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新四军宣传部编的小刊物“歌与剧”上发表了个相声脚本“国大代表”，署名“邓友梅”，主编张拓同志给我一斤柿子，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拿到的第一笔稿费。
人们问我什么原因引起写作的欲望？其实我根本没欲望。上级命令，不写不成。
1946年，我在新四军当文艺兵。奉命演戏，奉命唱歌，奉命点汽灯。抗日战争刚胜利，我们跟全国人民渴望过几天和平生活之时，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却告吹了，蒋先生甩开政协协议召开“国大”，在解放区引发怒潮。文工团要在群众声讨大会演点快板、活报剧之类小节目助兴。领导对我说：“你平时贫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话，用到正道上去，编个节目讽刺伪国大。”我说：“咱们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群猴》吗？”他说：“那是正经话剧！要搭台演出的，那用你吗？要你编的是在街头路边、联欢晚会上用的。不用多深刻，只要能揭、露敌人逗笑观众就行！”
我只念过四年书，识字有限，可是演过戏，戏演多了肚子里有水词，出敌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么顾忌。我在发挥充分的想像力状态下连说带比划，编了个化装相声就叫“国大代表”，拉出去在群众会上一演还真叫座。我们团老作家张拓同志兼任“歌与剧”主编他正找演唱材料发表，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词抄到纸上送给他。我说：“有的字我会说不会写。”他说：“不会写就空着，我给填上。”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处女作。因为有不少字是他给我补上的，所以他给我柿子时还留下两个自己吃。
后来战争打起来了，文工团由搭台演戏改作火线鼓动工作。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晚上我们编成快板歌词演出。行军时则要随编随唱。部队在路当中行军，我站在路边看。看见走来的是炊事员，顺嘴就编：“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香，大葱煎饼白菜汤，同志们吃了打胜仗，又抓俘虏又缴枪……”战士们不管这有没有模仿痕迹抄袭嫌疑，听见唱的是他们，马上乐得合不上嘴，一边喊口号：“谢谢文工团同志打气。”一边加速前进。我见收到效果，也打心里高兴。感到总算为战争尽了份责任。宣传科需要文艺材料编战地小报，我记录下一段交给他们，油印出来，我就成了撰稿人。
那时候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会说：“服从命令。”但事过半个世纪。我才发现虽以执行命令开头，但坚持到后来就有了主观因素。事实是我爱上了这种劳动方式，它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全国解放，进入和平建设环境，再唱“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抓俘虏又缴枪”没有人听了。我奉命换一种生存方式，从演出团体调到了杂志社。好在编快板编小说都是在“编”字上下功夫，我学起来总比学数理化容易点。就照葫芦画瓢写起小说来。1951年，在赵树理同志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这时问我：“为什么写作？”
我的回答是：“木鱼改梆子，将就材料。人总要有一技之长。学别的没条件，只好写小说。”
写到1957年，惹出祸事，奉命停笔，改作体力活劳动。“文革”中在造反派关照下当了10年反面教员，本以为除了写悔罪书不会再动笔。后来“四人帮”垮台了，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又给了我艺术上第二次生命。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国家和人民的恩德无以为报，只好又拿起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