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胸知更鸟被困于囚笼，
天神为之震怒。
致警察局：
今年一月我的邻居身亡，一个半月后警察局长身亡，但本地警察局对两起案件的调查均没有任何进展，令我深感不安，并迫使我写下这封信。
两场悲剧都发生在我周遭，相信各位可以理解我的担忧与不安。
我个人认为有许多确凿的证据显示他们是被谋杀的。
我和我的朋友们虽未目睹案发过程，却是在警察之前第一时间抵达了案发现场，这是事实。若不是因此（我知道，事实对于警察而言，如同砖块之于房屋，抑或细胞之于生物——是事实构建了整个调查体系），我也绝不会如此断言。在第一个案件中与我一同抵达案发现场的是我的邻居西弗耶尔施臣斯基，第二次则是我以前的学生，迪迦。
我认为，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二人是被谋杀的：
第一：两起案件的案发现场都曾出现过动物。在第一起案件中，本人及证人西弗耶尔施臣斯基均亲眼见到在大脚的屋子周围有一群鹿出没（与此同时，它们的同伴已成了受害人厨房里的残羹冷炙）。而在警察局长的案件中，两名证人（包括笔者）在陈尸的那口井周围的雪地上曾发现大量鹿蹄印。可惜天公不作美，这些可以把我们直接引向两起罪案凶手的关键证据很快就被毁掉了。
第二：通过研究死者的星位图（俗称星盘），我得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两起案件中的被害者显然都有可能是被动物攻击致死的。二人星位图中的行星位置分布极为罕见，因此我建议警察局对此引起重视。随信附上两幅星位图，希望警察局的占星学家可以研究一下，以此证明我的结论。
此致
杜舍依科
波罗斯在我家留宿的第三天或第四天，鬼怪跋涉而至。这又该算是一件大事，因为他几乎从未拜访过我。我感觉他好像是来做调查的，我家里有个陌生男人让他有点不安。他走路半弓着身子，一只手扶着后腰，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叹了口气，坐下了。
“后腰痛。”他直接说了这么一句。
原来他想新建一条从小院通往房子的小道，谁料刚在桶里搅拌完水泥，已经要把它倒出来了，弯腰去拎水泥桶的时候，脊椎里有个东西发出一声脆响。疼痛让他没法把腰挺直哪怕一点点，所以他还保持着伸手拎桶的姿势，看着很不舒服。直到现在他才感觉好了一点，于是过来叫我帮忙，因为他知道我懂各种建筑，也知道我去年是怎么用类似的方法倒水泥的。他用审视的眼神瞟了一眼波罗斯，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他的小辫子上，他肯定觉得小辫子只是波罗斯特立独行罢了。
我介绍他们认识，鬼怪伸出了手，但明显态度很犹豫。
“在这附近转悠不太安全，因为现在这儿有怪事发生。”他用威胁的语气说道，但波罗斯无视了他的警告。
为了避免水泥凝固在桶里，我们立刻赶了过去。我和波罗斯一起干活，而鬼怪则坐在椅子上，用建议的口吻向我们发号施令，每句话的开头都是：“我建议你们……”
“我建议你们一点一点地倒，这边一点儿，那边一点儿，等铺平了以后再往上加。我建议你们在它没固定住之前先等一会儿。我建议你们不要互相妨碍，因为这会造成麻烦。”
他的话让人相当气愤。但干完活之后，在温暖的太阳照耀下，我们坐在他房前，那里的芍药在慢慢次第盛开，整个世界都像是被薄薄地镀上了一层金。
“你们这辈子都做过什么？”波罗斯突然问道。
这个问题来得如此意外，使我瞬间陷入了回忆。往日情景开始在我眼前浮现，回忆就是这样，记忆中的一切总是比现实更美好。说来奇怪，我们竟一下都沉默了。
