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欢庆和反思声中，从东瀛三岛也传来点嗡嗡叫的不协音：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怀疑这几位先生是没受过扫盲教育还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汉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国土、奸淫烧杀、掳他人作奴隶等行为叫做“惨无人道”，发动这种战争叫做“侵略行为”的。
这几位先生应当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也该记得在中国进行的那场“狩兔之战”，也就是遵照东条英机内阁决议，在农村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抓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骗押中国人民，强行装进货船，运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岛，并与“矾土面岩”一块装进货舱运往日本的。那个船很小，只有3000吨。前后两个货舱，盖严了舱盖，留下个只能通过一个人出入的孔道，从这里竟装进去近300名华工。人挤在矿石堆上，不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开腿。从青岛到门司，要航行10来天，每人只在上船时给背上一壶淡水，不够半天饮用。一天两顿发霉的混合面窝头是用海水合面做的，无法下咽。对马海峡附近风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泻。而船上的厕所，只供他们日本人使用，300多名华工只用一只悬在船体外被海浪冲激着的破木箱。华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过那齐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难。人们连晕船带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过去抓不稳也会落水而死，有人泻肚便在裤子里，日本人说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进海里。
拥挤、颠簸、悲痛、无人能够入睡。舱内没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谈话。从谈话中听到，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农商学兵，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我说，他是带着老婆和6岁的孩子去丈人家时，半路踫到一队日本鬼子在前边公路上行进，一家三口吓得赶紧钻进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发现了他们，就有三个端着枪追了过来，一边鸣枪一边喊：“出来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们想自己是老百姓，出来说几句好话也许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钻了出来。刚一露头，过来个日本鬼子兵把孩子从他手猛地拉开，扭转他的双臂，另一个鬼子兵就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妻子吓得跪下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一边说一边把手中包袱打开举给他们看。日本兵骂了声：“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扬，衣眼、鞋，还有一叠刚摊好的煎饼，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顾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裤腿，鬼子兵回身一脚，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远，连推带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听到背后哭叫声，回头看看，只见孩子呆呆地愣在路边，妻子疯子似顺他走过的路一边爬一边叫：“俺跟你们无冤无仇啊，抓走他毁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爷你开开眼，你开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岁的老人，是济南邮局的邮差，在执勤送信时碰到戒严，日本军人把他的车子和车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车送到了集中营。他抽泣着对我说：“你还小，将来还有回国的机会。将来你回国给我家送个信，告诉他们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记住这笔仇！唉，我给人送了一辈子信，没想到临死却无法给自己家里报个信！”
东条内阁的决议，字面上规定只要40岁以下的人作劳工，实际在“猎取”时不分老幼，见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山“狩猎”时，接到的命令就是：“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当时13岁，已经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过多少劳工，无法作精确统计。“狩兔之战”一直进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据极不可靠的文字资料，4年内被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这里不包括被抓后还没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没等到达工作地点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国东北去的劳工。被送到伪满的劳工，命运同样悲惨。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兴安岭修工事的五千多华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军队枪杀，无一幸存！
那些昨天发动“狩兔之战”，今天又把它称作“解放亚洲人的战争”的先生们，对他们曾经怎样对待抓到的华工，是心里有数的。
前边说的那个老邮差，上船前被关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出发前有个难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险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后，衣服脱光，绑在操场一棵树上。命令全体华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们怎样用刺刀把这人刺得体无完肤，然后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经简略谈到了，下了船以后怎样呢？
船没进门司港，就先上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在船上曾经偷过日本人生菜吃，并不肯听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铐抓走了。与此同时押解我们的日本人把他们带来的几坛汾酒，两袋面粉给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后船才开进门司港，一直开到门司、下关之间一个孤岛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场赶畜类一样被赶进消毒室消毒，同时把华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检查。
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裸体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火药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是对这里不满意吗？”我只好说：“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于斜了我一眼说：“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边挖蛤蜊吃，撑出来的吧！”事情过后，难友们都替我松了一口气，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批评我说：“以后不要胡写，有什么话只在肚子里说。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也听不见。哑巴吃黄连。苦在肚子里算了！”
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原子弹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原子弹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