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乌鸦，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
这么晚才回家，伊丽莎白感到内疚，丈夫肯定在为自己担心。她很恼火，从蒂森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些麻烦，慕尼黑的街道几乎全被封锁了。
女仆刚打开位于摄政王广场的宽敞寓所的房门，丈夫已经大步赶到了门廊，猎犬菲利克斯一路小跑紧跟在后面。
“嘿，古斯塔夫！”她故意轻快地喊道，“真抱歉，我回来晚了，街上肯定出了什么事，男人们又在舞刀弄枪的。嘿，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吗？就是那个最近出尽风头的，他叫什么来着？胡特勒？”
她刚把雨伞和手套递给女仆奥德丽，丈夫就一把抱住她，紧紧揽入怀中。她对丈夫的举动感到有些吃惊，安静地依偎在他的怀抱里。她感觉到丈夫极度心慌意乱。她从未见过古斯塔夫如此失态。
古斯塔夫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原籍维也纳的伊丽莎白是歌剧界冉冉升起的新星。两人刚结婚几个月。从初次相见到举办婚礼，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因此流传着关于两人的种种闲话，毕竟这么短的订婚时间让人浮想联翩。然而伊丽莎白和古斯塔夫完全不把闲言碎语放在心上，一天也不愿多等。
伊丽莎白是个感情强烈、充满激情的女子，她的冲动有时近乎神经质的不安。伊丽莎白受内心不可名状又不知如何消解的渴望驱使，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在生活中疾行，无暇体味生活的质感。直到在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她遇到了古斯塔夫，折服于他的稳重冷静，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古斯塔夫小心翼翼地缓和了她湍急的生活节奏。
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天性依旧。对她时不时的出格行为和不守时的习惯，古斯塔夫总是宽容以待。这种宽容来自新婚燕尔的幸福，也是因为他冷静的性格以及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年纪。
伊丽莎白对古斯塔夫一贯沉静的性格十分了解，此时不由得吃了一惊。肯定出什么事了！他的不安肯定不是因为她的迟归。她迅速回想了一下今天的遭遇。
每隔两周，伊丽莎白都会在赛茨大街的Sixt租车行租一辆带司机的奔驰车，去探望守寡的母亲玛利亚·卡斯格，并在娘家住上两天。妈妈住在阿默尔湖畔的小城蒂森的一栋小房子里。伊丽莎白用自己的第一笔演艺收入为母亲购买了这栋离慕尼黑两个小时车程的房子。除了有点儿风湿，卡斯格夫人身体十分健康。
今天早餐后，她和母亲在阿默尔湖边花了很长时间散步。吃过午餐，喝过咖啡后，司机按约定的时间来接她返回。
伊丽莎白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她父亲除了做什么都很倒霉以外，毫无特别之处。
一九一〇年，那时伊丽莎白刚刚十岁，她父亲在一笔投机生意中，将继承来的皮鞋作坊连同位于特里津大街的房子一同赔给了一个靠不住的投机商。全家人不得不搬到维也纳城外一处潮湿的住处。
那个时代维也纳人特殊的魅力，在工匠卡斯格身上展现得恰如其分。他没什么可指摘的，家中的两个女人爱他胜于一切。可惜他没能看到女儿功成名就的那天：一九一四年，为了报复塞尔维亚人刺杀奥匈皇储斐迪南的怯懦行径，他热血沸腾地加入了帝国军队，是第一批入伍的人。他也是随后第一批为国捐躯的人。正如前文所述，他是个倒霉蛋。
中午和母亲喝了不少咖啡，在从蒂森返回慕尼黑的路上，伊丽莎白感到内急。她本想让车掉头，找个干净整洁的旅社，但忽然想起，自己的朋友海尔格·普钦格尔在乌廷有座小农庄，离这条路不远。她记得海尔格前段时间常在农庄逗留，决定碰碰运气。
尽管都在慕尼黑的声乐教师莉莉·雷曼那里学过唱歌，但这两位年轻姑娘直到半年前才相识。海尔格和伊丽莎白岁数相仿，两人相识后马上成了好朋友。她们无论是外形还是脾气秉性都有天壤之别。海尔格身材高大，满头金发，性格审慎温和；而伊丽莎白娇小温柔得像只小鸟，长着一头油亮的黑发，活泼好动。
伊丽莎白自然很快结识了海尔格的丈夫布比。布比受洗证书上的名字其实是埃贡，不过小时候的昵称一直陪伴着他。伊丽莎白从未见过谁有这么“恰如其分”的昵称。布比身体的所有部件都好像大了一号：手、脚、鼻子和头。他壮得像头牛，说话粗声大气，显得有些粗野。不过，他弹得一手好钢琴，优美而富有激情。伊丽莎白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因此，她很快把布比当作了音乐上的知音。
