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第一节 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

舟山失守以后,鲁监国朱以海南下福建厦门。当时,部下的兵将还相当不少。郑成功把鲁监国的兵败来会,看成是建立自己独霸东南沿海局面的良机。邵廷寀记载:“郑芝龙之北也,遗书戒成功曰: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这件事可靠程度如何,姑不置论,但郑成功自从起兵以来基本上是按照郑芝龙的路子走的,即以闽海为根据地,对浙江以北、广东以西沿海武装不管是属明还是属清,一概视作异己力量,千方百计加以兼并。

鲁监国政权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基地,飘泊无所,粮饷无源,客观上形成投奔郑成功的势态。这样,在鲁监国的文官武将中就出现了分化,有的转入郑成功部下,如闽安侯周瑞等人;有的则以寓客自居;定西侯张名振和监军张煌言始终只愿同郑成功保持同盟关系。这在以永历为“共主”的大前提下,自然是说得过去的。实际上双方的隔阂以至疑惧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蛛丝马迹可寻。史载张名振“至厦门见延平王郑成功,成功大言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将军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箧。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总制诸军”。这个记载只是反映了郑成功和他的部将对张名振的猜忌,以至于“谤书盈箧”,而说郑成功让张名振“总制诸军”则不符合事实。亲郑文人记载郑成功命张名振管水师前军,意思是把张名振变成郑军部将。以恢复明朝为己任的张名振当然不愿屈从郑氏。正是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张名振、张煌言决定率军北上,凭借自己的实力(即原鲁监国的军队)开辟抗清斗争的新局面。

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八月,张名振和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向北进发,来到长江口的崇明一带沙洲。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个月。张部明军以崇明和附近沙洲为基地,如清方一分档案中所说:“筑圩耕种,近城十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毙,为贼用者欣欣向荣。”“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张名振部明军的进驻崇明沙洲只是为长江战役作准备,并不意味着已经进入长江。正如清朝兵部题本中所说:“若夫苏属之有崇明,犹浙属之有舟山也,俱孤悬海外,弹丸独峙,……”次年(1654,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张军三次进入长江作战,这就是有名的“三入长江”之役。

关于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在南明史籍中记载最为混乱,连年月也众说纷纭。近人许浩基在所撰《郑延平年谱》中“永历七年癸巳三月张名振、张煌言请师之长江”条下特别加上按语,说:


名振与煌言凡三入长江,而未知初入长江为何年?又不知题诗祭陵为何年?各书纪载纷歧,莫知所据。《鲁春秋》、《东南纪事》俱作壬辰(1652);《海东逸史》作癸巳(1653);《小腆纪年》作癸巳初入长江,而甲午(1654)题诗祭陵;《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则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苍水碑云,癸巳冬入吴淞,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遥祭孝陵。甲午再入长江。盖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书明年,下复系甲午,误甚。谢山犹恍惚其词,后人更难推测矣。


依据清朝档案,参之以张煌言诗文,再以当时亲身见闻者的记载补充,可以断定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都在甲午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在十二月,按公历推算已至1655年)。经过情形如下:

1653年(顺治十年)秋,张名振、张煌言统军乘船由福建北上,九月到达长江口。这在清方档案中有准确记载,是年九月海上明师“联䑸突入黄浦港口”,当地百姓纷纷响应。清总兵王燝致江宁巡抚周国佐手札中说:“海邑人民听其愚惑,上海之衙役挟持县令竟欲开门揖盗。胥役人等公然包网。民心若是,内变堪虞。”又引上海知县阎绍庆的告急禀文说:“上海皆乐贼来,全无一人守城,终日持刀向知县项下逼之通贼,知县死在须臾,皂快为甚,等语。……”周国佐不得不亲自带领军队赶赴上海。张名振等统率的明军屯驻于崇明岛一带的三尖沙、稗沙、平洋等处,安营扎寨,积极联络内地的复明势力,并没有立即发动长江战役。

1654年(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起,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等部明军乘船分批进入长江口,冲过狼山(今江苏南通市南面沿江重镇)、福山(与狼山隔江相对)、江阴、靖江、孟河、杨舍、三江、圌山(今镇江市境)等清军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达瓜州。明军在金山上岸,缴获清军防江大炮十位和火药、钱粮等物。张名振、刘孔昭、张煌言等带领五百名军士登金山寺,朝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题诗寄慨,泣下沾襟:


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而赋。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

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

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纛龙津。

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并书。


张名振部海师在镇江停留了两三天。清江南总督马国柱同驻南京的满、汉官员会商后,紧急派提督管效忠领兵由浦口、六合增援仪真(今仪征)、瓜州;阿思哈哈番尼堪领兵由龙潭救镇江。明军在清军到达之前,回舟东下。三月初六日,张部明军四五百号在扬州府属吕四场登岸,击败防守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这就是初入长江之役。

三月二十九日,张名振等率水师六百余艘再入长江,四月“初五日已至圌山”,初七日乘顺风溯流而上,过京口(镇江境内),直抵仪真,在仪真城外江中焚毁盐船数百艘。计六奇记:“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数复上镇江,焚小闸,至仪真,索盐商金,弗与,遂焚六百艘而去。”顺治十一年七月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揭帖中说:“今春镇江盐艘被焚,岸市被掠,而财赋之区奚容致此,是防严未密,申饬不切耳。”同年十一月初六日工科给事中张王治在题本中说:“即如四月间,海贼直犯仪真,未能先事绸缪,遂致焚烧盐艘数百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迟延至今未见两淮运司设策画谋,作何补救。坐视商疲课绌,则悠忽慨可见矣。”清江南当局急忙调兵遣将,对深入长江的明朝海师进行袭击。张名振等人在仪真停留的时间很短,就返航东下,撤回崇明一带的沙屿稗沙、平洋等处,是为二入长江。

五月十八日,张名振因兵、饷不足,亲自南下浙江温州买米七船,又到福建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提供兵员、火药、器械。这时他的部分兵将仍留驻于崇明一带沙屿。郑成功答应派忠靖伯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北上支援;张名振认为不虚此行,回舟北返。九月初六日,张名振部进抵上海县城下,清朝上海知县吓得瘫痪于地,城中百姓喧传张军乃“王者之师”,“有执梃而阻遏官府者,有包戴网巾者,有讹言惑众者,有恐喝官府者”。清江宁巡抚周国佐火速领兵来援,以屠城相威胁,才稳定了上海局势。十二月,张名振等率军乘船四百余艘溯江而上,过圌山,十八日由三江营驶过焦山,直抵南京郊外的燕子矶。清朝官员惊呼“咫尺江宁,势甚披猖”,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提督管效忠指挥驻守南京的满、汉兵丁“奋勇截杀”,“乘胜追至三江口外,非此一举则大江南北岌岌乎殆矣”,可见对东南半壁震动之大。大约在这年底至次年初,张名振的舟师才缓缓东下,退出长江。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清朝新任江南总督马鸣珮在奏疏中写道:“上年十二月间,贼䑸由海入江,十八日至朱家咀,焚掳江西粮艘,……惟是朱家咀虽在江宁府上元县境内。……朱家咀堂奥也,镇江、瓜州门户也,今贼深入堂奥,岂能飞越而至。”又说:“朱家咀失事乃贼入犯京口第三次也。”这就是三入长江之役。

在考定张名振、张煌言率领海师三次进入长江的年月以后,下面可以逐节展开讨论这次战役的战略意图和各方配合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