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边被虐待的马，
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
警察又多次地骚扰我们，我们很配合地依法接受了问询，也借此机会在镇上办了许多事。买了种子，申请了欧盟资助，甚至去了趟电影院。即使当天我们之中只有一人要接受问询，我们也总是一块儿去。鬼怪告诉警方，当天下午警察局长开车经过我们这几幢房子时，他曾听到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他说每次局长喝醉了，就会走这条小路，所以他并没有感到惊讶。听他陈述的警察一定十分尴尬。
遗憾的是，我无法确认鬼怪所说的话，尽管我十分想这么做。
“当时我在家里，没有听到任何汽车开过的声音，也没有看到警察局长。我正在给锅炉房的炉子加水，那里听不到路面上的声音。”
很快我便不再去想，尽管几周以来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此事，他们也提出了愈发详尽的假设。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不再停留于此——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死亡还少吗？至于让人们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吗？
我回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当中。这次，我搜集了尽可能多的频道，仔细分析了它们的节目时刻表，研究正在播放的电影内容与当日行星结构之间的关联。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极为明显，也十分明确。我经常在想，这些电视节目制作人是否意欲向我们展示他们渊博的占星知识？或许他们只是毫无意识地进行了这样的节目编排，与知识是否广博无关。有可能这些相关性存在于我们的外部，但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接收了它们。我暂时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只涵盖几个课题。例如，我注意到一部名为《媒介》的电影，每当太阳过境，进入与天蝎座的冥王星和行星同一相位时，电视上就会播放这部有些奇怪，但却激情澎湃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人类对永生的渴望以及如何掌握人的意志，还涉及濒临死亡时的状态、性痴迷和其他与冥王星相关的问题。
讲述太空飞船的《外星人》这部电影也让我成功地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这回是冥王星、海王星和火星之间微妙的依存发挥了作用。当火星同时面对这两个“慢行星”时，电视里就会重播《外星人》系列电影中的一部。这是不是很令人激动？
这种巧合十分惊人。我所掌握的经验材料足以撰写一整本书，但我暂时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发给了几个周刊的杂志社。我不认为哪个杂志社会刊登这篇文章，但也许有人会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三月中旬，当我感觉完全好起来了，便开始利用日常巡视的机会绕着更大范围溜达。这意味着除了对自己负责看管的房屋进行巡查外，我还会绕更大的圈，一直绕到森林，绕到草地和大路上，最后在悬崖上停下来。
每年在这个季节，世界是最可憎的。地上的白雪还未融化，依旧那么的坚硬而密实，很难看出它竟然是在圣诞节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些可爱、纯真的毛絮。现在它就像刀片一样，就像金属表面，在上面不但行走艰难，还会使我们的腿深陷其中。如果不穿高筒雪地靴，小腿肯定会受伤。天空低矮而灰暗——好像走到任何一座小山上便触手可及。
