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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或者五点。上海县县署衙门里一片黑静。真正是鸟不叫。树不动。五进三门琉璃瓦。四十九盏铜铸莲花座球形玻璃罩煤油灯或者刚刚点上，或者刚刚熄灭。四十九株桶栽月桂和四十九顶一水红沈绣荷芰绿呢官轿或者刚刚安排停当，或者还在嘁嘁嚓嚓窸窸窣窣。知县大人叶廷眷的生身母亲叶老夫人从广州坐船到上海来做七十大寿，今朝一早到公馆路码头。叶大人要去接船。理该要去。当然要去。不能不去。不仅自己要去，还命多年体弱多病、向来足不出户的大太太随轿同行。一个时辰前，各位随行的师爷书吏差役在内务总管侄少爷的调派之下，在外院大方青砖铺就的大空场上整备停当，一律成雁行队列，垂手低头恭候两厢。队伍里当然还包括叶老夫人每次来上海定归要用，用起来觉得也还算顺手的那十几个贴身丫头梳头娘姨。此时此刻，她们一个个捧定了梳妆匣、烟灯、茶具、冰桶、痰桶，捧定了那只法国总领事白莱尼蒙马浪先生送的镀银彩绘搪瓷马桶，只等侄少爷一声令下，便鸣金开道，鱼贯而行。但没料想，等了又等，一等再等，侄少爷就是不下令，也不见叶大人书房里有任何动静。再这样等下去，只怕就要耽误今朝的大事了。但就是没有人敢上前去催问。那位侄少爷也只敢在叔父大人的书房门外逡巡再三，不敢去敲门。他知道此刻叔父大人仍在书房里。而且是独自一人。他也知道书房的门紧闭着。叔父大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把使用多年早已油红暗亮了的藤榻里，依然大睁双眼，半挺上身，僵直了脖梗，直盯着那扇暗底里直通侧厅后花园的小边门，发呆。脸色青白。气息粗重。两手冰凉，且上下颤栗。同时又喃喃呢呢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万般无奈，侄少爷只得商请账房主簿程敬吾程老先生前去探问。未料想敬吾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稍有造次，只是连连嗫嚅退避婉拒，真正让侄少爷身上的焦躁之汗一遍又一遍地把内衣和腰带统统溻透，急得他直想昏倒。
于是，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
……
所幸，这一时刻前后一共只持续了一个并不太长的片断。尔后，书房门突然哐地一声响了。尔后，大人他阴沉起脸，紧低着头，大步踏出房间，快速钻进那顶最大的官轿，赶往公馆路码头。尔后，阖府上下便忙于祝寿。用上海本地话来说，就是“闹猛得一塌里糊涂”。史料载，老太太生辰的正日子是九月廿五。但从廿三日起，“衙门里已形热闹”，是日晚知宾；翌日预祝；廿五日正寿；廿六日谢客；廿七日才告圆满。前后一共热闹了五天。前来拜寿的人，除本地绅董、同僚熟友、本衙门师爷书吏隶役外，还有上海道沈秉成，制造局总理冯峻光，道员赵瑞芬、吴大廷，总兵蔡金章等。因叶大人做过两任南汇知县，南汇的官绅书差等来拜寿尽孝心的就有五十多人。五天中，共用“烧烤三席，燕席十席，鱼翅席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二十席，中等鱼翅席五席，次等鱼翅席十三席，海参席十二席。用酒十八坛，用面上等的三百八十二碗，中等的四百零三碗，等外的二千零五十碗。共印请帖六百张，谢寿帖五百张，领谢帖四百张，另备八十页的梅红簿，作为送礼的登记簿。”甚至连“县监狱里的犯人也领到了赏面和赏肉。”老太太还逾格恩赐，另加了每桌一千文的中桌十席半赏给这些“天涯沦落人”。至于一班跟随杂役，送礼、叩喜的都有答赏，没吃上正式寿酒的，还有折吃可拿，每人至少一二千文……（详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书局印行的《旧账簿中所见六十年前的上海》，作者吴静山）。如此的喧嚣热闹，自然会让很多人忘了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一清早所发生的那一点反常。但偏偏有这么四位始终不忘，不仅不忘，还一口咬定九月二十一日叶家的的确确出了大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绝对有关叶家生死荣辱。如此固执的四位是，侄少爷。程主簿。大太太。第四位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只说他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大男人。这男子跟叶家任何一个人都没来往过，但又跟叶家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此以后，这四位便心事重重，甚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他们不敢在叶大人面前有所声张。因为叶廷眷本人后来好像一直有意在回避这档子事，再不提这档事，更没就那天的那一点“反常”向任何人做过任何一点解释。同时，这四位也不能跟其他人去说什么。因为叶家后来的确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比如，大人后来生过疝气，查旧账簿可知，为此支出过一千零八十文钱，买过一批瓣香庐药房的“疝气丸”。但后来肯定是治好了的。因为账簿上也就再没出现过同样的开支记录。再后来二太太病故。这当然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更不能说是件“小事”。