伊丽莎白和古斯塔夫曾受邀在一个周日到普钦格尔夫妇家做客。尽管古斯塔夫对妻子给予布比的评价不以为然，也不得不承认海尔格的丈夫博览群书，很有教养。布比出生于慕尼黑当地的名门望族。他家拥有一个以家族命名的艺术出版社。因此布比·普钦格尔能去国外，在哈佛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大学毕业后，他在纽约工作了几年，管理家族在那边的艺术品生意。
那天下午，两个男人在火炉边抽着雪茄，进行了一番热烈的讨论，其间谈到了既不会游泳也不走运的路德维希二世。当时布比打算写一部关于他的书。
当伊丽莎白到达好朋友在乌廷的农庄后，发现自己的运气不错：一天前，海尔格刚带着儿子小埃贡和女仆从慕尼黑过来。海尔格因为这次不期而遇十分高兴，邀请好友一起喝正宗的现磨咖啡。
将司机安排到附近的旅社后，两位女士度过了一个闲适的下午，时间一晃就到了傍晚。
十一月天黑得很早。尽管如此，当餐厅的座钟突然敲了七下时，伊丽莎白还是吓了一跳。海尔格的女仆马上被急急忙忙地派去通知旅社里的司机。
海尔格正要劝说好友为了聪明起见，今晚就在乌廷留宿，门外响起急切的敲门声。
海尔格以为是司机来了，亲自过去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一群全身脏污的男人，一个个看上去筋疲力尽，紧张地环视四周。
尽管对这群不速之客的造访感到吃惊，但海尔格克制住自己，没有显露出惊讶。
后来，海尔格和伊丽莎白谈起这事的时候说，她当时马上意识到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否则丈夫不会在前一天没做任何解释便匆匆将她们母子送到农庄。
相反，伊丽莎白却根本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对于音乐之外的世界，她几乎提不起兴趣，更别提那些只有男人们才疯狂热衷的事情，什么共和国啦，政治啦（她认为这些事无法激起人们的灵感）。要是没有不谙世事这个词，就该创造这么个词用在伊丽莎白身上。
领头的男人脸色苍白，胡子拉碴，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轻便短大衣。尽管这些人不请自来，海尔格还是极有礼貌地请他们进门。另一位男子自称舒尔茨博士。其他人则一言不发，警觉地分散在门外。
伊丽莎白本就在赶时间，恰好司机的车到了，所以只是草草地相互认识了下。她注意到，那个穿轻便短大衣的人好像肩膀受了伤。
那人的一瞥瞬间让伊丽莎白有种蹊跷的感觉，想要赶紧逃离这里。她几乎有些失礼地匆忙和海尔格道别。好在此时海尔格的注意力几乎全落到了这群可疑的到访者身上。
古斯塔夫轻轻地将她推开一些，打断了伊丽莎白的思绪。他迷惑地问道：“你刚说什么，伊丽莎白？你今天遇见了谁？”他说着将她领进客厅，随手关上了门。
于是，伊丽莎白将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述给古斯塔夫听：在探望母亲后，她顺路到乌廷拜访了海尔格，在那里见到了一个面色苍白的奥地利人。至于他的名字，伊丽莎白想不起来了。
“我的上帝！”古斯塔夫喊道，脸色变得更加苍白，还摇晃了一下臂弯中的伊丽莎白，“那是希特勒！你见到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整个慕尼黑都在找他！昨天这个罪犯试图发动政变。他现在藏在普钦格尔家？”
“哎，原来就是因为这个街道才被封锁了。回家的路就像令人作呕的障碍赛，古斯塔夫，所以我才这么晚回家。我们得……”
“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伊丽莎白。”古斯塔夫打断了伊丽莎白的话，以前他可从未这样过，“重要的是你回来了，而且没出事。外面死了很多人。我担心得都快疯了。我需要先来杯白兰地，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一饮而尽，随后急切地说：“听着，伊丽莎白。不要告诉任何人你今天遇到了那个家伙，尤其不要透露地点。海尔格和布比被牵连已经够糟糕了。我不想和那个家伙有一丝关联，他非常危险。”
随后他详细讲述了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的晚上，发生在慕尼黑的影响深远的事件。
巴伐利亚州一个日渐崛起的政党，昨晚在慕尼黑的公民啤酒馆发动了一场政变。今天中午，政变分子在市区行进，在经过音乐厅广场的统帅堂时遭到了忠于政府的军队的攻击，战斗中死了二十多个人。
政变失败了，发动政变的头目及同党正在逃亡。
古斯塔夫依然沉浸在这起令人气愤的事件中。一场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的政变！难怪现在的慕尼黑就像即将烧开的热水壶，城里到处都在缉拿逃亡的政变分子。
广受认可、功勋卓著的一战将军鲁登道夫，已经因为参与政变被逮捕，被捕时一身戎装。
为缉拿元凶，巴伐利亚州州长兼临时总特派员冯·卡尔骑士下令动用一切国家政治力量。冯·卡尔对希特勒有公仇私恨：希特勒曾将他禁闭在公民啤酒馆里长达数小时，羞辱他，并拿枪逼着他签署了成立新政府的书面批准书。这个新政府“要从危机与耻辱中挽救德国”。
