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狗饿死在主人门前，
这预示着国家的毁灭。
我很感激鬼怪邀请我到他的家里喝上一杯热东西。当时我真的精疲力尽，而且一想到要回到我那个冰冷、空荡的屋子里，就觉得异常沮丧。
我跟大脚的狗打了声招呼，它已经在鬼怪家待了好几个小时了。它认出了我，摇着尾巴，见到我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曾经见我就逃。有些狗可能很傻，就像人一样。这只狗，一定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我们坐在厨房里的木桌旁，这张桌子干净得可以把脸贴在上面。我于是就这么做了。
“你很累吗？”鬼怪问道。
这儿的一切都明亮、干净而温馨。拥有一个明净、温暖的厨房是多么的幸运啊。我从来没拥有过，因为不太会保持周围的秩序和整洁。我已经认命了，这不容易。
我还没来得及环顾四周，面前就已摆上了一杯茶。这杯茶由一个小碟子托着，放在带提手的金属篮里，旁边的糖罐里装着方糖。这个场景让我回忆起了愉快的童年，心中阴霾稍稍驱散。
“可能我们真不应该去动他。”鬼怪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桌下的抽屉给我拿搅拌茶的小勺。母狗在他的脚边打转，似乎不想让他离开自己那个瘦小身躯的轨道。
“你会把我推倒的。”他粗暴地对狗喊着。可以看出来，他此前从未养过狗，而且不太知道该如何与狗相处。
“你打算叫它什么？”我问道。喝下去的第一口茶慢慢从体内温暖我，嗓子里的情绪郁积一点点舒缓开来。
鬼怪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可能叫苍蝇或者小球吧。”
我什么都没说，但是我不喜欢这些名字。联想起它之前的经历，这并不是适合它的名字，应该给它好好想一个。
官方的那些名字——都是些老套的发明。没有人会记得它们，既平庸，又脱离本人，看到这些名字什么都联想不起来。何况，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取名时尚。有时候，突然所有人都开始叫玛格丽特或帕特里克，又或者——天哪，雅妮娜。所以我从来不用姓和名，而是一个绰号，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些人时进入我脑子里的概念。我认为这是语言使用最正确的方式，而不是胡乱安上一些没有任何含义的单词。例如鬼怪姓Świerszczynski，他的门牌上是这么写着的，前面还有一个字母Ś有以Ś开头的名字吗？他总是自我介绍为Świerszczynski，但他应该不会期待我们绕着舌头去发这个音。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看待他人的方式不同，因此我们有权利给别人起一个我们自认为与之相宜，同时又适用的名字。因此，我们都是有很多名字的人，我们跟多少人发生多少段关系，就有多少个名字。我叫Świerszczynski鬼怪，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名字很好地反映了他的个人特点。
当我看着这条狗，脑子里突然回想起一个人类的名字——玛丽莎。也许是因为童话故事里的孤儿常常叫这个名字，而这条狗又是如此的消瘦。
“它有时候是不是被叫作玛丽莎？”我问道。
“有可能，”他回答道，“是的，应该是的，它就叫玛丽莎。”大脚也是如此得名。很简单，当我看见他在雪地里留下的脚印时，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个名字。鬼怪一开始叫他“长毛”，后来也开始跟着我叫“大脚”。这只能说明，这个名字的确起得好。
可惜的是我没能给自己想一个好名字。雅妮娜——这个被写在各种证件上的名字，我认为极不合适·害人不浅。我应该被叫作艾米利亚或是乔安娜，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更贴近依勒姆特鲁德或者波热哥涅娃，又或娜沃亚。
鬼怪像躲避火一样回避以我的名字来称呼我，这可能也能说明问题。他从一开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跟我以“你我”相称了。
“你跟我一块儿等他们来吗？”他问道。
“当然啦。”我欣然同意。我觉得我不敢当面叫他鬼怪，通常这么熟的邻居在互相交流时是不需要再叫名字的。每当我经过，看到他在小花园里除草，便会上前去跟他打招呼，但不需要叫名字，这体现了一种熟悉的程度。