大人非常喜欢他的每一位太太。但大人先后娶过五房太太。五分之一的震痛五分之一的失落，总还不能说关乎“荣辱存亡”吧。特别要提到的是，大人在上海县任上满任后，不仅没像其他为官的那样遭遇了或隐退或候补、从此门可罗雀的尴尬伤心场面，反而升任道员，并荣加二品衔。据说这以后“他似还曾做过招商局总办，惜未得有确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公平地说，叶廷眷这一生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相比，应算是优渥超绝的。即使跟绝大多数为官的比，也算得一帆风顺的了。那么，作为今人的我们，不禁要问，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晨，在上海县县衙门里，在这位“叶大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一桩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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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没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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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写这样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所有的男性成员，没有一个能活过五十二岁的。这种迹象的显示起码已经有四五代人了。甚至还要久远。于是不能不恐慌。不能不焦虑。再想想这个家族里的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她们一旦得知后，对自家男人的这个“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有那些将要进入这个家族、但一时还没进入这个家族的女人又会怎样动作？比如那个年轻的黄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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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想写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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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江苏常熟的谭家，当年靠三艘一百二三十尺长的沙船把全部家当从天津搬到上海，便把谭公馆建在贝当路麦琪路、钜籁达路、蒲石路一带。后来的有一天，向来脾气随和、从不走极端的谭先生突然间整整三个月足不出户地把自己关在三楼写字间里，不见任何人。甚至连夫人筱尚香也不见。必须说明的是，谭先生的写字间里，也有一张藤榻。那张藤榻用的时间也很久远了，也早已油红暗亮。也有一只镀金嵌接的台式自鸣钟，同样地安座在那么一个用象牙雕出的西洋裸女手掌心里。那脂玉般的乳白，已远不止焦黄。牙黄。斑痕累累。暗渡陈仓。夫人筱尚香强忍住凄惶，一次又一次地把管事房总管经易门叫到自己房间里，要他和盘托出事情的底细。经大总管惶恐。他真的无可奉告。他不是不愿讲，实在是讲不出来。不知道。
“侬哪能会勿晓得？侬勿晓得，还有啥人晓得？谭家的事体，瞒天瞒地，不瞒侬经家人。侬是不肯讲，是(口伐)？！难道我筱尚香在侬眼睛骨里就那么匆值铜钿？！”二十八岁的夫人有气无力地靠在绣花枕头上，伤心。摇头。一遍又一遍地淌着那清长而又真诚的眼泪水，嘘嘘。埋怨。恳求。
此刻的经易门，的确无话可说。三十三岁的他只得低下头。十分难过。十分颤栗。夫人的话一点都没说错。经家三代人在谭府当总管，整整辅佐了谭家三代人。他本人虽说正式从父亲经老先生手里接过总管的职务还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但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谭家走动，十六岁起就被谭先生的父亲谭老先生相中，被安排在管事房相帮着操办谭家的大小一应事项。多少年来，的的确确正如夫人所言，谭家的事瞒天瞒地不瞒经家人。谭先生的事，从来没有他经易门不知道的。经家人和谭家人的这种关系，在上海滩上是出了名的。这也是经家的自豪。在此同时，经家的几代人都像守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守护着跟谭家的这种关系，从不许家族内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出半点差错，有半点含糊。但这一次，经易门真颤栗了。他真解释不了这几个月来谭先生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变态。如果他当时知道当年上海县县衙门里所发生的那档子事，他就可以对夫人讲，人有时是可能会发生一种让别人弄不清楚其原委的“精神变态”的。不必硬要问个为什么。也许事过境迁，一切太平如旧。可惜他当时并不知道上海当年还有这么一个叫叶廷眷的贵人。更不知道那一天清晨曾有过的“反常”。于是他无法为夫人解脱那沉重的疑虑。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失职。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的的确确除了无边无际的内疚自责以外，就只有那无际无边的自责和内疚了。他只有强作沉着贞定，以竭力稳定住被疑虑惊惧之风切切实实笼罩了的整个谭家大宅，并带人日夜守候在谭先生的书房门前，以应新的不测和谭先生可能发出的某种紧急召唤。
