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人五陵去，宝剑直千金。
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
从战国时代至秦汉初期，崤山与函谷关，在天下政治地理格局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分区标志。以此为界，当时的天下被分为“关东”与“关中”，或“山东”与“山西”两大地域分野。“关中”与“关东”两大地域集团的对抗是当时政治与人口地理结构最突出的特征。先秦时代的最后决战，就是关中的秦国与关东六国（包括南方的楚国）之间的较量，而较量的结果，是关东六国的屈辱失败，秦国统一天下。
函谷关、潼关示意图
关中地区是秦国的根基之地，也是西汉王朝首都长安所在地，这样，关中作为当时天下的政治中心与重心的地位巍然而不可撼动。关于“关中”地区险要的位置，当时的文人墨客多有溢美之词。如西汉名臣张良曾竭力劝说刘邦定都长安，最重要的理由便是长安无与伦比的优越条件：
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但是，金城千里，无人即为空城。任何区域的繁荣与权重，离开起码的人口基数不过是虚妄之谈。关东地区是秦国的对手——“山东五国”的大本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这一大片地区成为秦国控御全国局势的“重中之重”。比较而言，关东地区地域广袤，经济发达，人口繁庶，而关中则土地狭隘，人口相对不足，因此，为了维持以“关中”执天下牛耳之势，保持政治力量之均衡，必须采取有效手段维持“关中”的优势地位，秦汉时代统治者为此采取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便是大移民。
秦始皇像
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官府先后进行两次大规模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于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若以每户5口计，这次移民人数就达60万人。
第二次大移民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又“徙三万家于丽邑，五万家于云阳”。第二次大移民总数有8万家之多，至少有40万人左右。
两次大规模移民总数就将近100万人。大移民的迁入地集中于关中的核心区——秦国首都咸阳（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咸阳地区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遗憾的是，秦王朝国祚极短，二世而亡，在秦末农民战争狂风暴雨般的冲击之下，秦朝实施的大规模的移民关中的成果最后几乎被破坏殆尽，因为至西汉初年，在多年兵燹之余，劫后余生的关中地区竟然呈现出一片民物凋零的荒残局面。
为了彻底改变关中的凋敝状况，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接受臣下的意见，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将关东各地六国大族后裔向关中迁移。班固在《汉书·地理志》用极其简约的文笔对移民状况进行了说明：“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
公元前198年（高帝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其实，西汉初年“实关中”的大移民远远不止上述五姓，还有燕、赵、韩、魏诸王族之后及豪杰名家。移民总数估计在10万余口。
咸阳古迹图
根据班固的解释，如果说西汉初年的大移民着眼于改变关中地区人口过于稀少的状况，那么，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移自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移民行动，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建立皇帝陵县的需要。
我们看到，建立陵县成为西汉安置关东移民的主要方式。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封建帝王在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梦想在死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找到同样的安逸与富足，因此，每一位帝王在即位之后，往往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除了将大批奇珍异宝放入陵墓外，还担心陵墓之外寂寞冷清，就将大批人口迁来“陪王伴驾”，并置立特别行政区，即陵县。这也是封建专制时代的残酷所在吧。刘邦的父亲死后，汉朝官府就在其葬地栎阳城内设万年县，是为陵县设置的开始。《元和郡县志》曾总结道：“初，汉徙关东豪族以奉陵邑，长陵、茂陵各万户，其余五陵各千户，皆属太常，不隶于郡。”看来，陵县地区属于典型的“特别行政区”。
西汉一代建立的重要陵县型的移民区域有：
1.高帝长陵，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始建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所迁关东豪强之家大部分被安置于长陵，长陵也由此成为最早驰名天下的陵县。著名的丞相车千秋、太尉田蚡等都是长陵人。
2.惠帝安陵，距离长陵十里。据《关中记》记载：当时，“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因其）善为啁（音周，鸟鸣声）戏，故俗称女啁邑也。”也就是说，惠帝安葬的安陵是以倡优乐户众多而为天下人所关注。名臣袁盎、冯唐等人都是安陵人。《史记·袁盎列传》载称：“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
