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用法律之石建造，
妓院是用宗教之砖砌成。
敲击，远远地传来砰砰声，好像有人在隔壁房间猛击吹起来的纸袋。
我坐在床上，有一种可怕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坏事在发生，这个声音仿佛是对某个人生命的审判。声音又出现了，我急忙穿上衣服。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的我站在屋子中央，被毛衣缠住，突然感到无助——我该怎么办？往常的这些日子，天气总是很晴朗，掌管天气之神显然偏袒猎人。太阳耀眼的光芒才刚刚升起，它努力攀爬涨得通红，投射出长长的、困倦的阴影。我走到屋外，又产生了错觉：我的“小姑娘们”走在我的前面，它们朝雪地奔去，享受着这日光的来临。它们如此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喜悦，把我都给传染了。我朝它们扔雪球，它们把这当作我对一切疯狂行为的应允，立即开始疯狂地追逐。追逐者可以突然变成逃跑者。追逐的原因也一会儿一个变。最后，他们的欢乐到达顶点，除了像疯了一样绕着屋子转圈以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
我又一次感觉到脸颊上的泪，也许我应该去一趟阿里大夫那儿。他虽是一个皮肤科医生，但却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理解。我的眼睛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我快速走向“武士”，并从李子树上取下满是冰的袋子，在手上掂量它的重量。“Diekalte Teufelshand”让我回想起遥远的记忆。是浮士德吗？恶魔冷冷的拳头。“武士”一次就点燃了，它好像知道我的心理状态，温顺地在雪地里驰骋。铁锹和备用轮胎在后面嘎吱作响。开枪的地方很难定位，射击声穿过森林，又从墙一般的林子里反弹回来，威力翻倍。
我往小路的方向开。距离悬崖还有两公里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们的车。是一辆时尚的吉普和一辆小卡车。一个人站在车边抽着烟。我踩了一脚油门，径直驶过这个营地。“武士”明显懂我的意思，因为它激情澎湃地向各个方向飞溅着湿雪。一个人在我的几米后追着我跑，挥着双手，试图让我停下来。但我没有注意到他。
我看到他们正以松散的队形行走。他们是二三十个穿着绿制服、迷彩服的男人，头上愚蠢的帽子还带着根羽毛。我把车停下，朝他们的方向跑去。很快我就认出了他们中的几个人。他们也看见了我，一脸吃惊，互相交换着饶有趣味的眼神。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喊道。
其中一个来帮忙的人走到我身边，就是大脚死后第二天到我这儿来的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
“杜舍依科女士，请不要靠近这里，很危险。请离开这里，我们在射击。”
我在他的面前挥挥手：“该离开的是你们，否则我马上报警。”
他们其中一人脱离队伍走到我跟前。我不认识他。他穿着典型的狩猎装备，戴着帽子。队伍还在前行，猎枪举在胸前。
“女士，没这个必要。”他有礼貌地说道，“警察就在这儿。”他自以为是地笑着说。的确，远远的我看到了警察局长大腹便便的身影。
“怎么了？”一个人喊道。
“没什么，没什么，是那个卢弗茨格的老太太。她想报警。”他的语气充满讽刺的意味。
我对他感到厌恶。
“杜舍依科女士，请别犯傻了。”小胡子男人好心地说道，“我们真的在打猎。”
“不许你们向鲜活的生命开枪。”我用尽全力大喊，风把话语从我的嘴里掏出，吹向了整个高原。
“没事，请回家吧，我们只是在打野鸡。”小胡子男人试图安抚我，似乎完全不理解我的抗议。另一个人用一种甜腻的声音说：“别跟她吵了，这是个疯子。”
我顿感愤怒，是真正的、如天神一般的震怒，仿佛一股热浪从内心淹没了我。这股能量让我感觉好极了，它将我升上天空，身体的宇宙经历了巨大的爆发，里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像一颗中子星。我向前扑过去，猛地推了一下那个戴着愚蠢帽子的男人。他倒在雪地里，满是惊讶。留着小胡子的男人试图去扶他们，于是我又上前攻击了他，用尽浑身力气撞了他的肩膀，他痛苦得呻吟。我不是一个弱女子。
