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玛琳准时来到酒店。两位年轻姑娘开车到了普兰迪公园，找到了路边一张僻静的长凳。两人脑瓜凑在一起，足足坐了两个小时。黛博拉上了自己关于间谍工作的第一堂课。
谈到自己所属的地下小组时，玛琳十分谨慎，既没有提及小组的规模，也没有告诉她小组的成员，甚至没有说出小组的领导人雅各布的真名，玛琳称他为帕威尔。
黛博拉明白了，自己今后要留心周围人说的每一句话。她经常有机会见到重要人物，他们提及的哪怕最小的细节都可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即使那些事在她看来无关痛痒。不过，她不能让人察觉到她在认真听，做记录更是绝对禁止。她只能尽量在脑子里将那些事记下来，然后和玛琳见面时，复述给玛琳听。
不过，两人并不总是能按照这个计划行事，因为有时恩斯特会要求玛琳陪他一同去外地出差。他是后备部队的军官，负责军队的后勤给养，因此需要经常出差。这样，黛博拉就不得不等待玛琳回来，才能汇报情报。不久前阿尔布莱希特告诉黛博拉，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得在波兰多停留几个星期。也就是说，六月前他们是不会返回慕尼黑了。
雅各布要求，任何小组的外围人员只能和组里的一个上线联系，绝对不能有另外的联系人。这样，即使黛博拉出了事，也只会牵连到玛琳。玛琳也只知道组里的几个人，而且还只知道他们的化名。她唯一确定认识的人其实只有雅各布。
黛博拉专注地听着，提了几个问题。玛琳精心作答，没有违反地下工作的规定，说出任何不该说的情况。这令她不禁佩服自己。而黛博拉则证明了自己是个孺子可教的好学生，理解快，而且问题也提到了点儿上。不过，黛博拉的下一个问题让玛琳毫无准备，而且马上引起了玛琳的反感：“你是不是爱上这个帕威尔啦？”
还没等玛琳回答，黛博拉就接着说：“啊哈，说吧。我注意到你谈到他时是怎样的了。你可从来没这样说过恩斯特。”她得意扬扬。
玛琳勉强地微笑了下，心里却骂了句粗话，这个机灵鬼的确拥有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她决定告诉黛博拉一半实情：“曾经是你说的那样，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们只是不错的朋友。”雅各布——为了他，她和纳粹狗睡觉，翻他们的公文包和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做这些，她都是为了他。有时候，玛琳恨雅各布，因为他允许她做这些事。
而黛博拉的下一句话打断了玛琳的沉思：“我也想认识一下这个帕威尔，他是怎样的人，长得英俊吗？”
“你是怎么回事，刚才我说的没听明白吗？”玛琳恼怒地说道，“谁，无论是谁，都不能和组里的其他人接触。我是你的单线联系人，这对谁都好。别想着那个帕威尔了，还当他是个浪漫的英雄。我理解，你只有十七岁，不过现在可不是做梦的时候。想好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加入我们，一件小事都会让你脑袋搬家的。他们会把你关起来，殴打你，长时间地折磨你，直到你说出知道的一切。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毕竟你还什么都没有干过。我可以马上从你的生活里消失。”说着，玛琳半抬起身，像要马上实践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似的。
“干吗这么激动，我只是问问而已。还有，我再有几个星期就十八岁了。”黛博拉赌气绷着脸，像只小猫。她看起来突然显得那么幼小，以至于玛琳再一次质疑自己，招募她是不是正确的决定，风险看起来太大了。这个姑娘的确有很好的潜质，但是太不稳定，太善变了。
她内心叹息了一下，还是放弃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她能做的，只有争取牢牢地控制住这个姑娘，别的听天由命，但愿有个好结果。战争已经到了决定性的时刻，玛琳知道没有多少这么好的机会了。
战前，波兰已经出现了反犹运动。而现在，部分波兰人和德国人合作密切，容忍他们迫害犹太人。少有的理智声音已不能再发声。克拉科夫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要么早已逃亡在外，要么已经被纳粹杀害。建于十四世纪的雅盖隆大学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一九三九年，该大学的教授们被驱赶到一处，全部遭到杀害。
地下抵抗组织的规模很小，没得到什么支持，尤其缺钱。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武器。所以了解敌人的每个信息变得十分重要，比玛琳和黛博拉的生命都重要。当然，这些话玛琳不能讲出来。她仍然担心黛博拉真的会甩手不干。雅各布说过，布鲁曼是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从其他渠道搜集到了关于布鲁曼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准确的，也已经足以说明布鲁曼在二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负责灭绝欧洲的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
这也是玛琳加入犹太人抵抗组织（简称ZOB）的原因。她有一半犹太血统，本名是安娜·冯·杜克海姆。
安娜的母亲是克拉科夫本地的加利西亚犹太人，父亲则是德国贵族。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的结合：她是一个斯拉夫裔女佣，而他则是豪门公子。老伯爵认为安娜的父亲有辱家风，一怒之下剥夺了儿子的财产。安娜的父亲是一战时的军官，在一九一八年战争进入尾声时战死在了法国，去世时并不知道自己有了孩子。而几个月后，安娜的母亲也死于西班牙流感。