我们的村子是坐落在普瓦斯科维什的几幢小房子，远离这个世界。普瓦斯科维什是桌山在地理上的远亲，是它遥远的“源头”。二战前这个小地方叫做卢弗茨格，意为“流动”，现在我们仍这么叫，因为这儿没有官方的地名。在地图上只能看到一条路和几栋小房子，没有任何的文字标注。这儿一年四季刮风，气流由西向东涌过大山，从捷克到达这里。冬天长风猛烈如涛，在烟囱里呼啸。夏天则是簌簌风吹叶，这儿从来没安静过。许多人都想在城市里拥有一个长期固定的居所，同时在农村再买一个休闲的、童话般的小屋。这里的房屋看起来也是如此——稚嫩。它们娇小地蜷缩着，屋顶倾斜，窗户小巧。小屋都是二战前建的，格局类似。东西两面长长的墙，一堵矮墙朝南，另一堵墙向北，旁边是谷仓。只有女作家的房子比较特殊，她在每一面都加盖了露台和阳台。
人们在冬天来临时离开普瓦斯科维什不足为奇。从十月到来年四月，在这儿居住异常艰难，这我最清楚。每年这里都会下很大的雪，风努力地把雪塑成沙丘和岸滩。一年中的最后一次气候变换会使一切温暖起来，普瓦斯科维什除外。这里正好相反，特别是二月的时候，雪反而更大一些，停留的时间也更久。冬天常常达到零下20多度，一年的冬天要到四月才结束。这里道路状况很差，虽然乡镇用有限的支出进行了维护，道路仍遭冰雪损毁严重。想要到达沥青大马路，必须沿着满是坑洼的土路再向西行驶四公里。然而，即使到了也是徒劳，因为去往科多瓦的大巴早上就启程了，下午才往回走。夏天，这里本就为数不多的孩子们放暑假，大巴却停止运行。村里有一条高速路，像魔法师的魔杖一般在不经意间把这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小镇的郊区。如果你想的话，可以走这条路去弗罗茨瓦夫，甚至到捷克。
然而，有的人就是喜欢这个地方。乐意玩这类追踪游戏的人，可以在这儿设置很多可能。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可以在这儿找到很多条线索，只是我对这样的主题不感兴趣。
我和鬼怪就不会向冬天低头。“不向冬天低头。”这个形容似乎也不是那么的贴切。我们就像那些农村里站在桥上的男人一样，当有人粗鲁地对他们进行挑衅时，他们会好战地扬起下巴，横眉怒目：“想怎么样？想怎么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也会惹恼冬天，但是它会像世界上的其他万物一样忽略我们——两个古怪老人，可悲的嬉皮士。
冬天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包裹成一个白色的棉球，尽可能地缩短了日照。如果晚上不小心熬了夜，有可能到第二天傍晚才醒过来。坦白地说，从去年开始我也常常这样。这里的天笼罩得又沉又低，就像一块脏屏幕，云朵在上面上演激战。这就是我们的房子存在的原因，保护我们免受这片天空的侵害。否则，它将弥漫侵蚀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一个小的玻璃瓶，装进我们的灵魂。如果灵魂真的存在的话。
我不知道在那些漆黑的月份鬼怪是怎么过的？我们没有很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不否认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联系。我们好几天才见一次面，见面也只是互道问候的话语，毕竟我们搬到这儿来也不是为了经常约在一起喝茶。鬼怪是在我来这儿一年后买的这个房子，看起来像是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就像许多人一样，原来的生活已经失去了新意。他之前好像是在马戏团工作的，不知道是做会计还是杂技演员。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一个杂技演员，每当我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时候，就会想象很久以前，美好的七十年代，一次特殊的表演中他的手没能抓住杆子，整个人从高处摔在了布满木屑的地板上。长时间思考过后，我也相信会计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的糟糕。他们对秩序的热爱使我产生了敬意、羡慕和无法言说的尊重。鬼怪对秩序的热爱从他的前院就可看出来：冬天的柴火整齐地摆放着，他用绳子将它们巧妙地绑好，好像螺旋一样码放成一个个黄金比例的小堆。他的这些绳子可以当作当地的艺术品了。我很难抗拒这美丽的螺旋秩序。每当我经过时，都会在那儿驻足一会儿，欣赏这手和脑的完美合作。他用木头这么平凡无奇的东西实现了宇宙最精妙的运动。
鬼怪家门前的小路铺着平整的砾石，每颗都一模一样，就好像在精灵开的地下沙石加工厂里经过手工筛选一般。窗子上挂着干净的窗帘，上面的每一个褶皱宽度都相同，他一定是用了某种特殊的工具。院子里的花洁净整齐，又长又直地站立着，好像去健身过一样。
鬼怪现在一边给我递茶匙，一边在厨房里忙忙碌碌。我可以看到他碗柜里的玻璃杯摆放得是多么的整齐，放在缝纫机上的桌布是多么的一尘不染。他竟然有一台缝纫机。我羞愧地把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我很久没有特别注意过我的指甲了，我必须勇敢地承认，它们很脏。