“嘿，嘿，你个女人，这是什么行径？”他疼得歪着嘴，想抓住我的手。那个之前明目张胆跟着我，后来站在车边的男人从后面跑来，像老虎钳一样抓住我。“我送您回车里。”他凑着我的耳边说。他其实根本不想送我，而是把我往回拽，使我摔倒在地上。
留小胡子的男人试图把我扶起来，我厌恶地一把将他推开，绝不让他得逞。
“您就别操心了，我们这完全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他说“法律允许”。我拍了拍身上的雪，走向我的车。我浑身因愤怒而颤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与此同时，猎人的队伍已经消失在这崎岖山林的低矮草丛和青青柳树中。没过多久我又听见了枪声，他们在向鸟儿开枪。我在车里坐下，手握着方向盘一动不动。也许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使我恢复力气。
我朝家驶去，无力地哭泣，两手发抖。我已预料到这件事将以最糟糕的方式结束。“武士”停在屋外，它松了一口气。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它都会站在我这一边。我用脸贴着方向盘，喇叭响了，像是在喊叫，像哀悼的怒吼。
我的病痛很叛逆，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每当它来临，我的身体就会发生些什么，骨头也会开始疼。这是一种非人的疼痛，令人作呕。如果让我来形容，我会说这是一种持续的痛，短时间内不会消失，有时候接连好几天。没有什么方式能逃避这种痛苦，没有特效药，也无吊瓶可打。它必须疼，就像河水必须流淌，火焰必须燃烧。它满怀恶意地提醒我，我是由随时可消散的物质碎片组成的。也许只能去适应它？就像生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广岛的人一样，与它共处，完全不去思考正在发生什么，只是活着。
但是骨头的疼痛过后会迎来腹、肠、肝和身体里所有五脏六腑的疼痛，毫无休止。只有葡萄糖能够稍稍缓解，所以我总用保鲜袋装一些放在兜里。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给我致命一击，让我更加痛苦。有时我感觉现实的我实际上由疾病的症状组成，是痛苦塑造的幻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会想象在我的肚子上，从脖子到腹股沟有一根拉链，我慢慢地拉开它，从上到下。我从手臂中伸出手，从双腿中伸出腿，从头中拉出头。我从自己的身体中解脱出来，而身体像旧衣服一样掉落在地上。我变得更小更轻盈，几乎完全透明。身体像水母一样，奶白色的，泛着磷光。
这种幻想是唯一能够给我带来慰藉的方式。是的，那时我是自由的。
一周结束，周五的那天，我跟迪迦约得比平日都晚。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些糟糕，必须立刻去看医生。我坐在候诊室排着队，想起了我是怎么认识阿里医生的。去年，太阳又一次“蒸透”了我，我一定看起来十分可怜，分诊台的护士直接把我送到了候诊区，让我在那儿稍等一会儿。我太饿了，于是从包里拿出椰蓉饼干一把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医生来了，他的头发是像核桃一样的浅棕色。他看着我说道：
“我也喜欢椰蓉饼干。”
这使我立刻觉得跟他很亲近。后来我发现，原来他也有自己的“特点”，就像每一个成年以后才开始学波兰语的人一样，有时他会表达不准确，词不达意。
“让我来看看您哪儿不舒服。”这次他说道。
他对我的病痛检查得很彻底，不仅仅是看皮肤上的这些。他深沉的脸庞总是很冷静。他沉着地给我检查脉搏和血压，同时给我讲一些奇闻异事，显然已经超越了一个皮肤科大夫的职责。来自中东的阿里医生对治疗皮肤病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会让药房的女士准备好精心制作、工艺复杂、成分颇多的药膏和乳液。我猜想周边的药剂师一定不喜欢他。他的这种混合药膏色泽奇异，气味惊人。也许他认为过敏性皮疹的治疗应该与皮疹本身一样壮观。
今天，他主要检查了一下我手臂上的瘀伤。
“这是怎么弄的？”
我轻描淡写地回应，不小心撞了一下，有一个月的瘀伤也很正常。他低头看了看我的喉咙，摸摸淋巴结，听听肺音。
“请问您能给我一些麻醉药吗？”我说道，“一定有这样的药吧。我想要这样的药。能让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什么都不用担心。有可能吗？”