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没有哪个地方能够让我产生归属感，让我真正眷恋。那些度过童年与青春的地方、昔日度假的乡村、初恋时那个长椅不太舒服的公园、曾经生活的城市、咖啡店和家，都已不复存在。让人更心痛的是，即便它们的形态外观依旧，也早已人去楼空只剩空壳。我无处可归，似是被锁在囚笼。牢房的墙壁就是眼前的地平线，墙外则是属于他人的陌生世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此时此地”，因为每一个“以后”都是模棱两可，每一个“未来”都是勉强勾勒而难以预测，如同轻风拂过便可摧毁的海市蜃楼。当我们如此坐着默默不语时，我的思虑却没有停止。这胜过言语。我不知道两个男人当时在思考些什么，也许与我相同。
我们约定晚上再见面，三个人一起喝了点红酒，甚至还一起唱起了歌。我们从《今日无缘到你身边》开始，但唱得低怯，好似“夜晚”硕大的耳朵埋伏在朝着果园的窗外，准备窃听我们的每一缕思绪，每一个词语，甚至是每一句歌词，之后把它们递交到最高法院进行审查。
只有波罗斯满不在乎。这倒是可以理解——他没在自己家里，而客人们的表演往往是最为最疯狂的。他靠在椅子上，装作弹吉他的样子，闭着眼睛开始唱：
得儿 衣兹 鹅 豪斯 音 纽 奥尔林斯
得一 考 泽 瑞京 散……
而我们就像着了魔一般，竟然找着了曲调和歌词，面面相觑，惊讶于这突如其来的共鸣，一起唱了起来。
结果发现，我们三人都只会唱到“哦母亲，告诉你的孩子”这句，凸显了我们糟糕的记忆力。从那段开始我们只能跟着曲调随意附和，假装知道自己在唱些什么，实际上却茫无所知。我们会突然放声大笑。啊，当时是如此的美好而令人动容！后来我们静静地坐着，努力回忆着其他歌曲。不知道其他两位歌手情况如何，反正我的整个歌单都从脑子里飞走了。波罗斯从房里拿来了一个小塑料袋，从里面拽出来一株干草药，开始用它卷烟。
“老天爷，我二十年没抽烟了。”鬼怪突然说道。只见他两眼放光，我则一脸惊奇地望着他。
那个夜晚很明亮。六月的圆月被叫作“湛蓝满月”，因为那时月亮会呈现出极其美丽的蓝色。根据我的《星历表》上所载，那一夜只有五个小时。
我们坐在果园里的老苹果树下，树上已经结出了苹果。果树窸窸窣窣，散发着阵阵香气。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每句话语之间的停顿似是永无休止。时间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聊了整整几个世纪，重复着相同的语句，一次由这张嘴里道来，一次又从另一张嘴里吐出。我们已然忘了正在反驳的论点正是自己之前捍卫的那个。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互相争论，而是进行了一次谈话，一次三方对话。参与对话的是三个物种——属于另一人种的人类、半人类和半兽类。我知道在花园和森林中有许多我们的同类。我们的脸被毛发遮盖着，都是些奇怪的生物。蝙蝠聚集在树上唱着歌。它们尖细、颤抖的声音轻击着迷雾极微小的颗粒。笼罩着我们的黑夜开始轻轻地敲钟，召集所有生物进行夜间的礼拜。
波罗斯已在屋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和鬼怪则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起。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我，使我不得不避开他的目光，望向树影。我藏在那里。
“原谅我。”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的脑袋像巨大的火车头一样开动了起来，只为了能够理解他的这句话。鬼怪要我原谅他什么呢？我回想起曾有几次跟他打招呼没有得到他的回应。或者我给他送信的时候，他隔着门槛和我说话，没有让我进屋，走进他美丽整洁的厨房里。还有我疾病缠身差点在床上咽气时，他从没关心过我。
但这些都不是我要原谅他的事啊。也可能他想的是自己那穿着黑色大衣的儿子，冷漠而又面带讽刺。那又怎样，毕竟我们也无法替自己的孩子负责。
波罗斯总算出现了。他站在门中间，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反正之前他也已经用过了。他把自己的狼牙形状的挂件插入了电脑。寂静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某种信号。
