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兵书所载训练四要当中，糜旸将诫之以典刑当做最重视的，并不是说糜旸对其他三要不看重。
威之以赏罚这一点，是与诫之以典刑相辅相成的。
至于其他两点：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这并非一日之功。
事急从权，刘备大举北伐之时机就在不远之后，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优先树立起麾下大军的战斗力。
在确立好大军的军纪条令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安排具体的训练过程。
在当世，对一支强军的判断标准便是“号令统一，令行禁止”这八个字。
要想达到这标准，则必须从完成六个方面的训练要领入手，这六个方面分别是：
陈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别而合之，散而聚之。
一旦能完成这六个方面，一支大军算是初步具备了作战能力。
否则麾下大军连号令都无法统一，怎么御敌呢？
而要想让大军完成以上六方面的要求，就必须进行五个方面的训练纲领。
汉代大军讲究不教而诛，是谓弃之，所以对于如何教令麾下大军，有着细致且严格的要求。
当然因为每位将领的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教习之法也有着差别，糜旸就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自己的五点训练纲领。
在当世因为没有高科技的通讯工具，所以要想顺利指挥麾下大军，
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教会麾下士卒看懂军队中的令旗指挥之术，并且要让麾下士卒熟悉各种金鼓之声。
这两点，分别是针对日战与夜战时的指挥措施。
日战看旌旗，夜战闻金鼓。
经历过日战与夜战的糜旸，便根据他的经验，将这两点纳入他的训练条例之中。
他之前强调“七日一肉”，一方面是想改善麾下士卒的伙食，让他们对自己更加忠心。
另一方面，无非是在改善麾下士卒的夜盲症，为以后可能存在的夜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旦完成这两点，糜旸麾下这支大军便可以初步做到号令统一、令行禁止。
正所谓赏罚之政，乃军之心肺。
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方才制定的七斩令，已经能够充分发挥罚的作用。
所以在具体的训练条例中，糜旸要邓艾三位将领，将金银爵赏之利亦要详细告知麾下士卒。
这一点为的是，充分调动麾下士卒的主观能动性。
这样等将来大军战斗时，在有着严格的军令及清晰的奖罚条例相互作用之下，麾下的士卒才能奋不顾身。
在公安城时糜旸完成这一点，靠的是在“守护家园”方面对公安士卒申之利害。
但这一点亦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当做长久有效的激励大军的方法。
要想保证麾下士卒敢战、善战、不畏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具体的奖罚制度。
在春秋时期，五兵指的是矛、戟、弓、剑，戈五种作战武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戟、剑、戈这三种武器已经渐渐退出了大军的常备武器之中。
所以当世通常用五兵，代指当世军队中常用的各种武器。
所以
这一点是保证麾下士卒有着良好的作战素质。
在情况危急的情况下，军队中的长枪兵亦能承担起弓弩手的作用，这样才不至于在大军陷入危境之时手足无措。
糜旸制定这一点，是为了锻炼麾下大军在野外作战时的作战能力及行军奔袭能力。
当世不像后世，到处都是水泥路。
当世虽然亦有官道，但是敌境内的官道都是作为战略场所被严密控制起来的，往往都会有敌军重兵把守。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当世大军行军，都是通过复杂的地形来完成。
鉴于这点实际情况，锻炼麾下大军熟悉野外作战及行军奔袭能力，乃是很重要的一点。
一支只会在平坦道路上作战行军的大军，只能用来守城，是无法进行真正的野战的。
这也是糜旸当初会选择在河谷练兵的真正原因。
五大训练纲领，是由糜旸亲自制定而出。
而辅助完成这五大训练总纲相应的的细节条例，在之前糜旸就与邓艾三将一同借鉴当世军队的训练细节，及加上个人见解最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写成。
所以在糜旸将七斩令交予三将的时候，已经宣告着大军的训练正式开始。
时间的流逝总是过得很快。
在当日糜旸定好七斩令、五纲领的总训练措施之后，糜旸麾下的大军，在河谷中训练已经将近一月。
在这将近一月的时日之中，糜旸帐下的邓艾三将都深知糜旸急切想练成一支强军的心情。
所以在他们的指挥下，除去非必要的休息时间，那三营大军基本每时每刻都在训练当中。
这种训练强度无疑是巨大的，但相对应的，在这种训练强度之下，大军的训练进度亦大大增加。
也许不久之后，一支强军，便会显现在糜旸身前。
如今大军训练有这种进度，还有个很大的功臣，那便是前段时间一直在上庸城中的吕乂。
糜旸从成都带来的粮草并不多，当他到达汉兴郡中时，他所携带的粮草肉食，大约只够麾下大军一月食用。
但随着训练的展开，糜旸麾下大军体能消耗的增加，也令糜旸帐中的粮草消耗的速度，必以往预估的快上了三分。