我走着走着，忽然想到，我不可能永远住在这里，住在普瓦斯科维什的这个房子里守护着其他房屋。总有一天，“武士”会报废，我无法再像现在这样开车进城。木质的台阶会腐烂，积雪会压断排水槽，炉子会损坏。二月的某次严寒会使管道破裂。而我也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病痛会一步步无情地摧残我的身体。我的膝盖会一年比一年更加疼痛。肝脏功能会明显退化。毕竟，我已经活了很久了。这就是我的想法，茫然若失。但是有一天，我将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所有这些问题。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群灵活敏捷的田鹄。我以往看到的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它们灵活地移动着，就像一副巨型的流动镂空装置悬挂在空中。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一旦碰到攻击它们的捕食性动物，例如像圣灵一样在天空中盘旋的那些懒惰的老鹰，它们便会保卫自己。群鸟能够以一种非常特殊、狡猾的方式进行战斗，还可以进行反扑和报复——它们迅速升至空中，好似有统一指挥似的，在捕食者身上排便。数十粒白色鸟粪随即落在老鹰美丽的翅膀上，将它们弄污并黏合在一起。粪便中的酸性物质腐蚀了老鹰的羽毛。这一系列行动迫使老鹰恢复理性，停止追捕，憎恶地降落在草地上。老鹰很可能会因厌恶而死，毕竟它的羽毛遭受了如此玷污。它得花上一天，甚至两天来清洗。这样污秽的翅膀让它无法入眠，恶臭难耐、郁郁寡欢，就像一只老鼠、一只青蛙、一块腐肉一样。它无法用喙去除硬化的鸟粪，浑身冰冷，雨水可以轻易地渗透进黏结的羽毛，直达它脆弱的皮肤。其他老鹰也避之不及，它们会认为同伴感染了某种恶性疾病。那只老鹰威严尽失。这一切对于老鹰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有时它便会这样死去。
现在，这群田鸫意识到了它们的集体实力，开始在我面前嬉戏，表演特技飞行。
我还看过一对喜鹊，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它们一路冒险竟游历到了普瓦斯科维什高原。其实我知道喜鹊移动扩散的速度比其他鸟快，很快它们就将会像现在的鸽子一样无处不在。“一只喜鹊徒悲伤，两只喜鹊尽欢腾。”小的时候，总听见大人们这么说。但那时的喜鹊没现在多。去年秋天筑巢的季节过后，我看到成百上千的喜鹊飞回它们夜里栖息的小窝。我很好奇，这是否意味着欢乐倍增呢？
我看着喜鹊，它们在雪化后形成的水坑嬉戏沐浴。它们瞥了我一眼，显然不怕我，因为它们又继续大胆地用翅膀划水并将头浸入其中。看着他们的喜悦，没有人会怀疑这沐浴的乐趣。
喜鹊如果不经常洗净身子似乎就无法生存。它们既机灵又张狂。众所周知，它们会窃取其他鸟类筑巢的原材料，然后把一些闪亮的物体放入其中。我还听说，有时它们也会失误，把还没熄灭的烟头带入巢穴中。这样，它们便成了纵火犯，烧毁了自己本想用来筑巢的建筑材料。我们熟悉的喜鹊在拉丁语中有一个可爱的名字：Pica pica。
世界是多么的伟大，到处是蓬勃的生命。
远远的，我还看到了一只熟悉的狐狸，我叫它“领事”，因为它十分的精明且有教养。它总是走着同样的小路。冬天揭秘了它的路线——像尺子一样笔直，相信是有意而为之。这是一只老狐狸，从捷克过来的，显然在这里有什么跨境利益可图。我用望远镜观察着它，看见它沿着上次在雪地里行走时的痕迹和路线，一路小跑着下坡，也许是想让猎人以为它只来过一次这个方向。我看着它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突然，我注意到“领事”这次已经脱离了常规轨道。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已消失在田野尽头的草丛里。那儿有一座狩猎讲道坛，几百米外还有一座。我过去曾与它们打过交道。狐狸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反正我也无事可做，于是便沿着森林边缘朝它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片被大雪覆盖的田野。秋天时农民们进行了耕种，现在半冻成块，变成了脚下难以行走的平面。我开始后悔跟随“领事”的决定。当我走得更高些时，突然，我看到了吸引它的东西——雪地上有一大块黑色的印记和已经干了的血迹。旁边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领事”冷静地凝视着我，毫无恐惧，仿佛在说：“知道吗？你看？我已经把你带到这里了，现在你必须进行处理。”之后它一溜烟地跑走了。
稍走近一些，发现那印记是只野猪。这只野猪尚未成年，躺在棕褐色的血泊中。周围的积雪被刮去了，露出了地面，它应该曾在这儿挣扎、抽搐。它周围还有其他足迹——狐狸、鸟儿，还有鹿，许多动物都来过这里。它们目睹了这场谋杀，哀悼着这只年纪轻轻的可怜野猪。比起野猪的尸体，我宁可去看动物留下的足迹。一个人可以忍受看几次尸体？还有尽头吗？我的肺被挤压得刺痛，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坐在雪地上，泪水再次涌出。我能感觉到身体巨大的、难以承受的重量。为什么没走另一个方向呢？为什么一定要跟随“领事”？为什么没能避开这条令人沮丧的道路？为什么我必须要见证这每一次的犯罪呢？如果一切可以改变，那天的境遇也许会大不相同，还有其他的那些日子。我看到子弹击中的地方——胸部和腹部。我看到野猪奔跑的方向——朝着国境，朝着捷克。它想逃离森林另一侧那座新建的讲道坛。那儿一定是开枪的地方，因此它必须奔跑，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前进。它努力地想逃到捷克去。