他开始写处方，啃着手里的笔，每写一个字都要进行长时间的斟酌。最后，他给了我一大摞药方，其中的每种药都需要进行单独配制。
我回来晚了，天已经黑了很久，从昨天开始刮起一阵焚风，雪在眼前迅速融化。又下起了可怕的雨夹雪。幸运的是，炉子里的火还没熄灭。迪迦也来迟了，大雪路滑，车实在是很难开进来。他把菲亚特停在柏油马路边，自己步行而来，浑身湿透，冻至骨髓。
迪迦每周五都会来我这儿。因为他是下了班直接过来的，所以我总是会为他准备好午餐。每周只有这么一次。对于我个人来说，周日煮一大锅汤，每天热一热，就已经足够我撑到周三了。周四我吃橱柜里的干粮或者到城里去吃一个玛格丽特披萨。
迪迦有着严重的过敏症，所以我无法完全释放烹饪的想象力。给他做饭，不能放乳制品、坚果、辣椒、鸡蛋、小麦面粉。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的菜单，尤其是我们还都不吃肉。有时，他实在控制不住，被一些不能吃的东西所吸引，他的皮肤就会长满湿痒的皮疹，起着水泡。他会不自觉地开始挠起来，挠过的皮肤变成溃烂的伤口。因此，最好不要做这样的尝试。就连阿里医生自己调配的药都无法止住迪迦的过敏。这种过敏的本质深奥而隐秘——症状复杂多变，任何测试都无法将其捕获。
迪迦从他破旧的书包里拿出一本练习册和一堆彩色笔。吃饭的时候，他一直不耐烦地看着它们。等我们吃完饭，喝过红茶（别的不会做），他会向我诉说这一周干了些什么。迪迦在翻译布莱克的作品。他自从做了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一直严格地向着这一目标努力。很久以前他曾是我的学生，虽已经年过30，但和当年高考英语时被锁在厕所里羞于求助、造成考试失利的那个迪迦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一直是个小男孩，甚至像一个小女孩，有着小小的手，软软的头发。
奇怪的是，在那次不幸的高考过去很多年后，命运又一次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就在这儿，小镇的广场上。有一天，我从邮局出来正好看见他。他来取从网上订购的书。也许是我的变化太大，他没有立即认出我，只是张着嘴，眨着眼睛，盯着我看。
“是您吗？”他终于小声说道，看起来着实惊讶。
“迪迦？”
“您怎么在这儿？”
“我住在这附近，你呢？”
“我也是，教授。”
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地攀起了肩。我这才知道，他在弗罗茨瓦夫的警察局里做信息管理员时没能成功重组信息，于是他们把他派到乡下来工作，还给他在酒店里安排了临时住房，直到他找到合适的住处为止。但是迪迦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公寓，就一直住在这个工人旅馆里。这是一栋巨大、丑陋的水泥建筑，所有去捷克的嘈杂旅游团都会在这儿停留。有的公司会在这儿组织一直喝到黎明时分的传统派对活动。这栋楼里面有一些带门厅的房间，走廊上还有公用的厨房。
这段时间他正在翻译《尤里曾之书》。在我看来，这本书比我之前帮助他完成的《地狱谚语》和《无罪魔法》还要难得多。我真觉得这不容易，因为我完全看不明白布莱克用言语勾勒的那些美丽而悲伤的画面。他真是这么想的吗？他描述了什么？这是哪儿？是在哪儿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这是童话还是神话？我问迪迦。
“这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他说着，眼睛里闪着光。
他每翻完一段，就一行行认真地给我读，等着我的意见。有时我觉得可以理解每个词语的意思，连起来却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因为我不喜欢诗歌，世界上所有的诗在我看来都是没有必要的复杂晦涩。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启示不能用人的语言——散文来记录。每当这时，迪迦就会不耐烦生气起来。我喜欢这样戏弄他。