最后我们听到了雷鸣，但它既没有令我们感到惊奇，也没有吓到我们。雷鸣盖过了迷雾的钟声。我感觉这音乐是最合时宜的，似是专门为那一晚所创作。
“风暴中驰骋的骑士”——歌声从某处传来。
风暴中驰骋的骑士
从我们的诞生之地出发
来到我们被遗弃的世界
像一条没有骨头充饥的狗
一个孤独的演员
风暴中驰骋的骑士
波罗斯在椅子上轻荡，嘴里低声吟唱。同样的歌词循环往复，始终未变。
“为什么有的人又坏又讨人厌？”波罗斯煞有介事地问道。
“土星。”我说，“依据古代传统的托勒密占星术，这是土星造成的。因为土星的一些不和谐的相位带来的力量会塑造卑鄙下流、孤独、哀怨的人。这种人对他人存在敌意，他们胆小、无耻、阴郁、言语下流，不关爱自己的身体，醉心于阴谋之中。他们永不知足，对任何东西都不满意。你说的是这种人吗？”
“这可能还是教育的失误。”鬼怪补充道，一字一顿，吐字清晰，仿佛害怕过一会儿舌头就会戏弄他，让他说出截然不同的话语。这句说完，他又鼓起勇气说出第二句：“或是阶级斗争。”
“或是卫生课没上好。”波罗斯补充道。我于是接着说道：“恶母。”
“严父。”
“童年时的性骚扰。”
“非母乳喂养。”
“电视。”
“饮食中缺乏锂和镁。”
“股市。”鬼怪充满激情地喊道，但我觉得他说的有些夸张了。
“不是，你别闹了。”我说，“怎么影响的？”
“创伤后应激反应。”
“心理物理结构。”
这些想法在我们之间激荡，直到穷尽所有思绪，这样的讨论使我们感到非常愉悦。
“还是土星吧！”说完我便笑得前仰后合。
我们把鬼怪送回了家，过程中尽量控制着动作幅度，以免吵醒女作家，但最后还是没能成功，因为每过一会儿我们就咯咯地笑一次。
准备入睡时，红酒使我和波罗斯鼓起勇气拥抱在了一起，感谢那个美好的夜晚。后来我还看到他在厨房里吃药，直接用自来水把药送服了下去。
我觉得这个波罗斯是个很好的人，有自己的疾病也是正常的。健康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也不预示着什么好兆头。泰然自若地病着反倒更好，那样我们至少知道自己会因什么而死。
他夜里来找我，坐在了我的床边。我没睡。
“你睡了？”他问道。
“你信教吗？”我必须得问他这个问题。
“信。”他骄傲地答道，“我信无神论。”
我觉得这个回答很有趣。
我掀开被子，让他睡过来，但因为我既不多愁善感，也不感情用事，所以就不再多言了。
第二天是周六，迪迦一大早就露面了。
当时我正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忙着验证我的一个理论。我认为我能找到证据证明我们继承了违背现代遗传学研究结论的表现型。我发现某些因此而形成的特征会在后代中不规律地出现。所以三年前，我开始着手再次进行孟德尔的豌豆实验，目前还正在实验的过程中。我在花瓣上切出一个小口，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一年两代），之后再进一步验证，观察种子是否能长出花瓣受损的花朵。我必须得说，这个实验的结果着实令人鼓舞。
迪迦那辆晃晃悠悠的车从转弯处急匆匆地拐了出来，匆忙到可以用气喘吁吁、情绪激昂来形容。迪迦兴奋地从车里出来。
“他们发现了福南特沙克的尸体，是真的死了，已经死了好几个星期了。”
这让我一下感到十分虚弱，赶紧坐了下来。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那也就是说他没和情人跑掉。”波罗斯拿着一杯茶从厨房里走出来，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
迪迦看了看他，又不确定地看了看我，震惊地沉默了。我只好赶紧介绍他们认识。他们握了一下手。
“哦，这个大家早就知道了。”迪迦已经没那么兴奋，“他的信用卡还在，银行账户也没动过，就是护照始终没找到。”
