”说着掏出老鼠来，吹着气说：“来，吃一口，难得的美味”！我叹了口气说：“我活得都不耐烦，你还有心思弄这个！”他笑笑说：“别人越想把你置之死地，你就越要活得快活些。现成的美味为什么不吃呢，补充点营养，挨斗也能多挺些时候……”
他落实政策后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我吃东西从不以贵取胜，现在如果有人卖烤老鼠，再贵我也买一只，为了纪念他。纪念我们那段难忘的生活。
说住以前有名俗语，“西洋房子中国菜”，意为二者都是拔尖之物。这话有待商量。中国烹调技术高，花样多，味道好，说中菜拔尖，可以首肯。但西洋房子跟中国房子各有长短，难分高下。举例来说：人不能与自然隔离。洋房楼高，只能在屋顶上建花园，窗台上摆盆栽。中国房子庭院居中，四周环列屋宇。门前种树，窗下栽花，房前良上宿燕，屋后池中养鱼，人就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去国外访问，进了洋楼没有人指点你闹不清家长住那间屋，儿孙住何处。可林黛玉第一次进荣国府，一见贾母就迎上去抱头痛哭不怕认错人。因为在四合院中什么身份住什么房屋，有一定规制。林小姐注意到进入垂花门后，穿过一个过厅，来到两旁抄手游廊包围着的正房，才看到人们扶着一位白发太太走过来的。
洋楼拔地而起，挺立不群，有它独特的美。但多大规模，几多房舍，全部暴露在外人眼下。中国房子迎门树一道影壁，两盆夹竹桃遮住了庭院深深；谦虚中透着含蓄。这表现了东西方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
四合院和旧式房舍，是封建社会大家族共居的产物。时代前进了，它已不合需要。平房为高层建筑所代替，势所必然。但高层也有照搬外洋和继承传统两种思路。北京帽儿胡同新建小区结构是现代的，外装修，轮廓线，平面布局则吸收传统建筑艺术之长，因而受到行家赞赏，住户欢迎，它继承了传统，又借鉴外国。
“安居”方可“乐业”，我国2000年要达到小康计划中，对人均住房面积标准，有具体规定，人们的居住面积总是会逐步解决。但有了居住空间不等于就“安居”，还看怎么装修，怎么使用，怎么建设居室内部的“小气候”。
在沿海渔村，我看到有的富裕渔民盖起别墅式洋房，内装修豪华，旧家具当木柴贱价卖给收废品的，花高价换上家具皮沙发，洋餐桌，组合柜。吃饭时则把饭菜放在玻璃茶几上，蹲在它旁边进餐。一是蹲惯了，二是怕把鱼刺掉在地毯上。
数十年前我在四川住过一家饭店，房内是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床前有人踏板。硬木八仙桌，中式靠背椅，八仙桌上陈设着笔墨纸砚，顶上悬着纱灯，一派书香典雅。近年再去发现改建成了高层标准了，以致使人弄不清这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相反，我到美国一位大学校长家做客，看到他客厅隔断墙上镶了四块木雕构件，竟是中国太师椅子的椅背，他得意地告诉我这是在北京一个旧货摊上买的，每件只要20美元。（我估计小贩收购时，连椅子也花不了10美元）台北一家五星级酒店，出名的雅致。它大厅的顶棚是用多扇大陆农村的旧式大窗拼成的，在窗棂空隙处装暗灯。酒柜是大陆旧时杂货的老柜台柜前摆着老北京到处都有的大酒缸。老板来招呼我们，我问他这些东西那里来的？他说是从大陆购运来的，有人专门去大陆收购，一次运来好几船。他特别补充说：“这些在大陆算废旧物品，不是文物，完全合法”。
感到安慰的是，这些旧家具的艺术和民俗价值还有人承认并保存；看到我们把珍贵东西当废品卖了再花高价买普通西式家具，也有点遗憾。
我尊重各自的选择。肯在住上花工夫下本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证明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值得高兴。得到的一点启发是：居得安不安，不只决定于物质条件，还有精神因素。作为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作为一个民族，什么叫美，怎么才算舒服，该有点共同性。
节俭，朴实不影响美观和适用，华丽奢侈也不见得就舒服。若能少花钱，得安居，何乐不为！
本来我以为“行路难”只存在于老百姓身上。某地有谚：“县里干部两头平，区级干部帆布棚，乡级干部一百三十，村级干部两腿拧。”近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普遍提高了一档，连一些富裕乡镇企业领导人都“两头平”了，该知足了吧？岂料不然。“两头平”还有国产车进口车之分，进口车又有丰田、福特、卡迪拉克之别。据说有的单位按级别不能买高档车，买了高档车不能立“户口”。他们就先买国产车，办下“户口”就来报废，贱价处理这车，然后在它的“户口”下换上进口高级车。所以近日报载，中央雷厉风行，要干部们在自律中把不按规定乘车作为相当重要的一个过失来检查。