到那一天，后半夜，书房里总算传出干哑的声音，叫经易门。九十个日夜在门外已经守候得精疲力竭的经易门，瞬间振作，马上对几位同样在门外守候了如许日夜的医生护士做了个断然的手势，让他们把一些输血输液或输氧的必用品先推进房间。谭先生这一向以来，身体相当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相当不好。便血。便起来就嘶嘶地往外喷。鲜红鲜红。求遍了海上名医，都没止住。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月有余。经易门当然要准备医生护士。甚至还准备了两名七级钳工。实在不行，就强行开锁进门。但医生护士一进门，却被谭先生统统赶了出来。而且不容经易门作任何辩解。经易门当然不敢犟作，只得迁就。安排了医生护士相继退出，他先四下里瞟瞥一圈，没发现有血迹，心里稍稍安顿下来；再看谭先生的脸色，除了那点原有的虚肿黄白，倒也没有新添多少应有的萎颓，甚至都没在那张藤榻上躺着，而是站在那里对经易门说，要他连夜坐船到苏北盛桥镇去请三叔谭宗三回上海。
经易门不免一格愣。他不用回头去看窗外的天色，只要听一听那在树丛楼群间狂撕滥吼的风声，也知道此刻哪是坐船渡江过海的时候？况且三个钟头前，经易门就已经接到管事房抄收到的有关风暴潮的正式警报。那时候，外滩气象台就已经升起了那只专做风暴警示的灰色竹壳空心球。吴淞口外三岬水里的浪头已经有一两丈高。谭家存放在吴淞口煤场上的两座煤山已经被涌上岸来的潮水吞吃得一干二净，只剩一点黄泥底子。而哈同花园张家花园黄家花园……里所有的批把树、玉兰树、香樟树、苦楝树。红拷树、赤捕树、黄杨树、米储树和一盆盆已经伺弄了三百年之久的老桩盆景，还有那些所谓的法国梧桐、加拿大白杨和德国冬青统统前俯后仰，肆意呻吟或者咔咔嚓嚓折断。赵主教路因此关上了所有的百叶窗。制造局路因此平地涌出三尺半潮水。马桶盖因此成群结队地漂出每一个弄堂口。肇家浜两厢所有的小弄堂里所有的晾衣裳竹杆因此统统跌下来，七荤八素地戳进每一只冒着蓝色火苗的煤球炉。而城隍庙木头架子搭的九曲桥上因此爬满了湿答答的绿毛乌龟。所有的铜吊因此都在喷射灼人的热气。嘶嘶响。
“外头风不小……我已经让郑船长把东兴号开到十六铺码头等着侬了。侬看侬能走(口伐)？”谭先生声音嘶哑低沉，脸色青白，站在那只油红暗亮的藤榻前，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窗外灰蒙蒙的云团，问。谭家有自备的铁壳轮船东兴号。有自备的船长郑复观。
这种天气，按规矩，设计排水量即使有一千七百吨之巨的东兴号也是开不得船的。只要一松开缆绳，船肯定就会失控，肯定就会横冲直撞；其实，就是不松开缆绳，它也要横冲直撞。但是，经易门还是一语不发地走了。不仅仅是因为多少年来经家人在谭家人面前，惯于不说一个不字；也不仅仅因为几个月前，经老先生临终前曾对经易门留下过这样一句话：谭家，我就交把你了。尔后老先生强撑着坐起，取过那管出自制笔名家周虎臣之手的狼毫“臣心如水”，哆哆嗦嗦地在一张熟宣上，用他那一手极为出色的瘦金体楷书，给儿子写下了最后四个字：“人境壶天”，便喘个不休。
老人家留这样的四个字，到底深藏什么用意，他本人没做任何解释。经家的两代人之间习惯了不做任何“解释”。下一代人习惯了照上一代人吩咐的去做。从不要求“解释”。经易门当然也不例外，没去求个详解。但细品之下，他觉得自己对这四个字的含意似乎已经有所领悟。只是讲不清。讲不清这里所包含的经家三代人在谭家门里所历经的全部荣耀和辛酸，讲不清老人家在此刻所要表达的一种怎样的自重和期盼。这种自重是老人家从来也不敢明白表达的，可又总想有所表达，尤其在自己即将撒手西去之际又特别想有所表达，可又依然不敢明确表达的。经易门觉得自己能明白、能理解、也能懂得这里边种种的无奈，种种的炽烈委婉固执和种种唯经家人独具的、必备的缠绵、精细、坚韧……于是隔天他就用重金聘请九华堂老先生装裱了这幅字，再用红木镜框把它挂到自己居室的中堂。每每到深夜，当他独自面对这幅清秀劲厉老到谨严的字条时，便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自己是那么的稚嫩。年少无知。总能觉出身前身后一股股阴冷的风在嗖嗖。窗外檐下一双双厚底朝靴似有似无地在响动。
为了谭家，此时此刻，他经易门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回答：“我一定去。”
于是匐然一声巨响迸出，拦腰袭来的一股巨浪把东兴号铁火轮船长室的那扇铁舱门从铜的门框上辣辣地撕裂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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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号铁壳小火轮在风浪中好不容易靠上盛桥镇木堡港码头。几十分钟后，老茶房倪志和急急忙忙跑到大有大茶馆店楼上，向谭宗三通报，上海方面经大总管经易门先生有急事求见。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这时候，谭宗三刚把那位黄克莹女士请到这家新开张的茶馆店楼上雅座间里吃早茶。真是第一次请。刚把板凳坐热。第一客蟹黄小笼包刚刚送上来。头遍盖碗茶刚刚小啜了两口。场面上的拘谨刚刚得到一点舒展。那几句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又盘算的话刚要说出口，倪志和这老不死的脚步声，就在楼梯板上格登登格登登地响起来了。扫兴。实在扫兴。
