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诺亚方舟
古斯塔夫和伊丽莎白一开始就一致认为，他们会创造一个神童。他们很快就商量好了孩子的名字：要是女孩儿，就叫黛博拉，随古斯塔夫过世母亲的名字；是男孩儿，就叫沃尔夫冈，与音乐家莫扎特同名。莫扎特是伊丽莎白心中崇高的偶像。
小黛博拉出生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是双子座。人们说，很多艺术家都是这个星座。的确，幸运之星照耀着这个初来人世间的小孩儿：家中充满了幸福和音乐，父母深爱彼此且都热爱这个孩子，家庭生活舒适安逸。
每当古斯塔夫注视着摇篮中的黛博拉，就会从这个神奇的小人儿身上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同时，发生在这个时代的事情也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有多少人在承受着饥饿的煎熬，对他们未知的将来忧虑不安。
从德国战败到现在屈指一数还不到六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作为军医，古斯塔夫在战争最前线充分领教了战争带来的不幸和痛苦，以及它的毫无意义。
更让他焦心的是战败后国家局势的灾难性发展，如今，他的祖国已被推到了悬崖边缘：十一月革命和德皇威廉的倒台，以及雪上加霜的《凡尔赛条约》。条约向德国要了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导致内战以及魏玛共和国最终的建立。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三十多个政党你争我夺，互相掣肘，争吵不休。
不断抬头的反犹主义尤其让古斯塔夫震惊。针对犹太人的敌意与暴力事件，自德意志帝国崩溃后急剧上升，反犹倾向成了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主要特征之一。最新也是最知名的牺牲品是外交部部长，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广为传唱的“杀掉拉特瑙，这个犹太猪猡”成了现实。他于一九二二年夏天被暗杀。古斯塔夫的朋友马克西米利安·哈尔登，一个社会主义者，政治周刊《未来》的发行人，也被刺成重伤，至今未能痊愈。反犹主义席卷社会各个阶层，尤其在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复古理想主义者中得到了拥趸。犹太人再一次成为避雷针和替罪羊，人们甚至将一战的失败也归咎于他们：反犹主义者给犹太人扣帽子，称他们是胆小鬼，拒绝上前线。在席卷全国的漫画、海报和传单上，犹太人被塑造成了诡计多端的战争受益者。
坦能堡战役的胜利者，陆军元帅冯·兴登堡，一九一九年在魏玛国民大会的发言也为这一局面推波助澜，助长了“有人背后捅刀”的论调。他宣称，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只是由于国内的一些心中没有祖国的人以及十一月革命分子，才被人“背后捅了一刀”。这番言论引起了公众的愤慨，因为兴登堡暗指的对象只可能是犹太人。
这还不够，有关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的《锡安长老会纪要》流传越来越广，该书中不乏耸人听闻的诽谤性内容。古斯塔夫读过此书后只能连连摇头叹气。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一些？为什么人们总是被那些充满仇恨的演讲欺骗？人们为什么会轻信负面的东西？为什么人如此容易被操控？这些问题，他问了自己不止一次。他是犹太人，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此时的德国在纷乱的政治中蹒跚，深陷于无休无止、没有结果的内斗，而德国人民已经失去了生气。战争和随后的政治乱象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
一九二三年十月，半个面包的价格是五千八百万帝国马克。人们推着车，装着分文不值的纸币去买东西，回来时，车里几乎什么都不剩。
人们没有工作，忍饥挨饿，对美好时光失去期望。统治人们的不再是政治，而是不幸。而痛苦和不幸是培育阴谋诡计和极端分子的危险温床。
令夫妻两人欣喜的是，女儿幸运地降生在合适的时机：黛博拉出生于黄金般的二十年代，国家正刚刚开始恢复，慢慢地在希望中重新站立起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由于实行了货币改革和道威斯计划，魏玛共和国踉踉跄跄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扶持，国家开始稳定。