我们在屋子前坐了下来。迪迦说是偷木贼找到的他。他们昨天下午从狐狸养殖场一侧进入森林，当时已接近黄昏，就这样偶然发现了尸体残骸。他们是如此说的。尸体的碎块散落在过去挖黏土所形成的坑里，四周都是蕨类植物。尸体的残骸相当骇人，碎块扭曲着，完全不成型。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意识到那原来是一具人的尸体。他们被吓得拔腿便跑，但良心却一直斥责着他们。他们当然不敢报警，因为报了警他们的盗窃行径就会被发现。不过他们也可一口咬定自己只是路过……当天晚些时候，他们打电话报了警，警队在深夜赶来并通过残留的衣物初步认定死者是福南特沙克，因为他穿着很别致的皮夹克。周一我们就能知道一切了。
后来鬼怪的儿子把我们的行为称作“儿戏”，但我却觉得那时我们异常清醒。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坐上“武士”，立即开到了狐狸养殖场后面的森林里，也就是发现尸体的地方。然而行事“儿戏”的却不止我们——这里来了大约两百人，特兰西瓦尼亚男男女女、林业工人，包括那些留着胡子的男人，都在这儿。警察用橙色塑料胶带在树中间拉起了警戒线，看热闹的人在规定的距离外很难看清任何东西。
一位中年妇女向我走了过来，对我说：
“他可能在这儿躺了好几个月了，已经被狐狸咬得差不多了。”
我点点头致意。我认出了她，我们经常在“好消息”的店里碰到。她叫茵诺岑塔，这个名字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除了名字，她似乎没什么可让我嫉妒的了——有几个不中用的儿子，没一个靠得住。
“那些男人们说，他浑身都发霉了，整个儿都是白色的。”
“这有可能吗？”我惊恐地问。
“是的呢，”她十分自信地说，“还说他腿上有金属线，勒得就像长进肉里了一样。”
“圈套，”我确信地说，“他肯定掉进圈套里了。他们一直都把圈套设在这儿。”
我们沿着警戒线挪动，试图看得更清楚些。案发现场总是能唤起人们的恐惧，所以看热闹的人几乎都默不作声，就算是说话，声音也很小，像是在墓地一样。茵诺岑塔退到我们身后，在所有被吓得沉默的人后面说：
“可是掉进圈套也死不了人啊。牙医始终坚持说这是动物在复仇。因为他们打猎，您知道吗？他，还有那个警察局长。”
“对，我知道。”我对消息能传得如此之快感到震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真的？您也认为有可能是动物……”
我耸了耸肩。
“这个我知道。我觉得是动物在复仇。有些事我们虽然无法理解，但却能准确地感觉到。”
她琢磨了一会儿，最后同意了我的观点。我们绕着警戒线走了一圈，停在了一个合适的地方，那里能够看清警车和戴着橡胶手套蹲在枯枝落叶旁的男人。显然警察正在搜集所有可能的线索，以免犯下和警察局长案件里相同的错误。他们也的确是错了。我们没法再走近了，两个穿着制服的人像撵一群鸡似的，把我们撵回了路上。但看得出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寻找线索，还有几个警员在满森林地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迪迦被他们吓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不想被认出来，毕竟他还在警察局干活。
那天下午天气晴好，我们在屋前喝着下午茶。这时迪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
“这样的话整个假设都不成立了。我一直以为是福南特沙克把警察局长推到了井里。他们之间有利益纠葛，于是争吵了起来，警察局长甚至有可能威胁了他。总之他们曾在井边见面，然后开始互相拉扯，这时候福南特沙克推倒了他，事情就是这样。”
“但现在的情况比我们想得还要糟，罪犯还是没抓到。”鬼怪说。
“再想到他还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转来转去。”迪迦伸出手去拿草莓点心。