谭宗三只得放下筷子，满心不悦地狠狠斜瞪了老倪一眼，拿起餐巾在嘴角两边分别轻按了一下，躬身对黄克莹小心翼翼地道了声对不起，便沉下脸，撩起门楣上那条满地荷绿一水青绸布门帘，悻悻地快步走了出去。门帘布用力甩过来，刮到老倪眼角上，老倪都没敢哼一声。老倪是谭宗三从上海带到苏北来的，为人虽然不算聪明能干，但毕竟在谭家门里有年头了，谭家的事多少还是知道一点。他知道，三十出头却一直还单身过着的三先生，轻易不约女人进酒楼茶馆，今朝不仅例外，而且特别看重跟黄“小姐”的这个约会。三先生历来非常讨厌这位经大总管经易门。今朝偏偏又是这位经大总管来冲了三先生这个兴会，偏偏又是他老倪夹在中间当传话筒。真是“酒盅里拌黄瓜，一点都兜勿转了”！
三先生和经总管之间的关系居然会搞得这么僵，对这一点，不光老倪想不通，谭家门里上上下下都没有一个人能想得通。三先生到英国留过学，平常待人蛮有风度。气度。蛮宽容的。特别对一帮子下人，从来不喜欢搭啥臭架子，脸上总归笑眯眯，从不跟你计较什么。但非常奇怪，他就是容不得“经易门”这三个字。有人甚至这么说，他就是因为竭力反对经易门接任谭家总管一职未成，才忿忿然离开上海，到苏北来“求一个眼门前清静”的。
经易门怎么得罪三先生了？
经易门怎么可能、怎么敢去得罪三先生？
经家三代人对谭家的忠心，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啊。
经易门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他只是弄不清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竟使这位三先生三老板如此记恨于自己。说起来，自己跟三先生还是同年生的人。生日比谭宗三还略大几个月。从小就受命伺候这位三先生，陪他读小学，读中学。背书包。撑洋伞。拎饭盒。做作业。甚至替他去受罚。立壁角。关夜学。而多少年来，他真切地感受到，谭宗三从来也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曾经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到底发生了啥，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突然恶变成这样……他说不清楚。一想到这种似乎是无法逆转的恶变，他常常彻夜难眠，常常心尖抽痛，透不过气。有人分析过，是不是因为谭宗三去了趟英国，眼界变了，好人坏人颠倒看了？但事情好像也不是这样的。从英国回来好长一段时间，他跟经易门仍然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后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嘛，日子好像过得也蛮正常嘛……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就突然恶变了呢？
假如像经总管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不讨好，那到底还要怎么做人呢？在谭家门做生活的人，心里都纷纷这样嘀咕。不知所措。这些人多年来都是把经家人当作范本在努力着。多年的事实也在告诉他们，只要做得像经家人，谭家人就会看好你，最起码，也会给你一只“饭碗”捧捧。现在如果连经易门都不讨好了，那……他们该怎么办？在谭家的这生活还怎么往下做？还做得下去吗？
其实，就是谭宗三自己，也讲不清自己在最近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到底为啥突然那么讨厌起经易门来。
理智层面的种种映象告诉他，经易门在同龄人中间，是绝对难得的好伙伴。绝对聪明。绝对能干。绝对忠诚本分。那年到唐家桥鱼塘去钓鱼，只要谭宗三不钓起第一条，非常会钓鱼的经易门，钓竿上就是有一百条鱼在咬钩，他也不会起竿。那天钓到天黑。穿了双白皮鞋的谭宗三只钓到四条小的。经易门却实实足足钓到十几条大的。一路上谭宗二闷闷不乐，甚至都不想回去了。他生怕父亲谭老先生因此笑话他。但回到公馆，来到谭老先生面前，翻开竹筏编的鱼篓，他吃惊了。他篓里的那四条小的跑到经易门篓里去了。而经易门篓里那十几条大的，却跑到了他篓里来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经易门诚恳地向谭老先生诉说今天的鱼真的很难钓。宗三阿哥今天真的很能干。看见宗三阿哥一条接一条，连着钓起了那么多，他真的非常眼热，佩服。
“这鱼老新鲜的。我拎到厨房间去，让大师傅氽汤给大家吃。”尔后，经易门拎起两只鱼篓，光着一双脚，悄悄走了。
这就是幼时的经易门。“难得。实在难得……”谭老先生常常这样感喟之至。
我为啥还要讨厌他呢？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这样，总是说不大清楚。有人说，说不清的原因，是因为没想清楚。那么，想不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十多分钟后，谭宗三回到楼上雅座间。雅座间里已经空了。黄克莹走了。她那只总是随身拎来拎去的珠串子小手包也带走了。花梨木的桌椅茶几当间，只有倪志和一个人在那里闷声不响地收拾着各色茶盏和点心碟子。