我不认为我对他有什么特殊的帮助。他比我优秀太多了。我必须承认，他的“智能”比我快，比我更“数字化”，而我还处在“模拟信号”阶段。他往往很快就能想到，而且能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已经翻译好的句子。把一些不必要的但又相关联的词语放在一边，从中抽离出来，之后又带着新的、更美的词语回来。我总是给他递盐罐，因为我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盐对突触之间神经脉动的传递过程极为有益。而他也学会了用沾有唾液的手指插进盐罐来舔盐。我的英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有整个维利奇卡盐矿的盐也帮不上忙了。况且如此烦琐的工作只会让我觉得无聊而不知所措。
该怎么翻译孩子们开始做游戏时唱的童谣呢？总不能无休止地重复“点兵点将，点到谁……”吧：
每一个夜晚，每一个清晨
有人生来就为不幸伤神
每一个清晨，每一个夜晚
有人生来就被幸福拥抱
有人生来就被长夜围绕
这是布莱克最有名的诗句，却无法翻译成波兰语。因为既要不失韵律，又不能丢掉了儿童的天真。迪迦尝试了很多次，就像在解一道难题。
现在他喝了汤，这汤使他温暖，脸上泛起了红润。帽子边缘的头发起了静电，在他的头上形成了一个微小的、有趣的光环。
那天晚上我们难以集中精力进行翻译。我很累，也感到十分焦虑，完全无法思考。
“你怎么了？今天总是心不在焉。”他说道。
他说的有道理。疼痛虽然减轻了，但还没有完全消除，加上天气糟糕，刮风下雨。扬起焚风的时候尤其难以集中注意力。
“为什么恶魔要创造令人憎恶的虚无？”迪迦问道。
布莱克的诗句很符合那晚我们的心境。天空压得很低，它留给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生活的空间和空气都不多了。现在，深夜里，它又用潮湿的肚子摩擦着山坡。
我劝他留下来过夜，以前也曾有过。我在小书房给他铺了一张沙发床，我的房门开着，这样我们能够听见对方的呼吸。但是今天他不行。他瞌睡地摸着额头向我解释是因为警局正在更换电脑。我也不想知道更多的细节，但我知道这很重要，因为这件事给他添了很多的活儿，一早就得赶回警局去，还得跟这泥泞的路做斗争。
“你怎么回去呢？”我担心地问道。
“只要能到大马路上就行。”
我不太赞同他自己一个人走到大马路。我穿上两件抓绒衣，戴上帽子。我们俩都穿上了橡胶雨衣，看起来像两个小矮人。我送他走到小路上。实际上，我很愿意送他到大马路上。迪迦在大衣里穿了一件寒酸的夹克，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的身上。我们的鞋子虽然在暖气上烘了一下，却还是全湿的。他不想我跟他一块儿走，于是我们在小路上告了别，我就往家的方向走了。突然，我听到他在叫我。
他的手指着山隘的方向。那儿隐隐约约有什么在闪？很是奇怪。
我转过身。
“那会是什么呢？”他问道。
我耸了耸肩。
“难道有人拿着电筒在那儿瞎晃？”
“走，我们去看看。”他抓住我的手，像发现神秘踪迹的童子军一样拉着我。
“现在？晚上？算了吧，地上那么湿。”我喊道，惊讶于他的固执，“有可能是鬼怪丢了手电筒，落在那儿正亮着呢。”
“这不是手电筒的光。”迪迦一边说一边往上走。
我试图阻止他，抓住他的手，但最后留在我手里的只有他的手套。
“迪迦，我们别去那儿，我求你了。”一定有什么令他心神不宁，因为他对于我说的话完全没有反应。
“我不去。”我想以此来威胁他。
“好吧，你回去吧，我自己去看看。有可能发生了什么呢？你走吧。”
“迪迦！”我生气地大喊。
他没有回答。
我只能跟着他走，用手电筒给我们照亮前方。电筒的光在黑暗中变成一个个发亮的斑块，其他一切都失去了颜色。云层压得很低，低到仿佛可以在上面挂一个钩子，让它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南方热带国度。在那儿可以从高处直接跳入橄榄树丛里，跳进盛产美味绿葡萄酒的摩拉维亚酒庄。
就在这时，我们的双脚陷入了雪地的泥泞。雨滴越过帽子，不停地使劲往我们脸上拍。我们终于看见了。在山隘口停着一辆车。这是一辆大型越野车，车门都敞开着，里面散发出微弱的光。我留在几米外不敢靠近。出于害怕和恐惧，我感觉自己随时有可能像个孩子一样哭出来。迪迦从我这儿拿走电筒，慢慢地靠近汽车。它照亮了车内，车里是空的。后座上有一个黑色公文包，还有一些塑料袋，里面大概是采购的东西。
“你知道吗？”迪迦拉长了音节轻声说道，“我认识这辆车。这是我们局长的那辆丰田。”
他用电筒扫了一扫车的周围。车停在道路向左拐的地方，右边是茂密的灌木丛。二战前德国人占领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有房子和风车。现在只剩一个杂草丛生的废墟和一棵大核桃树。秋天的时候周围所有的松鼠都会跑到这儿来。
“看，”我说道，“看雪地里是什么？”