草莓于我食之无味，我在想是因为他们用脏东西给它施肥，还是因为我们的味蕾和我们一样在变老，再也感受不到过去的那种味道了。这又是一件无法挽回的事。
喝茶的时候，波罗斯开始从专业角度讲解昆虫是如何参与尸体分解的。我也被他说服，决定黄昏之后再开车去一次森林，那时候警察一定已经走了，波罗斯就能进行自己的实验了。迪迦和鬼怪都认为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癖，心生嫌恶，留在了院子里。
橙色警戒线在森林柔和的黑暗中散发着磷光。一开始我不想走得太近，但是波罗斯却意志坚定，毫不客气地拖着我。我站在他身边，他头上戴着照明灯，灯光照在蕨类植物中间的地被植物上。他用手指在林下植物里翻找着昆虫的足迹。说来奇怪，黑夜祛除了所有色彩，像是对世界的奢靡气息嗤之以鼻。波罗斯低声地自言自语，而我则心弦紧绷，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
福南特沙克每次来到养殖场时，只要往窗外一望，就能看见森林和长满蕨类植物的林墙。那一天他正好看到了漂亮的、毛茸茸的红毛野狐狸。它们一点都不害怕，像狗一样坐下来，然后一直挑衅地望着他。可能他贪婪的心中出现了某种念想——又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了！这种温顺的漂亮狐狸极易上钩。接着他又想到，它们怎么会这么温顺还这么信赖人呢？莫不是和笼子里养的那些狐狸杂交了？不对，不可能的，那些狐狸可是又大又漂亮，只不过短短一生只能在那小小的空间里转圈，小到鼻子都能碰到自己宝贵的尾巴。所以那天晚上，他又看到了这群狐狸，于是毅然决定跟在它们后面，亲眼看看是什么东西像魔鬼一样诱惑着自己。他套上皮夹克就出了门。一出门便看见美丽高贵、脸上透着机灵的小动物正等待着他。“啧啧，啧啧。”他像唤小狗一样唤着它们，但他走得越近，它们就越往森林的方向退。森林在这个季节还是光秃秃、潮湿的。他可能觉得抓住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琢磨着很快就能得手。他也曾想过——这些狐狸可能是疯了的。但在那个时刻，这些对他来说都已无所谓。何况他被狗咬的时候已经打过一次狂犬疫苗了。他还朝那只狗开了一枪，最后不得不用枪托才把它打死。所以就算是疯的又怎么样。狐狸像是在和他玩某种诡异的游戏，在他眼前若隐若现。就这么三番两次过后，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更小的漂亮狐狸，毛茸茸的。最后，其中那只最大最壮的雄狐狸在他面前从容地坐下。安泽尔姆·福南特沙克惊讶地蹲了下来，弯着腿慢慢地往前挪，一只手伸到身前，假装手里拿着什么好吃的东西，试图把那只狐狸引诱过来，好把它变成漂亮的领子。突然，他意识到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双腿寸步难移，无法继续朝着狐狸前进。一条裤腿被卷了起来，脚踝上似乎感觉到一个金属的、冰凉的东西。他用力扭动了一下腿，等他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个捕猎圈套后，本能地向后挣扎，但为时已晚。这个动作给他判了死刑。金属丝拉得愈发紧了，弹出一个简易抓钩，一棵钉在地上的小桦树突然挺直了，把福南特沙克的身体猛地弹到了空中，力道之大使他瞬间被吊在半空，两腿直晃。这样的状态只持续了片刻，他便动弹不得。过了一会儿，桦树终于不堪重负，福南特沙克就这样落到了地上，落到了枯枝落叶下长满蕨类植物的坑里。
波罗斯现在正跪在那个地方。
“麻烦给我照个明，”他说，“这儿好像有郭公虫幼虫。”
“你相信野生动物能置人于死地吗？”我问道，思考着眼前所看到的景象。
“相信啊，当然相信。狮子、豹子、公牛、蛇、虫子、细菌、病毒……”
“像鹿这样的呢？”
“它们肯定可以。”
所以他是站在我这边的。
