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唐〕王昌龄《出塞》
在众多的边塞诗篇中，秦朝与西汉的历史被描绘成了激烈征战的历史，迷漫着血雨腥风。而稍具历史常识的读者都会知晓，秦朝与西汉时期最大的外来威胁就是塞北的匈奴族人。
《史记·匈奴列传》是关于匈奴民族历史最早的汉文文献之一，该《列传》载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匈奴人自认为夏后氏（即夏王族）的后裔，在血缘上与华夏族并无大异。然而，从现有文献资料分析，就其生产方式及风俗习惯而言，匈奴作为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华夏（汉）族之间可谓相差悬殊。《史记·匈奴列传》有关其生产生活特征的记载有：
……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古代罗马史学家也在他们的著作里留下关于匈（奴）人生活状况的描述，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述极为接近：
匈人的凶猛与野蛮是难以想像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在战斗中，他们扑向敌人，发出可怕的呐喊声。当他们受到阻挡时，他们分散，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沿路所见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和一个周围挖有壕沟的营帐。但是，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躺出他们的箭，其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的可以杀死人的骨头。
从先秦时代开始，匈奴民族与华夏汉族国家逐渐明确划分了各自的地盘。当时与匈奴分布区接界的有三个国家，即秦、赵、燕，为了抗御匈奴的侵袭，秦、赵、燕三国都大规模地修建边界防御工事，这也就是北边长城的前身。如秦国修建长城起于秦昭王时（公元前306年——前251年在位），在攻灭义渠国之后。“于是秦有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县）、北地（治今甘肃宁县西北）、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筑长城以拒胡。”赵国于赵武灵王在位后实行胡服骑射，在国力充实后，大举北伐，同时筑长城以守。“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雁门（治今山西右玉县南）、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秦统一六国后，不仅派遣大军出击匈奴，让匈奴势力遭受重创，还强征各地百姓，连接原来各国长城，筑成万里长城，从此，这条万里长城就成为匈奴族活动区与汉族中原王朝辖区的分界线。
秦汉之际，一位杰出领袖的出现，揭开了匈奴民族历史的新篇章。这位杰出领袖就是冒顿。当冒顿即位初期，匈奴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威胁。“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部族面对着东面的“东胡”部族与西面的“月氏”国的两面夹击。冒顿因此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逐渐积蓄力量，最终一举摧毁了东胡王势力，然后又大举向西攻击月氏国，逼使其向更遥远的西北地区迁徙，国势大盛，“控弦之士（即男性军人）三十余万”。冒顿在后来给汉孝文帝的书信中回顾了这段光辉的创业史：“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至此，强大的匈奴族联盟宣告建立。
白登山示意图
匈奴联盟控制区域包括大量附庸小国，范围是相当辽阔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还是匈奴族群所控制地域范围。其分布的大致范围是：
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匈奴单于台示意图
这片区域在长城以北，东起上谷，西至氐羌聚居区，这也就是日后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所谓“匈奴故地”的所在。
塞外匈奴民族的强大，对于汉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来讲，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西汉初年，国力衰弱，无力北顾，汉高祖、汉文帝等只得被迫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即将宗室公主许配单于作妻（即阏氏），并赠送丰厚的财物，以缓和匈奴人频繁而凶猛的南侵活动。双方约定：
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
匈奴人像
匈奴与汉朝之间这样的新约定，构建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上“南北相抗”的大格局，也从法规角度上确立了长城作为南北政权与民族区分界线的重要地位。当然，在实际上，这种约定并无法完全制约匈奴骑兵的南下杀掠。因此，在西汉文帝与景帝在位期间，为抵御匈奴人的南下侵袭，在坚持“和亲”政策的同时，在西北边境地区驻守重兵，严阵以待，不敢丝毫松懈。
汉朝为缓和汉匈关系而实施“和亲”政策，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我们可以从单于提出的和亲条件中略窥一斑：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开启）大关，取（同娶）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
必须看到，蒙古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游牧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造成匈奴部族各种生活与生产物资极度匮乏，这也是匈奴部落频频南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客观因素。汉朝长期实行“和亲”政策，屡屡派遣宗室公主北上，并通关市，厚赏赐，在一定程度改善了蒙古高原物资严重匮乏的状况，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这种措施不仅让匈奴人体会到在和平状况下改善物质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同时也在匈奴贵族阶层中培养了一批亲汉人士，“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这对于汉匈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汉武帝即位后，汉朝国力已显强盛，积极反击匈奴人的侵袭。其中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多次统率汉朝军队大举北上，甚至深入大漠，登临瀚海，给予匈奴部落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汉朝军民的士气。但是，实力尚存的匈奴单于也不示弱，向汉朝边境地区发动了更为频繁的侵袭。激烈的征战使汉匈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即死亡）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
