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有句谚语：“清风雅雨建昌月”，建昌即今之凉山自治州首府西昌。
我第一次见到西昌，是1950年夏秋之间，胡宗南刚从西昌撤走三个月。我作为“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先遣组从雅安骑马到达西昌，由此进入凉山，住在举行武装起义、配合我军击败地方军阀的彝族支头罗洪大英家。进山前，依上级指示，请当地有关部门为我们增派了两名翻译。一个是罗洪大英的弟弟罗正洪，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罗大英起义就是由他策划的；另一个是一个叫曲木阿呷的小姑娘。
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初到北京时，星期天我还常跟他见面。我问她生活习惯不习惯，她说别的都好，就是马路太平，走得人脚板疼，没有爬山好走。后来我离开了民族事务系统，再后来在加强阶级斗争声中被打人另册，跟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
感谢邓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40年后，我寻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西昌。这时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区首府。本来，我是多么想听到曲木阿呷突然见到我时发出那非常熟悉却有40年没听到的惊喜的叫声。可是从自治区到县、区、乡，看到一批年轻能干的彝族干部，却没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后，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领导人打听：“你们这里有个叫曲木阿呷的女干部吗？”对方听了我的话，先睁大眼睛看看我，然后叹着气，低声说：“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吗？”
“她去世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我愣了。急问。
“50年代她被反对改革的人杀死的。那一年她还不到20岁。要活着现在该60岁了。”
我请他详细跟我说说经过。他说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从北京学习回来，省里看了她的档案。见她学习成绩极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妇联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不久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后坚决要求回凉山参加改革运动。省领导在其革命热情感动下同意了她的请求，派她到西昌参加自治区改革领导小组。但到了西昌后她又坚持深入第一线，随工作队深入到凉山基层村寨。正当全体彝族同胞为跳出落后于世界的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一小撮反动奴隶主为了保住他们对奴隶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发起了武装暴动，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组攻来，两名带枪同志坚守在他们住的小土楼上作掩护，其他的人仓促退到附近一条山沟中分散隐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刚躲在一个山洞里，一支暴动匪徒就追进了山沟。带头奴隶主对着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见你躲在山洞里了。你出来吧，你是彝人，我不杀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反对改革，支持我们一伙，我马上放你！”曲木阿呷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隐蔽时间，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劝你们还是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的好。你们几个人是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隶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没关系。改革必定会成功……”
奴隶主毫无人性地下令，机枪火枪朝洞内齐射，还扔进一颗手榴弹……
奴隶主见这个反抗奴隶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罢休。把她的遗体又拖出来，大声喊着：“躲着的共产党们你们听着，再不出来投降，就要你们跟这女娃子一样，死了连尸首都落不下……”说着就拔刀朝阿呷身体斫去。
解放军消灭了暴动分子之后，并没有寻找到她的全部遗体。因为遗体被分割成了几块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经找不着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遗体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认出那是她。因为书包里有她情人给她写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岁，还没有结婚。现在，烈士陵园的墓中，实际上只埋葬着曲木的部分骨灰和这个背包。
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我要求他带我去一下烈士陵园，最好现在就去。
他们说现在去不行，来不及准备，连花圈都没有。我不再说什么，只问了一下烈士陵园的地址。
这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天黑后，一轮明月如车轮般大小，慢慢从邛海中升起，证实了“建昌月”美名不虚。友人散去了之后，我一个人悄悄走出宾馆，急急走向烈士陵园。
陵园没人看守，很大，很荒凉。月光下，我逐一辨识着墓碑上的姓名。寻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几个字。我深深鞠了几个躬，然后手扶着墓碑，仰望着明月，任凭热泪顺着耳边往下流着……我抬头望着，月光闪耀的夜空，仿佛跃动着阿呷说笑时的面容。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猛地回头，看见有两个人影在不远处静静地站着。我在这里，似乎呆得太久了。那两个人轻声问了我一句：“是邓先生吧，我们接你回去啦。”我迈着沉重的脚步，随他们朝宾馆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着墓碑，心中升起一轮永不坠落的凉山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