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顺治四年）冬，浙江宁波（鄞县）发生了所谓“五君子翻城”之役。“五君子”是史籍中一个不十分准确的概念，它实际上指的是华夏、王家勤、屠献宸、杨文琦、杨文瓒、董德钦、董志宁等人在宁波策划的反清密谋。华夏等人在弘光朝以前都是生员，清兵侵入浙江后，他们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抗清运动。华夏任鲁监国兵部职方司郎中，董志宁、王家勤任大理寺评事，屠献宸任兵部车驾司主事，杨文瓒任御史，董德钦任监纪推官，杨文琦任隆武朝廷监纪推官。1646年清军渡钱塘江南下，他们身在故里，心怀明室，力谋恢复。在清军主力一部分撤回京师，一部分转入福建、广东，浙江驻军相形单薄的情况下，华夏、董志宁等人认为这是趁虚而起的大好时机。当时，浙江各州县虽已在清方控制之下，但在舟山群岛有明肃虏侯黄斌卿部水师，四明山中有王翊、李长祥等义军扼险据守。正如史籍所载：丙戌“七月而江上溃，时浙东未下者翁洲弹丸地，而士大夫以至军民尚惓惓故国，山寨四起，皆以恢复为辞。”1647年冬，华夏、屠献宸、董志宁、王家勤、杨文琦等人为了恢复浙东，密谋把各种抗清力量联合起来，一举攻克绍兴、宁波。他们一面派人同在大兰山（位于四明山区中部）结寨抗清的明兵部职方司主事王翊联络，一面通过在舟山的御史冯京第劝说黄斌卿带领海师来接应。计划由王翊会同立寨东山的李长祥部突袭绍兴，得手后即与黄斌卿海师合攻宁波；华夏等人在宁波府城内秘密联络清海道孙枝秀麾下的中军游击陈天宠、仲谟（二人曾在史可法部下任偏裨，藏有史可法颁给的劄书）届时反正。王家勤自称：“吾招集城东豪杰几三千人，管江诸社为之魁，其饷吾一人可任也。”经过奔走联络，预定于十二月初四日乘清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移驻天台，各官到渡口送行，城中无人料理之际，内外并起，一举攻克宁波。不料，鄞县降清未用的废绅谢三宾探知消息，在十一月间向清分守宁绍台道陈谟告密。秦世祯得到报告，立即改变行期，急调附近驻军进攻大兰山、东山、管江各义军山寨。定海总兵张杰奉命突袭大兰山，王翊仓猝率部转移。清军在王翊营中缴获了明鲁监国颁发的印、敕和书信，其中有华夏、董德钦、王家勤、屠献宸、董志宁联名在一幅小白绢上写给王翊的密信，内云：“敝府布置已定，越（指绍兴）举随举，定越之日，急指一旅到宁，以便壶浆。”又有屠献宸用竹纸写的致王翊书云：“敝府发不待时，乞提师合慈，直捣定海，敝地亦从东直下，与抵关师合攻，亦要着也。”清政府依据谢三宾告密书揭和缴获的书信按名搜捕，十二月初二日华夏首先被捕，屠献宸、董德钦等也先后入狱，董志宁脱逃（后在顺治八年于舟山殉难）。王家勤于同月十六日与总兵杜英侯、施仲吾等率领义军在鄞县管江庄同清军作战时被擒获”。
黄斌卿原先不同意出兵，华夏等派出的使者再三申说浙东各地义师已布置就绪，专等海师接应，恢复宁波颇有把握。在冯京第的劝说下，黄斌卿才勉强同意。届期他并不知道内应已被破获，按照预定方案在十二月初四日上午率领舟山海师乘船数百艘直抵宁波东门。这时，清方已有戒备，原定内应的陈天宠、仲谟二将兵力有限，不敢响应；四明山寨的义师又已被清军先行击败。黄斌卿见城内毫无动静。估计破城无望，在城外同清江口协镇总兵张杰等部交战至黄昏，即下令返航。清军趁势追杀，黄部副将李让战死，船只沉没数十艘。
清政府官员惊魂稍定，立即着手审理参与密谋的抗清志士。华夏自被捕到牺牲始终坚贞不屈。他正气凛然地承认自己志在恢复大明，“只今尚恢复不来，兵马莫集，粮草莫办，徒耿耿耳”。清朝官员抓住密信中所说“布置已定，发不待时”八字严讯同党，意在一网打尽。华夏为了保护其他同谋者，拼死不招，说这只是虚造声势，“苟有可通，不能不大言以壮任事之气，而又何借区区实布置为？”被夹刑晕而复苏后仍然大声喊道：“崇祯先帝造谋，弘光皇帝统兵，其余大学士范景文、四川御史陈良谟、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杭州府钱塘县知县顾咸建、监国太常寺少卿陈潜夫一班忠义（均已死难者）皆予布置也。”1648年五月初二日，华夏英勇就义。刽子手要他跪下受刑，他挺立不屈，被击伤脚后盘坐地上，大呼高皇帝者三，又呼：“藿食谋之，藿食死之”，然后被杀。屠献宸、董德钦、杨文琦、王家勤、杨文瓒等也同时或稍后遇难。
攻取宁波之役因谢三宾的告密而全盘失败。谢三宾唯利是图，本意是保住他“家富耦国”的家产并“求用于新朝”，没想到“功”不见录，清巡海道孙枝秀对他的巨额财产早已垂涎三尺，故意把他说成是“同谋”叛逆，捉拿入狱。审讯过程中，谢三宾丑态毕露，华夏记载：“先讯谢，谢频叩地，称述清功德及表已向推诚，靡敢失此生节至意。颂直指（即巡按御史）万年德音，介福启后，备诸乞怜态。且曰：‘治民若有异心，未敢出两次首也。’”尽管孙枝秀事先暗中派人告诉华夏说：“谢氏汝冤家，可力引之，当为汝报仇。”他却在公堂审讯时义正词严地说：“谢三宾最为宁郡人不齿，甲申之变，犹居乡也；弘光皇帝蒙尘，彼竟降虏。迨钱刑部（肃乐）起义，王武宁（之仁）执词问谢罪，彼愿督饷自赎。监国幸越，不次入东阁，惟问暮夜金，即用千金买美姬行乐耳。坐陷钱塘，急切奔降，而大刊揭帖告当事，明归心大清赤忱。是一反复小人，行同狗彘也。此好事，岂有他分？惜与他同狱，未免抱愧耳。”谢三宾听说华夏斥责自己是猪狗一般的小人决不会参加殉明抗清的“好事”，不禁连连叩头称：“长者，长者！”由于主谋华夏耻与谢三宾为伍，谢氏方能脱狱，正如华夏戊子（顺治五年）正月狱中《与林霞举书》中所说：“弟惜与三宾同禁数日，至今其座觉污之。谁知三宾竟以弟得生，为之一叹”
宁波诸君子“翻城”之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大官僚地主为保全巧取豪夺积累起来的巨额资产在政治上表现的鲜廉寡耻，真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当审讯华夏时，问曰：“无乡绅预谋邪？”华夏回答道：“悲夫，何言之苦也！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否则拥姬妾傲物取快一时，如与大明结没世不可解之仇矣。安得乡绅？只苦这几个秀才为着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昧。一戴纱帽，狼心狗行，无复人理。”这一番激烈陈词虽主要针对谢三宾而发，却揭露了明清易代之际多数大官僚地主的政治动向。大抵家资愈厚者，身家之念愈重，故国之思愈薄。可见，“乡绅”一词并不能准确地说明曾经出仕明朝的官僚的政治态度，也不能与“绅衿”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