谭宗三急问：“黄小姐人呢？”
“走……走了……”
“啥人叫她走的？”
老倪疙愣着，半天没回答上来。嘴笨口拙的他，一时间想不出一个好的理由，既能安抚肯定要暴怒起来的三老板，又能保护经总管。因为正是这位经总管让他把黄克莹“请”走的。刚才经易门一踏进大有天的门，就找到老倪，说，等三先生一下楼，侬赶快去把三先生身边那只姓黄的“小骚货”给我弄走。一面讲一面还往老倪手里塞了两块银洋。其实，就是当场不给这两块银洋，老倪也会尽心尽力去做的。因为经验告诉所有那些为经易门做过事的人，只要你尽心尽力，经易门是绝对亏不了你的。早晚必有回报。而且绝对报得让你喜出望外。更何况老倪本来就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黄“小姐”，早就觉得她不是只正路子。侬想啊，单身一个女人，一塌刮子只有廿三四岁，居然已经有了个六七岁的“拖油瓶”，还要在三先生面前充啥“小姐”。扯那！看她穿的翡翠蓝旗袍，开衩开得那么高，恨不得把两只雪白粉嫩的腿根根和一副从东洋进口的克罗米吊袜带统统露出来才得过。不就是牙科诊所的一个护士嘛，搞啥名堂经！还想有朝一日一顶花轿把侬抬进谭家门三叩九拜真做百年夫妻？黄六，拎拎清！人家不过就是跟侬白相相。装啥榫头呢？侬就是把旗袍权衩开到奶奶头上，也没有用的！老倪冷笑。
但，那天出乎老倪意料，三先生居然没有“暴怒”，在楼下听经易门说了些什么，回到楼上，关于黄小姐的去向，居然只急问了一声，便再没追问；尔后，心事重重神色不定地在临街靠窗那把太师椅上稍稍又坐了一会儿，木耷耷地端起盖碗索索地吃了一口凉茶，扔出几张钞票，让老倪去结账，转身就跟经先生一起坐东兴轮回上海去了。
凌晨，我被一阵轻微的、但又清晰而又清长的小解声惊醒。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后来知道不是；忙从床上坐起，在灰暗的晨霭里稍稍定了定神，才听出那声音是从隔壁后楼房间里传过来的。前后房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后楼房间空关了好长一段时间。昨天下午，突然搬进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单身女人，随身只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很大的藤条箱。下车时，人稍微摇晃了一下，还有意无意地抬起头来向上看了看。当时，屋顶和树梢之间的那块天空虽然不算特别蓝，但阳光还是比较温暖的。我当时闻声“正在城头观风景”，便欣然接受了她那好奇而又善意的一瞥。同时又是很恬静很明亮的一瞥。我无法判断她的身高，但从她坦然的神情中却真切地感受到了她不隐含的疲累和隐含着的阴郁。于是我非常想下楼去帮她拎一下行李，更想知道她究竟住哪个房间，只是有点不大好意思，才没有下楼。后来她母女俩就住进了隔壁房间。让我听到许多的窸窸窣窣、磕磕碰碰的声响，并且响了好大一阵。后来不响了。复归安静。安静得就像一只很小很小的老鼠钻进了一只很大很大的牛皮风箱。这种特别的安静，搅得我不得不再度侧耳倾听。寻觅。寻寻觅觅。直到天黑时分。我猜度，此刻的这小解声，可能就……就发自她？猛然间，我极度地心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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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号千难万险地穿越吴淞口外浓雾弥漫浊浪排空的三岬水水域到达上海，已然是第二天凌晨。雪俦（谭先生）居然亲自带了两辆黑壳子老福特车，冒着声色不减的狂风暴雨，到码头上来接宗三。一见宗三，他眼圈就红了，紧拉住宗三的手不放。回到公馆，直接上楼，进写字间，关门；未曾开口，眼圈又红了好一阵，从身前那只玉白茶碟里拿起一块本色的毛巾手绢，先揩了揩眼镜片，又去揩了揩眼角，最后细细地擦干净每一根手指头和每一片手掌心，这才从那只被谭家世代所看重的铁柳木写字台抽屉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用蓝花土布包着的小包袱。这种蓝花土布，源出自奉贤青浦乡下，本是那一带种田女人用来做围腰和包头的，今天居然出现在谭家、出现在这个陈设着全套瑞典皇室专用水晶嵌银办公用具的写字台里，真的让谭宗三稍稍感到有一点目瞪口呆。
布包里包的是谭家族谱。一共两本。每本也就十六七页。其中一本的布封套和大部分的内页在经严重蚀蛀以后，再经裱缮高手精心修补，现被装在一只楠木雕制的封盒里。这只木质封盒被雕装成一本打开的圣经。盒子里衬以金黄的丝绒布垫，并长年地置放一块河南束城上王府庄出产的防蛀香饼。同时在盒子里被保存着的，还有一把很老式很生锈很暗淡的铁柄放大镜，据说是东印度公司一个叫皮尔逊（它的拼法好像是Pearson）的船医送给太曾祖谭过庭的。过庭公是上海滩上最早涉足西药生意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当时他的供货人就是这个皮尔逊。据说这个皮先生还是英国望族出身，长得特别强壮但又特别随和，从不喜形于色。过庭公一直不明白，这位英格兰贵族后裔为什么总是喜欢穿一双很旧的皮靴，还喜欢在很白很挺刮的衬衣领子里系一根什么也不是的深色粗布“布片”。（肯定不是领带。）据说过庭公送给这位合伙人的，是一只成化官窑古瓶“美人霁”。该瓶硕大，胎体规整精细轻薄；釉质莹润如脂，红色雅淳纯正；是成化器物中极少见的，可谓弥足珍贵。当时就值十几两黄金，或一百多担大米。要放到现在，就更难说了。