悲痛，我感受到巨大的悲痛，这是对那些死去的动物无尽的哀悼。这种悲痛永无止境，循环往复，使我一直在处于悲伤之中。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跪在布满鲜血的雪地上，抚摸着野猪的粗糙的毛发，冰冷而僵硬。
“您对动物比对人有着更多的同情。”
“不，我为两者都感到遗憾。但是没有人会向毫无防卫能力的人类开枪。”那天晚上我告诉城管的人，“至少现在还没有。”我补充道。
“确实。我们是法治国家。”城管执法人员肯定了我的话。他看上去性格温和，却不是很聪明。
“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我继续说道，“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
之前在警察局只填了一份报案表，他们便把我打发走了。在市政局，他们给我拿来一张纸，让我在上面写明有关情况。我以为城管也是负责公共治安的部门，所以才来了这里。我告诉自己，如果这都不管用，我就到检察院去。第二天我就去找了“黑大衣”，起诉谋杀。
一个长得点像保罗·纽曼的英俊小伙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正找着笔，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从另一个房间走来，在他面前放下一杯咖啡。
“您喝咖啡吗？”她问我。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我被冻得不行，腿又开始疼起来。
“为什么他们不带走这只野猪的尸体？你们怎么看？”我问道，对于他们的回复我并没有抱一丝期望。我的来访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有些不知所措。我从那位漂亮的年轻女士那里接过一杯咖啡，开始回答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杀死了它。他们到处乱开枪，还是非法的。所以刚好打到它了，他们自己也忘了。他们肯定以为它会掉在灌木丛中的某个地方，那么便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在非法定捕猎期杀死了一头野猪。”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打印的日历，放在那个男人眼皮底下，“我查过了，现在已经是三月了，三月射杀野猪是非法的。”我心满意足地总结陈词，并确信自己的推理无懈可击，虽然从逻辑上很难理解，二月二十八日还能进行屠戮，才过了一天就不能了。
“女士，很抱歉，”“保罗·纽曼”答道，“这并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您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兽医？他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也许这只野猪有狂躁症？”
我重重地放下了杯子。
“不，”我喊道，“那个杀死它的人才是杀人狂。”我太清楚他们那套逻辑了，动物只要疯了就必须屠杀。“它的肺部中枪，一定死得很痛苦。他们对它开了枪，以为它没死，逃跑了。此外，兽医跟这些人也是一伙的，他也狩猎。”
那人向女同事使了一个无奈的眼色。
“您希望我们怎么做？”
“推动这件事，惩治罪魁祸首。修改法律。”
“这太过了，您不能要求这么多。”他说。
“我可以！我能要求什么我自己说了算。”我愤怒地喊道。
他开始手足无措，这情形已经超出他的控制范围。
“好吧，好吧。我们就走程序往上报。”
“报给谁？”
“首先，我们将要求猎人协会对此进行解释。让他们说说情况。”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在普瓦斯科维什高原的另一侧还发现过一个野兔的头骨，上面有一个弹孔。你知道是哪儿吗？非常靠近边境的地方。现在，我管那个地方叫‘骷髅地’。”
“可能是他们落下的野兔。”
“落下的！”我尖叫道，“先生，凡是会动的，他们都会开枪。”我停顿了一下，感觉一记拳头猛烈地击中了我的胸部。“连狗都不放过。”
“有时候村里的狗会杀死其他动物。您不是也养狗吗？我记得去年还有对您的投诉……”
我的身体变得僵硬，一种钻心的疼。
“我已经不再养狗了。”
速溶咖啡不好喝，我感觉它在我的胃里收缩。
我弯下腰。
“您怎么了？没事吧？”那个女人问道。
“没事，没事。”我回答道，“我有些基础病，不能喝速溶咖啡，我劝你们也别喝，对胃不好。”