小家伙很早就对各种声音和旋律做出反应。伊丽莎白刚开始哼唱摇篮曲，黛博拉马上手舞足蹈，兴奋异常，挥舞着小胳膊小腿，打着自己也不明白的拍子。
很快，伊丽莎白就苦恼地发现，自己哼歌哄她入睡的目的完全落空。不仅如此，小家伙似乎根本不愿享受没有音乐的寂静。只要伊丽莎白的歌声一停，黛博拉的小脸儿就开始涨红，大声哭闹着要求她加演一曲。
即使是像伊丽莎白·马普兰这样久经舞台历练的女高音歌唱家，不停地歌唱几个小时也已是身体的极限。这同样也折磨着古斯塔夫的神经，他在床上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直到娘儿俩折腾得筋疲力尽，他才能睡去。
长此以往肯定不行。幸好这位父亲不仅是医生，还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他坚信每个问题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于是，一天晚上，他带回了一台崭新的手提式留声机，安置在儿童房内。
从此以后，刚荣升为父亲的古斯塔夫以研究科学的热情与严谨，投入了对小家伙的语音实验。首先看看黛博拉对妈妈以外的女性声音的反应，譬如知名女高音齐尔丝腾·芙拉格斯塔特或是玛丽·嘉顿。结果表明，小家伙喜欢所有女性的歌声，关键是音乐要不停地播放。
然后，古斯塔夫试着播放男歌唱家的作品。他收藏了几张珍贵的恩里科·卡鲁索的唱片。古斯塔夫对此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几乎把他当作神来崇敬。黛博拉也喜欢这位世纪之交的歌唱家的歌声，尤其是他演唱的维尔第《弄臣》中的咏叹调《女人善变》。
然而，这个办法美中不足：一九二四年，留声机唱片的直径只有二十五厘米，需要小心地正确操作，敏感的唱针要时刻保持清洁，需要不时吹去上面的尘土。而且最多只能播放六分钟，远不能像夫妻二人期望的那样，让小家伙入睡。有些夜晚，夫妻两人不得不轮换着，以六分钟一次的频率精神恍惚地穿梭于房间之间播放唱片。这个用来哄女儿入睡的小伎俩远不如预期有效，而且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逐渐变小。
古斯塔夫决心终止夫妻二人的夜巡，于是，玛格达加入了家政队伍，她是厨娘贝塔的侄女。古斯塔夫无意间创造了一种新职业——DJ，这一职业几十年后才真正流行起来。
玛格达是个不起眼的姑娘，油亮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成两条细细的辫子。她腼腆害羞，几乎很少抬头，全部的言辞好像只限于“是，尊敬的夫人”“是，尊敬的先生”“谢谢”。她对婶娘贝塔怕得要命，贝塔的勺子可不只是用来炒菜的。
不过，姑娘小帽子下面的脑瓜却敏捷伶俐。从第一天起，她就对这份差事充满热情，很快和留声机密不可分：清洁它，保养它，更换钝了的唱针，甚至不久就能自己动手处理机器的小故障。对那些唱片，她视如珍宝。为了方便她清洁唱片，伊丽莎白特地送了她两副分指手套。此后，人们发现她几乎从未摘下过手套。
玛格达的到来，终于让家里的夜晚恢复了宁静。随后的几年里，夫妻二人事业发展，黛博拉茁壮成长，所有人都很满意。医生还是将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伊丽莎白对女儿总是看不够。
伊丽莎白每周去雷曼夫人那里接受两次声乐训练。她每天会一边弹琴一边练声，锻炼手指的灵活度——这种时候，黛博拉总是待在她身旁的摇篮里。尽管如此，年轻的女歌唱家很快就开始想念舞台生活，比如与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排练，演出开始前热切紧张的期待，随后的独唱、重唱，以及剧终后观众潮水般的掌声。
她和古斯塔夫谈了自己的想法，很快，保姆克拉拉·诗娜普汗夫人加入了家政队伍。克拉拉上了年纪，而且轻微斜视，不过在既往的雇主们那里口碑极好。于是，她搬进了摄政王广场十号。
两年前，伊丽莎白不得不拒绝的米兰演出邀请，现在终于可以成行了。
观众们没有忘记伊丽莎白·马普兰。产后复出首演的第二天清晨，报纸众口一词，称赞这是大师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指挥棒下有过的最好的维奥莱塔。一位剧评家甚至热情洋溢地宣称，即使在伊丽莎白没有歌唱的时候，她的演出也让人折服——她的表演能牢牢吸引观众。
谢幕时，观众献上的鲜花几乎将伊丽莎白淹没，要求加唱的喝彩声和幕布起落的次数难以计量。
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影响伊丽莎白对女儿温柔的爱。她从未长时间离开黛博拉。她不得不拒绝了所有来自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的歌剧院的邀请，因为这些演出会让她和孩子分离太久。为了女儿，她放弃了自己的国际演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