可惜我看到的画面解释不了养殖场的狐狸是怎么跑到外面的，也无法说明（他腿上的）圈套是如何致死的。
“我找到了蜱螨、郭公虫、黄胡蜂幼虫和蠼螋（qú sōu），就是大家常说的耳夹子虫。”晚饭的时波罗斯如此说道。晚饭是鬼怪在自己家厨房做好后端过来的。“当然啦，还有蚂蚁。对了，还有很多霉菌，但是它们在警察挪走尸体时被破坏得很严重。依我看，这说明当时尸体正处于酪酸发酵阶段。”
当时我们正吃着面条，酱汁正是用霉菌发酵的奶酪做的。
“也不知道，”波罗斯继续说道，“是霉菌还是尸蜡。”
“你说什么呢？尸蜡是什么？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东西？”鬼怪满嘴面条，把玛丽莎抱在膝盖上。
波罗斯解释说，他曾在警察局担任顾问，还参加过一些埋葬学的培训。
“埋葬学？”我问道，“那是什么啊？”
“是关于尸体分解的学科。‘Taphos’在希腊语里意为‘埋葬’。”
“我的天啊！”迪迦深吸一口气，像是请了某个神灵前来。当然，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这意味着尸体可能已经在那儿躺了四五十天。”
我们赶忙在心里计算着时间。迪迦是我们几个里脑子最快的：
“也就是说可能是三月初。”他若有所思地说，“警察局长死后的一个月。”
此后的整整三周里，这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但现在附近一带关于福南特沙克之死有诸多版本。迪迦说福南特沙克三月份失踪后，警察根本没找寻过他，因为他那个众人皆知，连妻子都默认的情人也失踪了。虽然他身边的熟人对如此突然的不辞而别也感到奇怪，但大家都以为福南特沙克一定是在干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没人愿意多管这些闲事。甚至于他的妻子也接受了丈夫的失踪，也许这正是她所求之不得的。她早已提出离婚，但现在看来这已没有必要。她直接成了寡妇。或许这样对她来说反倒更好。福南特沙克的情人后来也出现了，原来他们十二月时就已分手，从圣诞节开始她就一直住在美国的姐姐家。波罗斯认为，既然当时警方已对福南特沙克有所怀疑，就应该立即发布一道通缉令。但也有可能警察知道一些我们不了解的情况。
之后的那周，我在“好消息”店里听到人们在议论，有某种喜欢杀人的动物在附近一带悄悄游荡。又有消息说去年在奥波莱一带鬼鬼祟祟晃悠的正是这种动物，唯一不同的是它在那里的攻击对象是家养动物。现在村里的人都吓得要命，晚上所有人都锁紧房子和仓库。
“我也把栅栏上的洞都钉上了。”养贵宾犬的先生说道，这次他买了件优雅的马甲。
看到他和他的贵宾犬我感到十分高兴。那只狗乖乖地坐着，机灵地看着我。贵宾犬比人们想得还要聪明，虽然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还有很多动物也是如此，只是人类往往忽视了它们的智力。
我们一起从“好消息”的店里走出来，在“武士”前面站了一会儿。
“我还记得您当时在市政局说的那些话，很有说服力。这不仅仅是动物杀人的事，而是对所有动物的思考。也许因为气候变化，连鹿和野兔都变得有攻击性了。现在它们开始展开报复了。”
那位老先生这么说着。
波罗斯走了。我开车把他送到了城里的车站。他的学生最后也没来接他，因为这些环保主义者的车彻底坏了。可能压根就没有什么学生。也许波罗斯在这儿还有些什么别的事要处理，不仅仅是找寻红翅扁甲。
连着几天我都在想他——卫生间里摆着他的护肤品，甚至他用来喝茶的茶杯还满屋子乱放着。他每天都打电话来。后来少了些，差不多两天一次。他的声音仿佛是在另一个维度里，在波兰北方的某个幽冥里，那里的树有几千岁，庞大的动物在树丛中缓慢地移动着，游离在时间之外。我静静地接受着波罗斯·施耐德这个昆虫学家和埋葬学家的画面一点点黯淡下去，只剩下他那灰白的小辫子悬在空中，荒诞不经。一切都终将消逝。
聪明的人一开始便明白这个道理，从无惋惜，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