手电筒的光捕捉到一些奇怪的痕迹，大量的像硬币大小的圆形斑点。每个斑点都很完整，散布在汽车周围的路面上。还有男士鞋印清晰可见。雪逐渐融化，深色的水渗入每一个脚印。
“那是蹄印。”我跪下来仔细检查这些小小的圆形斑点，“这是鹿的足迹，看到了吗？”
但是迪迦正看着另一个方向，那儿潮湿的雪被完全踏平。电筒的光朝着灌木丛移去。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迪迦哭泣的声音。他靠在路边灌木丛中的一口老井旁。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机械地重复着，使我完全失去了平衡。我们都知道，任何上帝都不会来，也不会处理这里的事情。
“上帝啊，有个人在这儿。”他哀泣着。
我体内开始发热，于是走到他的身边，把电筒从他的手里拿了过来。我照了照井口，看见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一个人躺在这口很浅的井里，头朝下，身体扭曲着。肩膀后能看见脸的一小部分，眼睛惊恐地挣扎着，满是鲜血。现场还有一双大码的鞋，厚厚的鞋底。这口井在好几年前就被填上了，很浅，只是一个坑而已。我自己也曾经在井里盖上过树枝，以防牙医的羊掉进去。
迪迦跪下，无助地摸着这些鞋子，抚摸着鞋帮。
“别碰。”我小声说道。我的心脏像疯了似的猛烈跳动，我觉得这个流着血的头会突然转向我们的方向。鲜血像溪流般流淌，眼睛在血水里发亮。嘴微微动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之后整个魁梧的身体慢慢爬起来，重新复活，被自己的死亡激怒，怒不可遏地掐住我的脖子。
“也许他还活着。”迪迦哭泣着说。
我祈祷最好不是。
迪迦和我，我们两个人都站着，浑身冰冷，惊恐万分。迪迦颤抖着，好像抽搐一般。我很担心他，他的牙齿在打战。我们抱在一起，迪迦开始哭泣。
水从天上倾泻而下，又从地里缓缓流出，地球仿佛是一块被冷水浸透的巨大海绵。
“这样下去，我们会得肺炎的。”迪迦轻声说。
“我们离开这儿去，去鬼怪家，他应该知道怎么做。走吧，别站着了。”我建议道。
我们起身回去，像两个受伤的士兵一样互相搀扶着。我感觉到我的头因为一个急切不安的想法在燃烧。我甚至看到了这些想法如何在雨中冒着蒸汽，变成了排云，又涌向黑云。当我们走在大雪融化后湿滑的雪地上，我的嘴里挤出一些话，让我十分想立即与迪迦分享。我渴望大声地说出来。但它们暂时还是没能从我的嘴里喷涌而出，而是选择了逃走。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
“上帝啊，上帝！”迪迦抽泣着，“是局长，我看见他的脸了，是他。”
我一直很依赖迪迦，所以我不想他认为我是一个疯子。不能是他。当我们到达鬼怪家时，我鼓起了所有勇气，准备进行下一步——告诉他我的想法：
“迪迦，”我说道，“是动物在报复人类。”
迪迦总是很信任我，但这次他根本不听。
“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继续说，“动物很强大，也很聪明。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它们有多聪明。动物曾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甚至还被定罪。”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他毫无意识地咕哝着。
“我曾读到过一个关于老鼠造成大量损失被法庭起诉的事。这个案件最终被推迟裁决了，因为老鼠们没有参加庭审。法院后来为它们指定了一个辩护律师。”
“上帝啊，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是确有其事的，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我继续回答道，“但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后来它们有没有被定罪。”
他突然停下来，用力地摇晃我的肩膀。“你一定是受刺激了，你在胡说些什么？”
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一定会去查证的，等有机会的时候。
鬼怪的身影在篱笆后隐约可见，他头上戴着电筒，脸庞在电筒的光下显得古怪、惨白。
“怎么了？你们怎么大晚上在这儿走？”他用哨兵的口吻问道。
“警察局长死了，在车旁。”迪迦一边颤抖着牙齿，一边指向他的身后。