这是听说的。看到的也有。去年随政协委员们到一个小县考察。县里合资企业发展很快，成绩显著，被视为成功典型。参观完与当地领导座谈，主人请一位欧洲裔委员发言，那位白肤蓝眼的中籍洋人用流利的普通话说：“我不想光说好话，怕你们不爱听！”主人当然表示欢迎批评。那位委员问：“你知道在外国什么样的人才坐那种车吗？大亨！资本家！一般人坐不起。厂里的工人干的是外国人不干的脏活累活，拿的是人家几十分之一的工钱，你们县是才奔小康，一个厂长就坐这样的车？我在外方代表面前替我们中国人不好意思！”在座的无不为这位爱国的同志感动！
前些天报上公布了各级干部用车的排气量标准。我不懂3.0、2.5等排气量实际的含义。猜想数字越大载重能力可能越强，载重能力大就标明坐车人有分量，便有人打肿脸充胖子，轻载搭重车。
细想一下，这倒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中国有皇帝的时候，皇上家里人谁乘什么车，当官的那一级官员乘什么轿，都有法律规定。不按标准乘用就叫“违制”，违制是要治罪的，这也不是中国独有，外国也照样。我在德国曾看见拿破仑1812年从莫斯科城下逃跑时乘的那辆马车，不仅豪华舒适，车上还带有厕所。洋朋友说这是皇帝才有的马车！只是拿破仑嫌马车跑得慢，怕被俄罗斯兵追上，才扔了它骑马逃走了。这辆马车就成了展览品。
中央在认真检查处理坐车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尽管普通老百姓在“行”上的难题是另一些。
普通人出门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旅客花钱乘车、乘船是购买交通工具的使用权和交通行业的服务权。按道理说旅客一买了票就取得了暂时主人的身份，而管理、服务人员则是受雇于旅客。但在旧社会，许多事是不讲道理的。操纵交通工具的大权在业主手里，乘不乘在你，走不走、怎么走在他。旅客处于被动地位。欺压旅客成为常事，所以旧中国有一句谚语：“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
新中国成立，换了制度。我国交通事业完全以为人民服务目的，工作人员都无私奉献。铁路加了许多条，公路扩展了许多里。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连普通劳动人民也能空中旅行，用老北京的话说叫“老妈坐飞机，抖起来了”！中国人的“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若拿树来作比方，光是“根本”变化，树梢上缺枝少叶，怕是不好乘凉的。我们这棵“行”的大树，枝枝节节大部分都好。只是还有“个别”，缺枝少叶的地方。虽然只是“个别”，可就够老百姓喝一壶的。
前两天单位有两位领导从南边回京，启程时是请当地机关从火车站买的软卧车票。到北京一出站，被查出票是假的！不仅被罚款，而且受了顿教训。虽然买票的钱被罚的钱全由国家报销，公家罚公家，互通有无。但叫人想不明白：凭手续，拿证明由办事机关从车站买来的票都假，此地车站买票到彼地车站挨罚，这错误叫乘客怎么改正法呢？
去年到老挝访问，同行的是两位某省老作家，都是鹤发童颜的老人了。不知什么原因，其候机室与别的国际航线不同，是在楼下一处小厅中。连水也无处喝。这也没什么，大家说闲话解闷就是，我就利用这时间跟大家谈有关出访事项。正谈到要维护国家尊严的问题，忽然一位比我儿辈还年轻的工作人员厉声喊道：“别聊了，到楼上找人去！”我奇怪地问：“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去找谁？”他说：“你们的人齐就行了？还有别人呢？去，到楼上喊一下，把坐这班飞机的旅客都招呼下来，我要清点人数”！一刹那间我真以为又回到了红卫兵专政的时期。两个小时候到达万象，看到老挝有关领导人和我国大使都来迎接，有人就感叹地说：“都说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咱们相反，一离开家就值钱了！”
可见光有交通工具，不等于中国人的“行”就进入了先进时代。在“行”的事情上，也得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我还要说我们的交通业“根本”是好的，这只是枝节。
枝节好的我也见过。有次我送日本作家水上勉回日本，在上海候机。正坐着谈话，从外边走进四个穿着航空制服的“全日空”工作人员，手里捧着鲜花，直走到水上勉面前，啪的一声集体行礼，把花献到他面前说：“听说先生要乘我们飞机回国，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请接受我们的敬意……”水上勉马上眼圈都红了！连说：“从你们身上我感到祖国的温暖！”
我不是专找外国例子来贬低我们自己。我没有那么崇洋媚外。我不会忘记论根本还是我们好。只想说若枝节也好，会让人更愉快。
我们的民航也确实在改进。今年开政协会时，有位女委员发言给民航提了点意见，第二天民航部门的领导人就来了解情况，及时做了处理，不仅退了钱，还把那家公司领导也从外地召来赔礼道歉。这件事在政协委员中引起极大感动，大家为此增加了对民航业改进工作的信心。今天在这里我想借机表示敬意，并相信这种负责精神并不只是表现在政协委员身上，对所有乘客都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