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派名伶孙毓敏同志打来个电话，告诉我说：“令文老师入党了。他无法行动，入党仪式是全支部的党员到他家开的……”
我听了直掉眼泪。
这位“令文老师”，打北京解放我们就认识。45年来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没出过名，可也没惹过祸。只是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说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写了45年“入党申请书”，打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写，年轻时写，老了还写，在职时写，退休之后接着写。心脏病告病危，脚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缓过神来，在病床上继续申请。为什么？他说：“我通过事实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我热爱他。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他家墙上挂上党旗宣誓入党了！就这股决心，就这份韧性，我没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动。有这样的市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头一件成就是造就出这么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发展的。老北京人有个变新的过程。拨乱反正之前，我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乐观，以幽默洒脱的态度应付困境，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个。40多年，他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可我也没见他发过愁。
荀令文人穷职位低，给自己立下个戒条：从来不对外人提他爸爸是谁。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个荀慧生。他说：“我别给老人家儿丢人！”
小时候荀令文学过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学老生，戏学会了几出，自己觉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见荀令文上学挺热心，文化水平不错，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学医。他学了一阵只学会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声调，没学会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实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连四大名旦这样的艺术家，也受尽军阀、官僚们欺压，觉得戏班这口气不好咽。他想改换一下门庭，从军从政，挺起腰板来做回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他那时不了解共产党，有错误的“正统观念”，抗战一胜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学校”，上那个学校是要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等他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还没等到毕业国民党就垮台了。他不肯跟着国民党往台湾撤，脱身回了北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可是混上了个“国民党员”和上过“警官学校”历史问题。他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公正廉明，为人民服务。从心里拥护，下决心要跟着党干革命。但他这历史身份，想找别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后“京剧公会”决定由艺人们自己集资办个戏校。令文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筹办工作。请名角们义演，找关系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样样效力，马不停蹄。从筹备到建校一直到排戏、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数职：业务干事，校长秘书，班主任，他全干。可是直到学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时间他没拿过一分钱报酬。公家派来的人有工资，有加班费；请演员来上课有车费有津贴。只有副校长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尽义务。后来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才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俗话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他挣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小孩王当得极为热心。张学津现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时候有个毛病，一上台准闹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领着他上医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还得嘱咐他怎样保护嗓子，如何吃药。我弟弟是这学校的学生，唱戏不出名可是调皮出名。北京戏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围是一片坟地。当时正在搞建设，挖出来的空棺材就扔在学校门口，这孩子早上起来练完功竟钻到棺材里头去玩，同学们一出门看见棺材里钻出个头。吓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训他还得早早起来巡视，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文化大革命”，吃这点苦，受这些累就算不上什么了。您想想，凭他这国民党员，“反动警官学校学生”，再加上反动权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过的了吗？挨斗归挨斗，受批归受批，早上我们在陶然亭遛早，他还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样子。专说逗乐话，叫大家开心。好像满没那么回事，而且照样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砸烂党委闹革命”，没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过去，大家松了口气，他的日子便更难过了。造了十年反，学生们除去会唱几句样板戏，没一点真本事，耽误了一代人。剧团恢复演出，想找个合格的琴师都困难。学校得加紧培养音乐科的人才，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教文场的只有一位。怎么个加紧法呢？只有请临时教师，这办法学校同意了，但为了“防止教师借机发财，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您说，学校远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
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把差事揽下来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请的都是名师，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
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还要卖脸，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到处磕头作揖，要请哪位上课，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在饭桌上敬礼求情，对方是老一辈，就说：“看在我爹的份儿上，您总得赏我个面子，大叔，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蜡吗？”碰到平辈晚辈的，则说：“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帮孩子们一把，去上一课……”
名师出高徒，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点着名要毕业生。学校立功，剧团欢喜。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说过多少好话？垫了多少钱？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穿着也越来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时，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不叫一声苦，没叫一次屈。仍然说说笑笑，东跑西颠。好像其乐无穷。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兴，没笑脸的时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当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很为人们所同情。有次谈起往事来，令文当着众朋友面，难过地说：“诸位，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沈先生拉着他手说：“令文，你别这么说，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这跟你没关系，你那时也危险着呢，形势所迫，你不写行吗？”令文却说：“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后来，沈先生的著作《京剧群典》出版碰上困难，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令文就找我说：“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不论多少，我得尽一份力！”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获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后，身成残疾，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动员他们回来参观、探亲和参加建设，并且就他所能，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
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动情。令文却说：“别光说好的，我还有丢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写了大字报呀，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对不起党，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荀令文不是英雄，谈不上超群出众。只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尽职责守本分，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