打开抽屉拿茶匙时，他的抽屉有那么一瞬间展示在我眼前，令我无法挪动视线。抽屉又宽又浅，像一个托盘。在抽屉的一个个小格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餐具和厨房用具，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他慎重地用骨瘦如柴的手指给我挑了两个茶匙，不一会儿就放到了我茶杯旁的翠绿色餐巾纸上。遗憾的是，还是晚了，因为我已经把那杯茶喝完了。
跟鬼怪交流十分困难，他是一个话非常少的人。因为难于交谈，这会儿只能沉默了。有的人的确是很难交流的，尤其是男性。我在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很多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患上睾丸素自闭症，它的症状是社会功能和社交能力的逐渐丧失以及思想塑造障碍。被这种疾病困扰的人通常会变得沉默寡言，似乎在沉思中自我迷失。他们会对工具和机械更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只有二战和名人传记，尤其是那些政治家和恶棍的。他们阅读小说的能力几乎已完全丧失。睾丸素自闭症会打乱人的心理理解，我觉得鬼怪就患有这个病。
但是在那个清晨，要求任何人拥有怎样的口才都是奢侈的，我们完全沉浸在沮丧的情绪里。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也感到这是一种很大的解脱。有时候当我们想得太宽泛，忽略了平时的精神偏好，而只考虑一个人的行为总和，就极有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活着对别人不是什么好事。我想每个人都会认同我说的这一点。
我又问他要了一杯茶，憧憬着可以用这精美的茶匙再搅拌一下。
“我曾经去警察局举报过大脚。”我说道。
鬼怪放下了手中正在擦拭的点心盘。
“是因为那只狗？”他问道。
“对，还有偷猎。我还写过投诉信。”
“然后呢？”
“没有任何回音。”
“你想说，他死了挺好，对吗？”
去年的圣诞节前，我还去了一趟乡里，想要亲自去报告这件事。之前我一直写信，却没收到任何答复，尽管回应公民诉求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警察局很小，看起来像是共产主义时期用四处搜集而来的材料建造而成的，只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粗制滥造，萎靡消沉。那儿也弥漫着这么一股氛围。他们在涂了油漆的墙上挂了许多的海报，这些都被称之为“公告”。顺便说一句，这是多么可怕的字眼。警察总是喜欢用很多特别吓人的词汇，比方说“死尸”“同居者”。
在这座冥王星的神殿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坐在木栅栏后面的年轻人，他想要摆脱我。最后，他年长的上司也想这么做。我想跟局长见面，也一直坚持这一点。我相信，最后这两个人总会失去耐心，把我带到局长面前。我预计得等很长时间，怕到时候商店都关门了，因为我还要去买一些东西。夜幕已经降临，这意味着已经下午四点左右，我已经等了快两个钟头了。快到下班时间，总算走廊上的一个年轻女人喊道：“请，您可以进来了。”
我的思想已经分散了，所以我现在必须集中一下精力。我整理着思绪，跟着这个女人上楼，到地方警察局一把手的办公室面谈。
警察局局长是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胖男人。但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如同我是他的妈妈，甚至是奶奶一般。他瞥了我一眼说：“你们坐下吧，请。”
这个复数形式揭露了他的农村出身，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清了清嗓子又纠正道：“这位女士，请坐。”
我几乎能听见他的内心想法，在他眼里，我绝对是一个小老太太。当我的控诉开始振振有词，我也逐渐变成了老太婆、疯老太婆、疯子。我能够想象，当他看着我的动作，（负面地）评判我的品味时，是带着怎样一种厌恶。他不喜欢我的发型、穿着和我不谄媚的态度。他看着我的脸，愈发的讨厌。但我也看到了许多，他一定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喜欢喝酒，对脂肪含量高的食品没有抵抗能力。在我述说的过程中，他的大秃头从脖子一直红到鼻尖，脸颊上明显的血管扩张连成了一整片红晕，像不同寻常的战时文身。他一定已经习惯了领导别人，习惯了其他人的卑躬屈膝，所以极易发火，是典型的木星人格。
我也看出来，他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首先，很明显的一点，我的举报理由他是闻所未闻、完全陌生。再者，他词汇量不多，会鄙视任何他无法理解的事情，他就是这种人。
