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听了都很惊愕，当然更为悲痛。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专家名人之一，但很难说清应把他归入哪一门专家的行列。他的工作范围很广。1980年他曾被美国作家记者协会选为该年度最优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又是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任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编辑达35年之久，看来把他算作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还兼任着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生物行为科学系”的教授，是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咨询委员。他还曾是纽约市“环境保护设计委员会”负责人。他不仅兼有文学、科学、法学等多种名誉学位，而且还得到过各种不同门类的大奖，比如，联合国和平奖章、美国和平奖、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加拿大政府奖、人类大家庭奖、广岛城奖、艾琳娜·罗斯福和平奖、艾里塔·万·多伦书奖，以至于教皇保罗·约翰二十三世个人大奖……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种奖以及每种奖代表的意义，怕要专门作点研究。
他和中国作家的交往，还是起因于文学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里斯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冯牧先生等共同发起了中美作家对谈这个有益的定期交流项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东，请对方的朋友来自己国家作客，交谈共同感兴趣，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每次会议，卡曾斯先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募集资金、筹备会务、主持会议等等繁杂的工作。虽然他戴着一大堆荣誉头衔，在合作中却是个极容易相处的人，给人以谦虚平易，祥和而朴实的印象。有时略为严谨，有长者之风，但毫无唯我独尊，居高临下之态。更没有某些青年名流们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之状。
为了促进了解，两国作家对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真作起来并不简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对同一名词都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更不用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有的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会在工作中出现难以避免的争论和误解。有争论和误解而又不影响友谊与合作，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和诺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却是意外地顺利和成功。我们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会上会下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的双方并不以国籍为线，有时是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一部分中国作家结成一体与另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争论，有时是两国作家联合一致表达对某一些集团或某一些现象的不赞同。数年来越谈友谊越厚，双方了解越深。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整个进程中所持的合作谅解态度。
有次在美国开会，新闻界听说中国和美国作家要坐在一起对话，兴趣很大。有许多人要赶来采访，这虽是好事，但也不是没有可忧虑之处。因为记者先生虽然大多与人为善，客观冷静，但也不排除个别带有某种成见，得罪不起的人物。会议一开，人家都忙得头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点记者们的种种要求，很难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满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对谈当然会口若悬河，舌如利剑，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说什么。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点毛病，抓个辫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一来就会破坏气氛甚至大家很难再畅所欲言了。这方面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在准备工作会议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请卡曾斯先生适当处理。他听后马上表示理解，等到开会时就作了个决定，除在开幕式上有个新闻发布会，闭幕时开个记者执行会外，会议期间一律不接待记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这样有魄力的决断。我无法估计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承受多大压力。
会谈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顾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学观点的作家都有出席机会，又保证会谈是在友好与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顾到有独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这些也是颇有难度的事，但数年来双方在友好协商中都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这就使每次对谈，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经验、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节目。尽管卡曾斯先生担负着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讨中美作家会谈的工作时他都全力以赴地参加。虽然他因为身体不适常被迫放弃到中国来的机会，但每次轮到在中国开会时他都细心地帮助安排每一个项目，并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安慰。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世界上各国军事家、政治家们在一起开会时也都有我们这种友谊与合作气氛，这个地球就比现在可爱得多了……他笑着说：“会的，我们会把这种精神传播出去，和平友谊的力量总是比战争霸权的力最大。”他又说：“我们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对话范围。”1989年我去美国东部，他听说后请里斯先生打电话给我，约我回国前到他那里去作客，并谈一下我们下次对话的准备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洛杉矶。他和里斯先生给了我极热情的招待，我们商量有关下次对谈的工作，讲好了下次中国作家在美国旅行的路线、对谈的话题，并且约定互相把要参加对谈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译成对方的文字，把有关的录像、影片提前交给对方，让作家们读了对方作品再见面对话。此外还研究了邀请第三国作家，组织多边对话的可能性。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方便，他请学校吴苏女士和台湾来的一位留学生帮助我，安排我到美国学者家中去作客，并且请人陪我去好莱坞参观，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温馨中。
回国后我们一直就这个计划不断通信，即使是在前年那场风波之后，他和里斯先生也从未中断和我们商量进一步开展交流的计划，其中就谈到当索尔兹伯里再次到北京时，我们具体地落实这一切，没想到计划尚未落实他却先去了……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有伟大成就的好人，他的走使我悲痛，但他培植的中美作家友谊之树，将会开花结果，永留一片芳香在人间，他会为此在九泉下含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