谭雪俦跟谭宗三谈的就是关于“谭家所有的男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这件事。他说，我要死了。顶多还有十几天可活。一只脚已经伸进棺材。再好的医生再好的救命药，对我都不起作用了。讲到这里，雪俦的眼圈实实在在红润了。
“Absoutely ridiculous（荒唐透顶）！”宗三很不耐烦地从那把深棕色的擦漆橡木雕花椅里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挥动了一下右手，苦笑着摇了摇头。经易门只告诉他“谭先生”病危。要是知道找他回来只是为了要谈什么“谭家男人活不过五十二岁”这桩事，他根本就不会回来。“雪俦啊雪俦，侬再怎么讲，也是圣约翰出身的人。怎么……怎么会变得像小弄堂里那种不识字的‘宁波好婆’，相信这种不三不四的闲话……”
“不是不三不四的闲话！”雪俦颤栗。
“再过十几天，侬就要过五十二岁生日了！”
“我活不过这十几天的……”
“阎罗王给侬打过电话了？！”
“真的！我真的要死了。这一向，我天天在属血。”
“请医生看呀。”
“看过的。统统都请来过。同仁、广慈、仁济、德文、大华、红十字会总医院，连老底子在新民普爱堂医院、利亚看护医院，包括天主堂街上那个法国陆军医院里挂牌看过门诊的医生，都请过……就是查不出原因来。”
“查不出，就证明侬没有毛病嘛！”
“可我……明明是在厨血……一大不停……真是一天不停啊……”
“吃止血药！”
“只要能找得来的止血药，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统统吃过了。”
“我帮侬去找两个医生。包侬好。”
“宗三啊，不要再浪费辰光了。我有更加要紧的话，要跟侬讲……”
“现在顶重要的就是治病！”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雪俦无助般地瞪大了虚泛而空洞的眼睛，尔后就索索地开启楠木封盒，从中拿出那两本烟熏般黄褐色的族谱刻本。刻本里记着，谭先生的曾曾祖德麟公，四十八岁殁于赴皖上任途中。曾祖石谦公四十九岁殁于莫名枪伤。祖父于厘公五十岁殁于意外大火。父亲景琦公五十一岁零十个月殁于干咽不食症。叔公谭话公则殁于三十二岁。大伯父谭向公殁于四十二岁。二叔谭定公十二岁死于黄热。堂兄谭地廿二岁死于绑匪撕票。最可惜的是那位聪明绝顶的堂弟谭年，十五岁在江苏全省会考中拔得头筹，官费保送日本国东京都大学，两年后竟死在一次化学实验所引发的爆炸之中。还有那位跟着女戏子私奔了的堂弟谭渊、去湖洲盘货的四哥谭刚、学画画在峨嵋山写生失踪的堂哥谭桐……都是在五十二岁前一去不返，迄今杳无音讯，连尸骨也无处寻找。至于另一些因种种原因或死在襁褓之中、或死于晰呀学语之时的男性继承人，就更罗列不清了。
“这也不能说明，我们谭家男人一定要死在五十二岁之前啊。”谭宗三还是不信。
“宗三，你平心静气地听我讲。我没有必要跟侬夸大其词，更没有必要故弄这个玄虚，唯恐谭家不乱。实际上，阿爸景琦公在临死前，就已经跟我交代了这情况……”
“那侬为啥不早告诉我？”
“不是我不讲。阿爸有过交代，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告诉任何人。一旦张扬出去，人心慌慌，这局面难以收拾……另外，我也奢想，万一我能挺过‘五十二岁’这一关呢？几十年来，我非常注意养生。这一点，侬是清楚的。我在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吃素、进补、节欲、练八段锦、元生功。而一向以来，我的身体的确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能过得了这一关。可是……几个月前，感觉上突然不行了……身体好像突然被抽空了……没有任何依靠了……”
“心理作用。”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事情是明摆的。明摆的，的的确确的，有一股力道，在不让我们谭家的男人活过五十二岁。侬讲，我们谭家的男人到底做错了啥事？这股力道到底为啥要跟我谭家的男人过不去？为啥？为啥？到底为啥……”
“侬讲为啥？”
“不晓得啊……”已然虚软到极点的雪俦长叹着，手扶床架子，摇摇晃晃地坐了下来。
“侬没有派人去查查这里的原因？”
“怎么查？侬说怎么查？现在不管侬相信还是不相信，也不管到底是啥在冥冥之中作弄我们谭家，最要紧的是，万一我真的熬不过去，这个谭家……这个谭家怎么办？总要有人来当这个家、作这个主。我晓得侬一直不愿意做这个当家人。可是谭家现在只有侬了……”
“不要讲了！”
宗三心里一阵闷痛，急急地叫了一声。雪俦只好收住话头，不再讲下去。炖在铜炭小风炉上的药罐子在嘶嘶作响。十分钟后，经易门急急把谭宗三请到楼下大客厅里，交给他两封从南通、无锡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称：在南通郡庙附近一家笺纸店里做老板的堂伯谭越新和在无锡监狱里做狱医的五叔谭韬，突然暴病身亡，各享年五十一岁。宗三看完电报，足足有一顿饭工夫，呆坐在那把织锦缎面子花梨木框架的全包旧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经易门在一旁低声询问：“这两份电报谭先生还没有看过。侬看，要不要送过去请谭先生再过一下目？”
“侬想催他早点死？”谭宗三毫不客气地抢白，搞得经易门相当难堪，当即脸红耳赤，低下头。