“他对很多生物都构成威胁，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我对大脚的控诉结束了，其中主要描述了我的观察和怀疑。
他不知道我是在跟他开玩笑，还是他自己遇到了疯子，因为没有第三种可能。我看见血涌上他的脸颊。他一看就是矮胖型人，这类人一般会因中风而死。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在从事偷猎，但是我们会处理这个案子的。”他牙关紧咬，“请回家吧，不要再担心这件事了，我已经了解情况了。”
“好的。”我以和解的语气说道。
他已经站起来了，两手撑在桌上，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代表这次谈话已经结束了。
人一旦到了一定年纪，就必须接受其他人经常性地对自己不耐烦。过去我从未意识到这些姿势的存在和它们所表达的含义。例如快速地表示赞同，躲避眼神，重复地回答“是，是”。还有看时间，摸鼻子。这些姿势就如同时钟一样在提醒着对方。现在我可以充分理解这出戏剧背后想要表达的简单句子：“安生会儿吧，你这个老太婆。”我不止一次在想，如果换作一个英俊、年轻、健壮的男士说出同样的话，又或者是一位模样俊俏的棕发女士呢？他还会这样对她吗？
他一定希望我立即从椅子上起身，转身离开。但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
“那个人整天把狗关在棚子里，狗不停地嚎叫，冻得不行，棚子里也没有暖气。警察能不能处理一下这个事情？把狗带走，相应的给他一些惩罚？”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一开始形容他的那种轻蔑的神态，现在清楚地挂在他脸上。他嘴角耷拉着，嘴唇微微下垂，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地控制自己的表情，用他毫无说服力的笑容极力掩盖，正好露出了他那被尼古丁染黄的大牙齿，他说道：
“不好意思，女士。这不是警察的职责。狗就是狗，农村就是农村。您还想怎么样？狗就应该被锁上铁链，关在狗棚里。”
“我向警察局报案，是举报恶行。如果不找警察，我该找谁？”
他从喉咙里发出了笑声。
“恶行？你这么说，那去找神父吧！”他说道，似乎对自己的幽默感到很满意，但他明显看出来，他的这个玩笑并没有让我觉得有趣。因为他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了：“一定有动物保护协会或者是这种类型的机构，您可以在电话簿里面找到。‘动物保护联盟’，去那儿吧。我们是警察局，只负责人的案件。你给弗罗茨瓦夫打电话吧，他们那儿有动物保护局。”
“去弗罗茨瓦夫！”我大喊道，“你不能这样说，我懂法律知识，这是地方警察职责范围内的事。”
“噢！”他讽刺地笑了一下，“现在是你来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吗？”
我的眼睛仿佛看到我们的军队在平原上集结，准备去战斗。
“行，我非常愿意去。”我正准备开始更长的演讲，他慌乱地看了一眼钟，竭力忍住对我的反感。
“好，好的，我们会调查的。”他冷漠地说道，然后开始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放进公文包，逃离了我。我当时就想，我不喜欢这个人。不仅如此，我感到了一股对他强烈的憎恨，就像刀一样锋利。
他迅速地从办公桌下起身，我注意到他的大肚脯，制服上的皮带都快兜不住了。出于羞愧，他的肚子使劲儿地藏在下面，靠近生殖器的那个被遗忘的角落，极不舒服。他没系鞋带，肯定是在办公桌下脱了鞋子，现在得赶紧挤进鞋子里。
“我能问一下你的生日吗？”我在门边有礼貌地问道。
他伫立在那儿，一脸愕然。
“您要这个来干吗呢？”他怀疑地问道，为我扶着通往走廊的门。
“我会算星盘，”我答道，“您想算吗？可以给您算算。”
他的脸上闪过一个略带消遣的微笑。
“不，谢谢，我对占星术不感兴趣。”
“能知道这辈子会发生什么，您不想吗？”
他给前台的警察使了一个眼色，那讽刺的笑容就好像刚刚做完一个欢乐的儿童游戏。他告诉了我所有的个人信息。我记了下来，说了声谢谢，拿上我的帽子就离开了。在门口，我听见他们哄然大笑，说出了那个我意料之中的词：“一个疯女人。”
当晚夜幕降临之后，大脚的狗又开始嚎叫了。空气开始变得霭蓝，像剃刀一样锋利，被低沉不安的嘶喊填满。死亡总是等在我们的门口，白昼和黑夜里的每一个时辰都有可能发生，我这么告诉自己。自言自语是最好的交流。我躺在厨房的沙发上，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听着哀号声。几天前，我去大脚家里试图进行干预，他甚至都不让我进屋，让我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残暴的男人也让这条狗出去了几个小时，之后又把它锁在了黑暗里，所以它又开始在夜里哀鸣。