我放下杯子。
“怎么样？您要开始写报告了吗？”我问道，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工作流程。
他们又看了对方一眼，那个男人极不情愿地拿来一张表格。
“好吧。”他说。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内心独白：写这封信是为了让她闭嘴，反正也不会给任何人看——所以我补充道：“我想要一个有你们签名盖章的文件副本。”
在他写的过程中，我试图放慢我的思绪，但它们已然突破了速度极限，在我的头脑中驰骋，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渗透到我的身体和血液中。与此矛盾的是，一种奇怪的平静从脚上，从地上，逐渐蔓延至我体内。是我所熟悉的一种状态——光明而清晰，神圣而愤怒，可怕而不可阻挡。我感觉到我的双腿发痒，火从某个地方涌入我的血液，使它迅速涌动，将火引向我的大脑。现在我的大脑明光锃亮，指尖和脸被火焰填满，好像整个身体都被明亮的光环淹没。这个光环将我轻轻抬高，离开了地面。
“看看这些讲道坛，它们代表着罪恶，奸诈、狡猾、老练的罪恶。他们架起干草堆，在上面放上新鲜的苹果和小麦来吸引动物。自己则藏在讲道坛里，一旦它们上钩并放松警惕，他们就直接瞄准动物的头开枪。”我开始低声地说，眼睛直直地盯着地面。我能感觉到他们一边干着自己的活儿，一边不安地看着我。“真希望我能识得动物的文字，”我继续说着，“那样我就可以在上面给它们写上警示的标语：‘别到那儿去’，那里的食物只会带来死亡，远离讲道坛，那里不会传福音，从那儿听不到任何好的词语，他们不会承诺你死后得到救赎，不会怜悯你可怜的灵魂，因为在他们眼里，你没有灵魂。他们不会当你是自己的亲人，也不会给你祝福。即使是最恶毒的罪犯也有灵魂，但你没有，美丽的鹿；你也没有，野猪；你也没有，野鹅；猪、狗，你们都没有。杀戮已开始免于刑罚，正因如此，没有人会再注意到它。因为没有人再注意，它也就不存在了。当你们经过商店的橱窗，上面挂着刚从尸体上砍下来的一大块鲜红的肉，你们会认为这是什么？你们根本不会去想，对吗？或者这么说，当你们买肉串或排骨时，实际拿到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吧。犯罪已变得习以为常，成了我们的日常行为。每个人都在犯罪。如果集中营成为常态，世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他一边写，我一边如此说着。那个女人离开了，我听到她正在打电话。没有人在听我说话，但我还是继续着我的演讲。我无法停止，因为这些词句自己到了我的嘴边，我必须说出来。每说出一句话，我就得到一分解脱。特别是一个诉讼人牵着一只贵宾犬走了进来，使我感到更加振奋。他明显因为我说话的语气而忐忑，轻轻地关上了门，开始对“纽曼”说悄悄话。他的贵宾犬安静地坐下，歪着头看着我。所以我继续说着：
“事实上，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在生存和适应环境方面提供帮助，给予它们对等的关怀和爱护，因为在这方面它们给予我们的要比自己得到的多得多。要保证它们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给它们买单，使它们能在每学期的营养成绩册上拿到学分。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我在绿色的牧场上吃草、产子，用身体温暖我的孩子们；我也曾筑过巢，往里填上温暖的枝叶。当人们杀死它们时，它们死于恐惧与痛苦，就像昨天躺在我面前的那具野猪的尸体。它依然在那里躺着，污秽、浑浊，沾满鲜血，化成了一团腐肉。人们给它判了下地狱，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变成地狱。人类看不到这些吗？他们的智能无法超越微小、自私的乐趣吗？人们对动物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带领动物在下一世的生命中走向解放。从依赖到自由，从惯例到自由选择，我们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我就这样说着，用着精辟的词句。
一个清洁工提着塑料桶从后面走来，好奇地盯着我。城管面无表情地继续填写着他的表格。