“上个月，谭先生让我在宝丰拆借了一笔款，这个月月底就要到期。最近账上头寸有点兜不转。是不是……想办法从南京方面调济一点过来……常熟和苏州方面也有两笔生意等着用头寸……”稍稍沉默了一会儿，经易门又询问道。
“生意上的事，我现在不管。将来也不会管。侬少来烦我！”
“谭先生关照，从现在开始，谭家门里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全部要听你三叔的……”
“全部都听我的？”
“全部都听侬的。”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算数？”
“侬讲的每一句话都算数。”
“真的？”
“真的。”
“那么我讲，生意上的事我不管。侬听不听？！”
“……”
“为啥不响？侬到底是听，还是不听？”
“……”
“侬讲呀！”
“……”
这时候，账房间的簿计员程宝霖捧着一摞古籍图书，在大客厅外，焦急地等着谭宗三出来接见。讲起这位程簿计的身世，就要说到三个多月前的某一天发生在谭先生身上的某一档子事了。那天，刚吃过早饭，谭先生突然显得十分烦躁，说，外头来人了。几个茶房赶紧出去看，没有。谭先生定定心，回到书房，刚刚坐下来就又说，外头肯定来人了。大家再赶紧楼上楼下花园里外一通穷寻，还是没有。但谭先生一口咬定，有。还说这个人一进谭家大门就讲这个花园里有蛇，有壁虎，还有一窝好蟋蟀。他要捉蛇捉壁虎，还要捉这窝好蟋蟀。拦也拦不住，直往里走。还说要寻一批青花坛子。于是乎一楼，二楼，前楼，后楼，前花园，后花园，东西厢房，南北游廊，走起来熟门熟路，一点都不打疙楞。
这件事听起来的确相当奇怪。
你说谭家花园里有蛇有蟋蟀，这不稀奇。谭家花园前身是上海县知县叶廷眷的公馆叶家花园。花草树丛假山石洞几十年，还有几幢老房子八九十年没有翻修过，湮没在荒草一角。这种地方要说是没有蛇没有壁虎，或者说没有蟋蟀，反倒是奇怪了。但要说到什么“青花坛子”，而且是“一批”，实在没名堂。
谭家门里当然有瓷器。不但有，而且还多。不但多，而且还名贵。中国人就是有这种通病，一旦钞票赚足了（？），房子造够了，妻妾讨够了，儿子生够了，官衔买够了，剩下来最想做的事，一就是花钱附庸风雅，结交文人骚客，男女优伶；再一个就是白相“老祖宗”——收藏古董。古话说“腰缠万贯下扬州”。为啥偏要去扬州？古时候的扬州的的确确是一块优价古董荟萃之地。谭家自然也不能免俗。更何况谭老老先生当年以布衣人直乾清宫南书房，在内廷供奉任上让皇上外放，先去了安徽，又去了福建。后来还去过别的一些地方。去的地方越多，家里收藏的“老祖宗”自然也就越多。
但是，不管谭家的古董有多少，从谭老老先生开始，到后来的谭老先生，到现在的谭先生，在瓷器方面，他们从来就只好两种古瓷：一种，明神宗时的吴十九瓷；第二种，前清雍正年间出的“胭脂水”瓷。吴十九瓷古朴浑拙。粉红的“胭脂水”则娇嫩欲滴。谭府一向最忌青花瓷，连碰都不碰，更不要说收藏。只嫌它清冷。不吉气。连日常家用的一应茶具餐具烟具，他们都只用粉彩斗彩的五福莲座出水云龙。就是带一点青花的，起码也要是釉里红那种的。这一点，上海滩上所有玩瓷器的都清楚。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人，特地到谭家门里来寻什么“青花坛子”？除非他五迷三倒纯粹一个神经病。
但谭先生坚持说，他看到过这个人。还跟他说了话。这个人个头虽然不高，穿着固然黯旧，但举止谈吐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的清朗和精细。后来，他索性把这个人的样子画了下来，让大家依样去寻找。画挂在门房间。三天没有反应。到第四天头上，这位程宝霖先生从南通天生港结账回来，看到了画上的这个人，不觉呀地一声暗暗惊叫，忙回到自己家里，从阁楼上翻出一部涵芬楼刻本《北窗吟稿》；拍去函套上的灰尘，拿青蓝细布用心包好，悄悄送到谭先生跟前。这位程先生是当年叶知县身边那位账房主簿程敬吾的后嗣。他手中当然会留下一些跟叶大人和程主簿有关的人文资料。这部积满灰尘的《北窗吟稿》即是其中之一。里头收集的都是叶大人官宦生涯的“即兴创作”。诸如《感念紫气东来推窗遥望》《拜会某国某领事路遇小雨》《悬牌放告闻听鼓乐绕梁有感君子之道黯然而小人之道日彰五十韵》等等等等。但难得的是，这部《吟稿》卷首刻印着那位叶大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佩戴朝珠，端坐中堂的一幅“绣像”。
拿叶大人的“尊像”和谭先生靠记忆画出的那汉子像一比照，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二者竟如此相像。甚至可以这么说，让七八十年前的叶廷眷大人摘去顶戴花翎，脱去朝服朝靴，再让他换上半新旧的二尺半短打衫裤，活脱脱就是眼门前谭先生画的这条汉子了。
这怎么可能？叶廷眷至少也已死了有五六十年了。
他是心有不甘，又转世来微服私访了？不不不不……绝对不可能……
还是存心来找谭家的后代索讨先前的房租地契的？不不不不。更加不可能。
捧着涵芬楼那套刻本的程先生，当时差一点吓晕在地。
谭先生听说后，当即也呆定在他那张铁柳木大案桌旁了。
于是一阵穿堂风刮过。真是一阵相当厉害的穿堂风。