在这种情况下，是吕乂来回周旋在上庸城与西城的申氏两兄弟之间，令他们时不时就会送数万斛粮草到达糜旸的大营之中。
或许每次押运来的粮草都不多，但在吕乂的努力之下，令糜旸时至今日，都无有担心粮草之忧，可以放心训练麾下士卒。
面对吕乂的这个才能，糜旸就曾在关嫣面前感慨过：“季阳虽无领军之才，然清明能干，数运粮草资助大军，令我始终无缺粮之忧，这是长史之才呀。”
长史一职，原始于边郡的郡丞别称。
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天下间开府的将军越来越多，以至于长史一职慢慢成为各大开府将军帐下，总领幕府的一个职务。
例如当年的张昭，便是以长史之职，为孙策、孙权两兄弟总领江东民政。
糜旸当着关嫣的面这么夸赞吕乂，实则是在透露出，有将吕乂慢慢培养成内政心腹大臣的打算。
面对着糜旸的夸赞，关嫣脸上浮现笑容，她亦为他的夫君取得一位大才而感到开心。
今日在河谷的中军大帐之中，糜旸正在看着手中竹简。
这份竹简乃是他的治军司马王安报告上来的。
赏罚措施，乃是主将最重要的权柄之一。
所以糜旸并没有让邓艾三人，负责各自营中的军纪监督之举。
他将这个职能单独分割出来，另设一治军司马，并且由他直接统辖。
这一点有利于糜旸更好掌控这支大军，亦有利于监督军纪行为的公正性。
王安是自从公安开始就跟随在糜旸身边的旧部，他的忠心自不必说。
本来糜旸心中有好好培养王安之意，但可惜王安不通文墨，这就导致了王安的上限无法太高。
但是如此忠心的一个人，糜旸不用又觉得太可惜。
所以糜旸在公布七斩令之后，便在大军中设立了治军司马一职。
王安虽不通文墨，但是他的忠心能很好的为糜旸履行好这个职务。
例如当初糜旸制定好七斩令之后，王安虽不识字，但却通过硬背的方式，成为了糜旸的亲军中，最快将七斩令熟记于心的人之一。
本来按照七斩令的严格，短时间内是会有不少军士犯令而被处斩的。
但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令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王安在被糜旸委任为治军司马之后，不久后就为糜旸抓出了几名违反七斩令的军司马。
在抓到这几名军司马之后，王安不能决断，便将此事报给了糜旸。
王安之所以无法决断，不是忌惮军司马的军职高。
这几名军司马虽名义上与王安同级，但王安身担治军之任，他是有权监督处罚这几名军司马的。
真正让王安犹疑不决的是，这几名军司马与他一般都是，公安城中一路追随糜旸而来的旧部。
因为同是公安旧部，所以王安对此事无法决断，暂且将这事压了下来，并交予糜旸处置。
在王安的禀报之下，糜旸得知了那几名公安旧部，犯的是七斩令中的误军之罪。
何为误军？
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
这几名军司马因为同是公安旧部，所以在有一次日间的训练结束之后，他们因为感觉日间训练太辛苦，便在夜晚私自越过各家营垒相会，大聊过往。
无疑，这明明白白犯了误军之罪。
糜旸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公安旧部，就对他们手下留情。
他当即命令王安将这几名军司马全部抓起来，然后当众宣读罪行之后，斩首示众。
在那几名身为公安旧部的军司马，因犯了七斩令被王安当众斩首之后，军中士卒尽皆震栗。
军司马，乃是一营主将之下的最高统兵将校。
而且这几名军司马身份不同寻常，乃是公安旧部，是主将糜旸的嫡系部队。
糜旸对公安旧部有多看重与信任，军中士卒从之前他的安排中就可以看的出来。
目前整支大军中能叫的上名的中下层军官，全都是公安旧部。
但就是这样有着两层不同寻常的身份之下，糜旸在他们几人犯了军法之后，还是毫不犹豫的将他们斩首示众。
这个举动在近万大军心中，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七斩令，真的是法不容情！
在这样的震慑之下，近万大军的军纪明显好了许多，并且这近万大军心中都对七斩令开始浮现畏服的心理。
军纪严无妨，只要做到公正严明，自然而然就会让众将士信服。
在看完手中的竹简之后，糜旸并没有再发现一些有严重违反军纪的将士存在。
因此他便对着王安言道：“如非触犯七斩令者，以后相应处罚你可自行处理，无须再上报于我。”
七斩令是糜旸定下的，最严重的军纪处罚措施。
但要想维持一个大军正常运转，单单靠七斩令是不够的，治军如治国，相应的军纪还有很多。
而那些军纪大多只是针对小错误设立的，处罚措施不严重，所以糜旸可以放心交给王安自行处理。
王安在听到糜旸的话后，神色恭敬的便告退离去。
在王安离去之后，糜旸看向帐内的丁封。
丁封是丁奉之弟，当初一起在公安城外为糜旸所擒获，后来与丁奉一起投降了糜旸。
对于丁奉兄弟的投诚，糜旸说不上多信任，但也不会有太多怀疑。
其实丁奉兄弟会选择投效自己，无非就是看重自己的威名，想跟着自己建立一番功业。
所以丁奉兄弟对自己的忠心，是与自己未来的成就息息相关的。
如果自己能不断建立功业，那么丁氏兄弟就会对自己死心塌地，反之，良禽择木而栖。
这一点才是当世大多数有才之士的共同做法，真正的忠贞之士有，但很少。
因为深知这一点，所以糜旸对丁氏兄弟虽谈不上多信任，但亦会有相对应的重用。
在将丁奉派去辅佐邓艾之后，糜旸就将丁封编入他的亲军之中。
这时在大帐之外，河谷中受训士卒的叫喊声一阵阵传入大帐中。
那阵阵叫喊声落在丁封的脸上，令他脸上充满了向往之色。
看到丁封的这向往之色，糜旸心中有一件任务想交给他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