“你会说那只是一只野猪，”我继续说着，“但是，被屠杀的动物肉体每天像无止境的末日雨一样落在我们城市里，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场雨预示着屠杀、疾病、集体疯狂、思想的堕落与污浊。因为没有谁的心脏能够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人类之所以有如此复杂的心理结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去理解我们真正看到的东西。要阻止真相接近我们，就必须将我们包裹在幻觉和空洞的闲谈中。世界是一座充满痛苦的监狱，一个人要生存就必须给他人制造痛苦，这是这里的生存法则。你们听到了吗？”我转向他们。但即使是清洁工，也对我的演讲毫无兴趣，开始干他的活。于是我开始对着贵宾犬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动物的身体被制成鞋子、肉丸、香肠、鞋、沙发、床下的地毯，骨头被熬成汤……肚子上的皮变成了人们肩上的包，保暖用的是动物的皮毛，吃着它们的身体，将它们切成小块放到油锅里炸……这一切的噩梦都是真的吗？这是大规模的杀戮，残忍而冷漠，没有丝毫的反思和良心的谴责。也许思想都慷慨地赋予了哲学和神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杀戮和痛苦已成为常态？我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一片寂静。我的头一阵眩晕，突然开始咳嗽起来。就在这时，牵着贵宾犬的男人清了清嗓子说：
“您说得对，女士。完全正确。”
这使我感到困惑。刚开始我生气地瞥了他一眼，之后我却看到了他的感动。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迈的绅士，衣着得体，西服里还穿着马甲，根据我的判断，一定是在“好消息”店里买的。他的贵宾犬干净整洁，要我说，能称得上是盛装。但那个城管工作人员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他属于那种不喜欢悲伤的讽刺主义者，嘴里装满水以避免感染。他们比地狱更害怕悲悯。
“您太夸张了，”没过一会儿他说道，一边从容地将文稿纸放在办公桌上，“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年纪大的女人……您这个年龄的女性，如此关注动物？难道已经没有需要你们照顾的人了吗？是不是因为孩子已经大了，无人需要照顾了，所以本能促使你们去照顾别的东西？女人有这种本能，不是吗？”他瞥了一眼同事，但她没有用任何表示来回应这一假说，“就说我奶奶好了，她家里有七只猫，还要去给当地所有的猫喂食。您看一下这个，”他说着，递给我一张纸，上面仅印着短短几行文字，“您在这件事上寄托了太多了的情感，您对动物的关心比对人还多。”他说完了。
我不想再说任何话。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团沾满鲜血的野猪鬃，放到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凑上前，但立马就厌恶地缩回去了。
“耶稣基督，这是什么？呃……”“纽曼”喊道，“您快把它拿走，拿得越远越好！”
我舒服地靠在椅子上，满意地说道：
“这是尸体的碎片。我一直在收集。我家里有个盒子，每个都贴上了标签，我把这些头发和骨头放在里面。如果有一天能够克隆这所有被屠杀的动物，或许也算是一种补救。”
“真是神经，”女城管在电话中说，俯身看了看那些毛发，嘴因恶心而扭曲，“您真是大胆。”
血块和泥土弄脏了他们的文件，“纽曼”从桌上跳了起来。
“你被血块击退了吗？”我调皮地问，“你不是喜欢黑布丁吗？”
“请冷静下来，闹够了，毕竟我们正在努力地给您提供帮助。”
我在每份报告的副本上都签了字。这时，女城管轻轻地抓住我的手臂，将我领到门口，像在送走一个疯子。我没有反抗。她也一刻未停止通电话。
我又做了同样的梦。我的母亲又一次出现在锅炉房里，我再一次因为她的到来而生她的气。
我直视着她的脸，她的目光却一直望向侧面，回避着我的眼睛，仿佛她知道一个不可告人的羞耻秘密。她一直微笑着，之后又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个脸部表情变化十分自然，画面清晰流畅。我说我不想让她到这儿来。这是给活人待的地方，不是给死人的。之后她转过身去面对着门，我看到祖母也站在那儿，一个穿着灰色连衣裙的漂亮姑娘，手里还拿着一个手提包。她们俩好像正要去教堂。我记得那个手提包，那是一个二战前的手提包，很是有趣。一个来自灵魂世界的人在探望时，会在手提包里装些什么呢？灰尘？灰烬？还是石头？难道是一块并不存在的手帕？用来擦拭已经消失的鼻子？她们俩都站在我的面前，距离如此之近，仿佛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气息——是老式的香水味，是木柜里整齐叠放的床单的味道。
“去吧，回家去。”我冲她们挥挥手，就像对那只鹿一样。
她们依旧一动不动。我却先转身离开了，锁上了身后的门。
对待噩梦有一个老办法，那就是在马桶上大声地描述一遍，然后将它们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