残酷的现实让更多的匈奴族首领体会到“和亲”政策的可贵，促使他们更多地向汉朝靠拢。“前此（汉武帝统治后期）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墯殰，疲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汉朝宣帝与元帝在位期间，汉匈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匈奴联盟内部发生内讧，五个单于争立，其中呼韩邪单于毅然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南下附塞，入朝汉朝皇帝，受到汉朝的隆重款待。以后，呼韩邪单于又多次入朝，汉元帝在厚赏之余，还应单于之请，选取王嫱（音墙）赐配单于。这个王嫱就是青史留名的王昭君。
古代社会素有重视血缘宗亲的传统，“和亲”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建立了刘氏皇室与匈奴单于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即将刘氏宗亲及其他汉族女子许配给单于为妻。这些汉族妇女远离故土与亲人，忍受着水土不服的痛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们为改善汉匈关系所做出的艰苦努力是值得后世人纪念的，她们之中的杰出代表便是王昭君。呼韩邪单于的亲汉之举在汉匈关系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亲汉派匈奴首领的榜样。
东汉初立之时，中原混战，群龙无首，无暇北顾，塞外的匈奴乘机发动了相当猛烈的攻势，边塞地区损失惨重。但时至光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由于内部纷争，匈奴分为南、北两大部，故又称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匈奴大联盟从此宣告分裂。边塞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南边八部匈奴族众拥立首领比为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为名号，此为第二个呼韩邪单于）。这个呼韩邪单于是西汉末年呼韩邪单于之孙，向往祖父朝汉和亲的故事，与东汉关系十分亲近，主动要求归款东汉的五原塞，拉开了汉匈关系的新篇章，也由此引发了匈奴族众大规模的内迁运动。
对于这样一个变化，以刘秀为首的东汉朝廷真是喜出望外。东汉官府不仅允许南单于入居云中地区，而且特别设置匈奴中郎将之职，其责任就是率领东汉官军护卫入居的匈奴部众。这也是南匈奴部众第一次大规模向长城以南地区迁徙。其迁徙的规模与稳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内迁匈奴人的分布状况，《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云：
（东汉朝廷）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右贤王屯朔方（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当于骨都侯屯五原（治今包头市），呼衍骨都侯屯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括），郎氏骨都侯屯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左南将军屯雁门（治今山西右玉），要籍骨都侯屯代郡（治今河北蔚县）。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后来，南单于又徙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南匈奴各部所入居的东汉缘边诸郡，相当于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及山西、河北两省北部。为了回报东汉朝廷的厚遇，南匈奴单于主动要求与东汉边防军队一起，共同担负起抗击北匈奴的重任。
公元88年，趁北匈奴内外交困，实力大为削弱之际，南单于上书东汉朝廷，有意借助东汉的力量，吞并北匈奴。在这份上书中，他表达了对东汉朝廷的感激之情：
匈奴迁移示意图
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无疑，生长于“汉地”的匈奴贵族与生长于塞外的匈奴酋长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汉朝廷给予南匈奴上层人物十分丰厚的待遇，并允许匈奴贵族子弟前往京师洛阳太学读书，享有与汉族贵族同等的就学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亲汉的感情以及提高汉化水平是相当关键的。
到东汉永平年间，南匈奴在反击北匈奴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北匈奴在东汉与南匈奴的联合攻击下，陷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大批北匈奴部众也南迁加入到南匈奴之中，南匈奴部族势力也趋于极盛。如永平二年（90年），“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可以说，此时南匈奴部众的数量已毫不逊色于塞外时期匈奴联盟的户口规模。
然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尽管南匈奴日趋强大，但他们自上而下却没有因此产生回归塞外的愿望，相反，南匈奴内迁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到曹魏时期，匈奴的核心部分已居住于今天山西省的中、西、南部，当时人们也由此称内迁南匈奴为“并州胡”。因其主体分为五部，故又被称为“五部胡”，《晋书·北狄匈奴传》曾回顾当时其五部分布格局为：
左部居太原兹氏（今山西汾阳县），右部居祁（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市一带），中部居大陵（今山西文水县东南）。
西晋名士江统在所著《徙戎论》中全面分析了西晋时期的民族发展状况，其中特别提到了“并州之胡”的危险性：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増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民族政权的建立，应该是民族自立意识的充分表达，同样也是民族文化素质提升的结果，而非华夏民族领袖在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创立政权，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西晋末年，爆发了所谓“八王之乱”，战乱席卷大半个中国，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给了雄心勃勃的南匈奴首领们施展的时机。江统的忧虑最终变成了现实，但是，这是难以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如果不了解匈奴族的迁徙历史，也就不可能理解开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汉赵国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