鬼怪张开嘴，微微地动了动嘴唇，没有出声。我以为他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过了很长时间，他说：
“我今天看见他的大车了，注定要以这种方式终结的，他是酒后驾驶。你们报警了吗？”
“我们应该报警吗？”我问道，心里担心着迪迦的颤抖。
“你们找到了尸体，你们是证人。”鬼怪走向电话。过了一会儿，我们听到他用冷静的声音报告了一个人的死亡。
“我不想再回到那儿去。”我说。而且我知道迪迦也不想再去。
“他躺在井里，倒挂着，浑身是血。到处都是脚印，小小的像是鹿蹄。”迪迦喃喃地说道。
“这一定会成为一桩丑闻，因为他是一个警察。”鬼怪冷淡地说，“你们没破坏那些脚印吧。你们总看过侦探片吧？”
我们走进他温暖明亮的厨房，他则在屋外等警察。我们互相都不再说话，只是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像两尊蜡像。我的思绪如暴雨前般风起云涌。
一个小时以后警察乘的吉普车抵达，最后一个下车的是“黑大衣”。
“爸爸，我就想到你会在这儿。”他讽刺地说道。可怜的鬼怪十分尴尬。
“黑大衣”与我们三个士兵握手，就好像我们是童子军。他是我们的队长。我们正做了一件好事，他来感谢我们。他用怀疑的眼光瞥了一眼迪迦，问道：
“我们是不是认识？”
“是的，我在警察局工作。我们应该见过。”
“这是我的朋友，他每周五都来看我，因为我们在一起翻译布莱克的作品。”我急忙解释道。
他一脸厌恶地看着我，又礼貌地邀请我们跟他一块儿上车。当我们到达山隘，警察已经在那口井周围布上了警戒线，打上了探照灯。大雨滂沱，在探照灯灯光的映照下，雨滴形成长长的银丝线，像圣诞树上天使的头发。
我们三个人整个清晨都是在警局里度过的。虽然鬼怪根本不应该在那里，吓坏了。把他卷入这一切，我感到十分内疚。
他们审问了我们，就好像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杀死了警察局长一样。幸运的是，警局里有一个极不寻常的咖啡机，咖啡机里还能点热巧克力。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它使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起来了，虽然鉴于我的疾病，我应该更注意一些。
他们送我们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炉子灭了，因此我又得费劲把它重新点燃。
我坐在沙发上睡着了，穿着衣服，没刷牙，睡得像个死人一样。黎明到来以前，窗外的黑暗还在全力地挣扎。我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还以为是中央加热炉停止了工作，因为没了它轻柔的嗡嗡声。我披上一件外套到楼下去，打开了锅炉房的门。我的母亲站在那儿，穿着夏天的花连衣裙，肩上背着一个包。她看起来十分焦虑、困惑。
“看在上帝的分上，妈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惊讶地喊道。
她张开嘴好像要回答，又动了动嘴唇，却没发出声音。之后，她放弃了，不安地环顾着锅炉房的墙壁和天花板。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后来又想说些什么，还是没成功。
“妈妈。”我轻声地说，试图捕捉她逃避的目光。
我以前生过她的气，因为她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不是已经去世许久的母亲应该做的。
“你是怎么来这儿的？这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我开始责怪她，但是悲伤始终占据了我。母亲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之后，她的眼睛又在墙壁上徘徊，看起来不知所措。
我幡然醒悟，是自己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是我的错。
“妈妈，你走吧。”我温柔地说着。
但是她没有听我的，可能完全听不见我在说什么。她的眼神不想停留在我的身上。我生气地关上了锅炉房的门，然后站在另一边听。我只能听到沙沙的声响，像老鼠或树上的木虫在刮擦。
我回到沙发上。早上醒来时，我想起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