3.文帝霸陵，在今西安市东北，始建于文帝九年（公元前171年）。与其他诸陵相比，该陵修筑规模较小，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徙民置县。西汉有名的游侠之士杜君敖便是霸陵人。如《汉书·游侠传》载称：“自哀平间，郡国处处有豪杰，然莫足数其名闻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阳韩幼孺、马领绣君宾、西河漕中叔，皆有谦退之风。”
西汉向关中地区迁徙示意图
4.景帝阳陵，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始建于景帝五年（152年），当时特别“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著名医师郎中令周文因受景帝宠幸，被特许“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
5.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在西汉诸帝中，汉武帝声名显赫，功绩卓著，在位期间，汉王朝国势趋于极盛。不过，这位皇帝在陵墓修建上也用心良苦，三番五次下诏徙郡国吏民于茂陵，故而，无论陵墓规模还是迁民人数，都在其他陵墓之上。《汉书·地理志》载称：“茂陵，武帝置，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一县之地拥有27万人口，这在两汉时期应该是相当惊人的了。著名游侠原涉就是茂陵人。《汉书·游侠传》载：“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时以豪杰自阳翟徙茂陵。”
6.昭帝平陵，在今咸阳市西北。《汉书·宣帝纪》载云：“本始元年（公元前73）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这也就是说，只有身家财产在百万以上的吏民之家，才有资料徙往平陵。著名学者博士云敞、李寻、张山拊等均为平陵人。
7.宣帝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杜陵初建时，宣帝也曾专门下诏特别强调迁者必须为“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即高官与豪富之家，并不是普通平民。《汉书·苏建传》载：“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平陵侯。”著名大臣张汤、朱博、陈遵等也为杜陵人。
上述陵墓中，以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渭河之北，也最为有名，合称“五陵”。西汉诸帝向陵县徙民时，常附加一些条件，大都为高官、豪富、游侠之民，大量显宦富豪云集一地，立即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故“五陵”成为当时京师长安中发达富庶的区域，甚至成为长安城的代称。
东汉大史学家、《汉书》的著者班固曾作《西京赋》，是公认的描述长安盛况的名篇，我们可以看到西安长安的繁荣以及大批移民的功劳：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
现代西方地理学家马克·杰斐逊提出了“首位城市规律”：“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往往过分庞大，特别体现出国家的能力与感情。”以此来形容西汉长安的建造历史，实在是恰如其分的。那么，西汉究竟有多少移民迁民关中呢？著名学者葛剑雄先生曾总结道：“西汉一代从关东迁入关中人口累计近三十万人，而至西汉末年，在关中的关东移民已有约122万，几乎占三辅人口的一半。”
然而，关中地区的人口承载量归根到底是有限的，特别是大批官僚、富商等消费性人口的到来，对于关中地区的农业开发并没有太多的好处，反而会增加沉重的负担。长期“强干弱枝”的结果，只能使关中地区人口恶性膨胀，而将关东人口强制迁移，也给大批移民带来巨大的痛苦。时至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发出的一道诏书终于为西汉移民建陵之举划上了句号，元帝在诏令中指出：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当我们仔细品读这份诏书，不禁会发出一声浩叹：中国传统思想崇尚孝道，特重祖传坟茔之地，迁离家园，必然遗弃祖坟与祖产，这种痛苦是其他人所难以体会的。在强制移民关中运动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之后，汉朝皇帝才假惺惺地表示体谅天下黎民的痛楚，权臣阿谀之可恶，专断帝王之虚伪，真是令人义愤填膺！
然而，移民关中，宏观而言，既可视为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东西制衡”的表现，也可视为历史时期最早的开发西部地区之尝试。
秦与西汉向西部的迁徙行动，虽然为长安地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就全国而言，这种迁移的缺陷与弊病也是相当突出的。首先，班固等人将大移民的目的比喻为“强干弱枝”，即将关中形容为“树干”，关东形容为“树枝”。就人口与地域面积比例而言，这种比拟是极不恰当的。由于关中地域面积有限，对于其他广袤区域的影响终究是有限的，无法长久的。过分注意长安的经营，必然以削弱与漠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
其次，西汉向关中地区大移民以汉族为主，也可视作民族人口分布的重大调整。从先秦时代开始，西部地区是非华夏族（“戎狄”）的天下，尽管西周、秦朝与西汉都定都于长安，但是，西部地区汉族人口稀少的局面似乎很难在短时间里加以改变。西汉向关中地区的大迁移，规模庞大，但是，过分集中于关中一地，对于改变西部地区的民族构成并没有太大作用。在这种不均衡的状况下，一旦长安地区发生动乱，汉族居民大量外迁，西部可以很快变为非华夏族为主的地区。而这种状况在西汉末年不幸变为了现实，连年的战乱使关中地区面目全非，残破不堪，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因此定都洛阳。这恐怕也与西汉大移民所存在的缺陷有一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