老伯爵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最终接纳了安娜。在柏林，她在祖父母的照看下长大。纳粹开始送犹太人进集中营时，安娜刚刚通过高中毕业考试。她马上加入了帮助犹太人逃离德国的学生组织。一九三九年初，安娜被盖世太保抓住，落入了暴虐的胡伯图斯·冯·格莱夫的手中。她的祖父动用了所有关系来拯救自己的孙女，为此欠下了不少人情，也花掉了家里一半的资产。
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的一个月里，安娜并没有屈服。恰恰相反，这次遭遇坚定了她为犹太人奋斗的决心。一九三九年初，她违背祖父母的意愿，前往克拉科夫寻根，寻找母亲的家庭成员。结果还真让她找到了，两个年长的姐姐和她们的丈夫张开怀抱迎接了她。
纳粹最终还是到了波兰，到了克拉科夫。同雅各布一样，她也加入了犹太反抗组织ZOB。她改变了自己的外形，化名玛琳·卡尔登，两年来，她过着拥有双重身份的危险生活。
事实证明，玛琳的担心是多余的。
黛博拉一如既往地信心坚定，决意投入这场激动人心的崭新冒险。这让她感到更自由，尤其让她感到自己长大了。让黛博拉由衷高兴的是，她觉得自己成了一种伟大的、有意义的生活的一部分，而阿尔布莱希特对此一无所知，也和她的这种新生活毫不相关。
玛琳又一次谈到了阿尔布莱希特公文包里面的文件。“要是我们把它们偷走，阿尔布莱希特马上就会知道的，对不对？”黛博拉插嘴道。
“我们当然不能拿走那些东西，你这个小傻瓜。我只是看一下，然后拍照，那样他就不会察觉到有人动过它们。不过第一步，我们要好好想想，如何接近那些文件呢？”
“我可以试着拿到保险箱的密码。”黛博拉充满了新人特有的热情，自告奋勇。
“可你要怎么做到呢？站在阿尔布莱希特身后，看他怎么开箱吗？不行，那太明显了。”玛琳摇了摇头，“阿尔布莱希特·布鲁曼疑心很重，他会怀疑的，你没必要冒这样的险。我们几乎不能指望他会粗心到忘记将文件放入保险柜。那样就简单了。他为什么不能让咱俩省点事呢。”玛琳闷闷不乐地说道。
玛琳最后的话提醒了黛博拉。
“恰恰相反！他忘记把文件放进保险柜这种事还真发生过几次，只不过到了克拉科夫之后还从来没有过。对不起，玛琳，我从来没仔细注意过。”
因为自己忽视了这么重要的细节，黛博拉有些怏怏不乐。
她努力回忆着，阿尔布莱希特在什么情况下会先把公文包放在桌上，随后才放入保险箱。实际上，这只会发生在她急不可耐地在门口迎接他，然后将他拉到床上的时候，因为那时他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她有了一个设想：试着转移阿尔布莱希特的注意力，引诱他忘乎所以，以至于暂时忘掉自己的公文包。黛博拉随后会劝说他一起去饭店的酒吧。黛博拉有两把房间的钥匙，可以留下其中一把给玛琳。阿尔布莱希特总是随身带着自己的房间钥匙。走廊上紧靠着他们套间的是酒店的工具间，玛琳可以事先藏在那里。一旦玛琳拍完照片，可以在离开时将房门锁上，把钥匙放到工具间里的某个地方，黛博拉会找机会取回。黛博拉将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玛琳对此不置可否。“一次就得成功，我们可真得走运才行。酒店住的几乎都是德国的军官和官员，要不就是和纳粹做生意的人。我在工具间里藏几个小时可够呛，要是被人发现了，我有口难辩啊。”
她有一个听起来更大胆的建议：等阿尔布莱希特和黛博拉离开房间，她用黛博拉的钥匙打开房门，带着一个开锁的人进入房间，然后打开保险箱。这个计划的问题是：她不知道小组里有没有精通保险箱的人。如果没有，雅各布就要去找一个这样的能工巧匠——这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个知情人。另外，这样肯定会在保险箱上留下蛛丝马迹。而她们一直想避免让阿尔布莱希特产生任何疑心。
最简单的，玛琳想，就是用安眠药。可这个很难搞到，雅各布已经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而且服药后，第二天清晨身体会有反应。布鲁曼这样警觉的人肯定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两个姑娘讨论了好一会儿，权衡着各种方案。
经过了几个回合的讨论，玛琳最终采纳了黛博拉的意见。不过，想到自己即将一夜又一夜在工具间里焦急而无可奈何地等着，还要始终提防着被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她就感到头疼。她躲在那里，要避免发出任何声响，直到听到黛博拉发出可以行动的暗号。如果黛博拉在去酒吧的路上说：“现在我很想来一杯香槟，阿尔布莱希特。”这就暗示着他已经将公文包放入了保险箱，玛琳要取消一切行动计划。如果黛博拉说：“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那就意味着公文包就在房间里，可以行动了。
下一步，她将溜进房间，给文件拍照，然后尽可能无声无息地离开酒店。玛琳必须避免有人认出她来，或是甚至邀她到酒吧喝一杯，在那里，她必将碰上阿尔布莱希特和黛博拉。酒店的某个客人很可能认出她是恩斯特的情人。
接下来的九天里，两人只尝试了四次，因为在此期间玛琳曾陪着恩斯特出差，而且阿尔布莱希特有几次因为神秘兮兮的任务深夜才回来。这样的日日夜夜，黛博拉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连唱歌都不能减轻她心里的压力。
这是黛博拉第一次体验到，有些事情不再是兴趣与喜好，而成了令人心烦意乱的责任与任务。就在玛琳潜伏在隔壁的第一个夜晚，黛博拉十分紧张，和阿尔布莱希特做爱也是草草了事。这甚至引起了阿尔布莱希特的注意，她只得推托自己突然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