而谭家人一定会告诉你，这一向谭家接二连三出各种各样的怪事。比如花园东南角上那一大片竹林突然开花枯黄。比如铸铁的路灯柱突然生锈剥落。比如打蜡地板缝里突然爬出成群结队的白蚂蚁。比如西花厅的天花板突然塌下来一大块。比如太太小姐房里的棕绷床，三天之内棕绳啪嗒啪嗒全部断光。特别是谭先生写字间里的那张“铁柳木”写字台。这张大写字台是谭家一宝。它是曾曾祖德麟公三十岁那年从闽南带回来的。铁柳木，又叫“海柳”，或“海底木”。它是南方一种高大乔木，只长在闷热的海岸线上，那浅海的海底。常年地不见天日。每每在退潮以后它才会露出自己成片的粗壮和成片的翠绿。它木质细腻，色泽茶黑。光润如玉，坚硬如钢。寿命能到一千年以上。最好的铁柳木，出在福建东山岛古雷头海底。每每天气要剧变，那一片海水就先期混浊翻腾起来，伴随一阵阵低沉的轰鸣声，不断冒出一串串很大很大的气泡，并有云层低低覆盖。很怪异。也很可怕。谭家的这张写字台就是采用吉雷头海底的铁柳本做的。平时看它，精神十足，明光光纤尘不染；只但说要变天，它便先期暗淡下来，台面上同时隐隐浮起一层极微薄均匀的雾气，并渗出一粒粒极细小莹洁的水珠。据说贴近了细听，还能听到一阵阵完全属于某种袖珍版的轰鸣声。随着天色转晴，它又会完好如初，明亮如镜。这样的反复，屡试不爽，真是神奇得很。于是有人曾想用霞飞路（淮海路）上两幢花园洋房来换取。谭家人当然不答应。可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它真的失灵了。不管天气怎么变，它都不变。外头即便在落大雨，它台面上依旧是干巴巴，灰兮兮。真是呆掉了。完完全全呆掉了。
8
事实上，叶廷眷在离任的一年多前就已经觉察出在他辖下的这个用青砖砌就的上海县县城里，就有好几个大户人家的男性继承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去。那些人家自己反而一点觉察都没有。叶廷眷也是在为新修的县志作序，去“适园”“择是居”“藕香斋”等藏书楼查阅披览许多上海籍名流名士年谱，兼及这些人家的家谱时，意外发现的。后来就留心。到那年的九月，居然又相继在三官堂、牛场、杨行、朱家角、六分荡、周漕港等乡镇发现了这种迹象。这一回已不限是大户人家了。比如说有一户的户主，只是做本帮菜的大师傅。在他的小店里，红烧甩水过桥面只卖到二十文一碗。去四五个人吃一顿火鸡面，每人再弄二两白玫瑰酒咂咂，总算账也不出二角钱。要一桌五角钱的和菜，就能吃到走油蹄膀醋溜黄鱼。他真是大不懂了，连这样本分的小户人家，男人都活不过五十二岁，这深层究竟蕴含着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是因为他这“地方父母官”的罪孽未清所致？还是说明将有一场大的瘟疫将临？他惶惶。他下令在泥城桥周围五六华里的地面上点起无数堆大火。捂出无数堆浓烟冲天，慢慢地覆盖，披靡，慢慢地游荡，渗透，致使圣贰壹教堂的本堂神甫法国人蒙马罗尼也惶惶，让人赶紧关上教堂里所有的彩色玻璃窗。有人看见他紧锁眉头，穿一身黑长外袍，呆立在北侧堂的第四扇花窗跟前，直至天明。圣贰壹教堂所有的染色花窗都是有讲头的。北侧第四扇花窗纪念的是已故美国圣公会教师费婉仪女士。
9
吃过早饭，我又一次看见了黄克莹。她光脚趿着一双皮面软底拖鞋，穿一身真丝的素色双滚边绣花睡衣睡裤，下楼倒垃圾。听见那从容而又清脆的鞋底皮声响，我心跳得越发厉害，却没那勇气公然走出门去跟她打照面，只是从门缝里偷看了两眼。因此在那样的匆忙中，无法判断她到底长得怎么样。一般？还是不一般？但最让我意外的（也最让我高兴的是），她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大”。也许因为她个子稍稍矮了一点，皮肤稍稍白了一点，加上拿畚箕的手稍稍小了一点，而那件贴身的睡衣既没把她胸部的那点娇小隆突全部掩去，也保留了她后背的那点清瘦和挺秀。所以，初看上去，她根本不像是已经有过孩子的人。同时我也不愿说她更像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学生。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她那一双单薄的脚，苍白得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任何时候都显得那么的轻软和无奈。而在此以前，我却只注意到她眼神的挚烈和恳切，还发现右脸颊上方隐隐长着两粒浅灰色的痣。
10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二十七分，我进入上海。这一刻我记得特别清楚。至死也不会忘记。那天三轮车踏到弄堂口，我特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盛太和南货店店堂里的那只大自鸣钟。大钟挂在店堂后身的板壁上。这板壁肯定不是用好木头做的。了不起，是榆木。也可能只是松木。大钟旁边，一平排戳着几根生锈的洋钉。洋钉上挂一只半透明的牛角鞋拔。一本老式的流水账簿。一只洋铁皮罐头。罐头里歪歪斜斜地插着不少根吃水烟用的纸捻子。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看不清了。但我想，一张当年的月份牌和一群忙忙叨叨的苍蝇，总归是少不了的。同时还有一股我从小就熟悉的咸鲞鱼的味道，暗暗地从店堂里散出。同时夹杂着另一股味道，那是阴雨天从煤球炉、龙头细布短裤和发霉的木头屑子和酱油瓶瓶盖和腻搭搭的楷台布上散发出来的。仔细闻，还能闻出鱿鱼干炖肉的味道。本帮菜的特点就是重酱油重糖。清炒塌棵菜。它们使每一个在南方度过自己青少年时代的人都能回想起那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后弄堂小过道。夹竹桃篱笆墙。老虎灶门前漫散的碎煤堆。竹器店后身一口冰冰凉的水井。满树淡紫。那是桐花。是大朵的和肥厚的。在春风中惊懒得仿佛前弄堂口那位男人刚去了北平的中年女子。总是穿着长长的花布睡裤。总好像没有睡醒似的。还有那既陡又窄的木扶梯和嘎吱嘎吱作响的小阁楼。坐在小板凳上剥青蚕豆。我必须听到蚕豆一粒粒落到蓝边瓷碗里的声音。的笃。的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