我躺在厨房的沙发上，试图分散注意力，但却收效甚微。我感到一股强有力的能量正注入我的肌肉里，由内而外使我的腿脱离身体。我从沙发上跳起来，穿上鞋和外套，拿起锤子、金属棍，还有我手边能拿到的所有工具。不一会儿，我已经气喘吁吁地站在了大脚的棚子前。他不在家，屋子没开灯，黑色的烟囱里也没有烟出来。他把狗关起来就消失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几分钟后，我已汗流浃背，门锁两侧的木板松动了，这样我就能滑动门闩。他在里面扔了一些老旧生锈的自行车、一些塑料桶和其他的一些垃圾，阴暗又潮湿。狗被拴在木板上，脖子上的绳子系在墙上，更让我动容的是旁边的一撮排泄物。可以看出来，它一直被关在同一个地方。它犹疑地摆尾，湿润的眼眶中带着一丝喜悦。我把绳子剪断，用手抱起它，一起回了家。
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当人处于愤怒中时，所有事情也会随之变得清晰、简单。愤怒建立秩序，使世界变得简单纯粹。直觉的天赋在愤怒中得以回归，这是其他状态下难以实现的。
我把狗放在厨房的地板上，令我惊讶的是，它看起来是如此的瘦小。以前听着那凄惨的哀号声，还以为它至少是一只像西班牙猎犬一样的大型犬。但它实际上只是一只土狗，这儿的人叫这种狗——苏台德杂种犬，因为样子不太好看。它们一般体型小，瘦瘦的脚经常弯曲着，灰棕色的毛。这种狗的体型会不断增大，且明显食量很大。不管怎么样，这个夜间的“歌手”模样并不俊俏。
它很不安，浑身颤抖。喝了半升温牛奶后，它的肚子变得像一个圆圆的球。我还给了它一些黄油面包。我不曾想到会有客人来访，冰箱空空荡荡。我一直在安抚它，给它解释我的每一个动作。它疑惑地望着我，我把它放在沙发上，同时暗示它，它也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休息。最后，它走到暖气旁，在那儿睡着了。我不想让它独自在厨房过夜，所以我决定也留在厨房的沙发上。
我睡得十分不安，身体里有一股很明显的涌动。我梦到熊熊燃烧的火焰，迸发灰烬的火炉，永无止境的锅炉房咆哮着，墙壁被烤得火热、通红。火炉中的火焰正寻求被释放，一旦成功，它将变成巨大的爆炸向世界扑面而来，将一切烧成灰烬。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夜里发烧的症状，跟我的病有关。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不舒服的姿势使我的脖子变得僵硬。大脚的狗站在我的枕头旁，悲哀的身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起身放它出去，它喝下的这么多牛奶还得想办法排掉。我打开门，风吹进潮湿、凉爽并带着泥土和腐烂味道的空气，就像坟墓里释放出来的一样。那条狗跑到房子前的台阶上撒尿，它可笑地抬起了后面的一条腿，分不清自己是母狗还是公狗。之后，它悲伤地看着我，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向我投来了深深的目光，之后迅速地往大脚家的方向跑去了。
它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监狱。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它。我呼喊过它，气自己这么轻易地就被带到了如此境地，却又无力改变那些奴役。当我开始穿鞋，那可怕的灰色清晨却使我感到恐惧。我有时感觉我们活在墓地里，一个埋葬了许多人的巨大、冷清的墓地。灰色雾霭笼罩着冰凉、悲戚的黎明。我看着这个世界，监狱不在外面，而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要是没了它，有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活下去。
几天后，在大雪降临之前，我看到一辆警察局的波罗乃兹牌轿车停在了大脚家门前。我得承认，这个场景令我感到愉悦、欣慰。是的，我非常满意警察终于来找他了。我以为他们会逮捕他，给他的手戴上手铐，没收他的铁丝，拿走他的锯子（这些工具完全应该像武器一样发放使用许可，因为它们的存在只会给树木、植物带来严重破坏）。但那辆车很快就绕过了大脚的房子。夜幕降临，开始飘雪，回去后又被关起来的母狗嚎叫了一整夜。我早上醒来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美丽、洁白的雪地上大脚颤颤颠颠的脚印，以及我银色的云杉周围那些黄色的尿迹。
这是我坐在鬼怪的厨房里所想到的，我还想到了我的“小姑娘们”。
鬼怪一边听着这个故事，一边煮了鸡蛋放在瓷杯里给我递了过来。
“我不像你对权力机构如此信任，”他说，“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