这个组织政变的家伙甚至不是德国人，而是个奥地利人！去拯救你的奥地利，别碰我们德国人 ，古斯塔夫气愤地补充道。
古斯塔夫还没有跟伊丽莎白讲完昨晚令人震惊的事件，屋外便响起了门铃声。
女仆奥德丽去开门，随后通知道：“医生大人，是接生的急诊。”随后又补充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是臀先露胎位。”奥德丽和社区的助产士十分相熟。不管对方是否主动问她，她对每件事都表示感兴趣。因此，大家私下里都称她为社区的万事通。
热心的奥德丽拿好大衣，医生钻进衣服，接过准备好的出诊箱，戴上帽子，匆匆吻别妻子，急忙出了家门。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期盼着他的帮助。
起初，医生打算结婚的计划让女仆奥德丽寝食难安。医生的父母相继过世后，这六年来，其实是她一直独自掌管着医生的生活。不过在奥德丽眼中，医生无论做什么都是优秀和正确的，所以，她的不安很快便平息了。
此外，仁慈的医生夫人的名气，也提升了奥德丽在摄政王广场一带女佣圈子里的声望和地位。而且，医生夫人从不干预她负责的家务事。她还奢望什么呢？
奥德丽简直就是健康的代名词，她有健康的肤色，以及更健康的好胃口。她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不知为什么，也无法解释，她对打雷有莫名的恐惧。只要开始电闪雷鸣，她就会毫不迟疑地躲到有拱顶的地下室，谁也找不到她。
医生有一次开玩笑说，她肯定正和汉斯一起建造诺亚方舟。男仆汉斯和奥德丽总是如影随形。这句名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在家中的成员之间流传开来。谁要是找不到奥德丽，别人就会告诉他：“奥德丽正在造诺亚方舟。”
多年以后，当家里人回忆起那段在慕尼黑家中的快乐时光（那段纳粹党还没有上台的日子），他们总是称之为“诺亚方舟时期”。
奥德丽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秩序和整洁。家中的井井有条反映了奥德丽的信条，因此大家也乐意原谅她的洁癖。此外，奥德丽有一颗豪爽的巴伐利亚之心。这颗心早就属于男仆汉斯这个质朴善良的小伙子了。
伊丽莎白第一次看见汉斯时，不禁脱口而出：“老天，好英俊的小伙子，简直像被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创造出来的。”她说得有道理。汉斯的身高近两米，放在以前，肯定是腓特烈三世或者他父亲——有着“士兵国王”之称的威廉一世的近卫军最理想的候选人。人们依旧津津乐道于他们传说中的“巨人保镖”。随着王朝的终止、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魏玛共和国无休无止的政治纷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开始怀念普鲁士时代的光辉岁月。
人类天性如此：在混乱的年代，人们就会寄希望于未必存在过的旧日好时光。将政治玩弄于股掌间的人善于利用这种难以满足的需求。
汉斯并不知道，他正是符合纳粹党宣传的优秀种族论的男性典范。他的哥哥弗朗茨是更为粗野的翻版汉斯。一九二一年加入冲锋队后，弗朗茨的生活就是唱军歌、嘶吼和游行，很多时候三者同时进行。生活中充斥这些玩意儿，不难想见还能留给一个人多少思考的时间。不管怎样，奥德丽就是这么想的，她极其厌恶汉斯这个兄弟。
汉斯本人毫无主见，完全按他的奥德丽的意愿行事。
而对弗朗茨的瞎折腾和他那个面孔苍白的革命领袖，奥德丽顶多轻蔑地用鼻子哼一声。一次，汉斯又在复述他哥哥对希特勒的颂扬，奥德丽训斥他：“走开，别再提那个大忙人和他鼻子下面那撮轻浮的小胡子。”依奥德丽的想法，一个男人没有像样的胡子，就足以证明他的无能了。
这点情绪本来算不上什么，但奥德丽还是发过一回脾气。事情的起因是汉斯问她，如果他照弗朗茨的愿望也加入冲锋队，她会不会支持他。像往常一样，汉斯依从了奥德丽。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至少当时他们俩都这么认为。
医生夫妇住在摄政王广场边上的宏大宅邸里，这座青年风格的建筑建于一九〇一年，是医生父母留下的遗产。一家人住在楼上第五层和第六层的十间房里。医生还有一个兄弟，是个还算成功的画家，和妻子住在纽伦堡。
医生的诊所在大宅的一层。家里有三个仆人，除奥德丽以外还有厨娘贝塔和男仆汉斯，住在顶层各自的房间里。
二层租给了极其富有的美国人。不过没人确切地记得，最后一次在宅子里看到他们是什么时候。奥德丽一口断定，是大战爆发前两年的事了。不过，租金和各种分摊费用总是准时汇到古斯塔夫的银行账户上。
三层也空了很久，眼下正是经济危机，估计还要空置很长一段时间。四层住着一位退休的将军。他太老了，军队一九一四年时就不想要他了。他身躯巨大，走路时很吵。谁在楼梯间里撞见他，算是不走运。人们会觉得，他单枪匹马就能为德皇威廉打天下，赢得战争。事实上，他也的确是十九世纪的活化石。属于他的独特标志包括单眼放大镜、手杖、双排扣礼服配高顶礼帽，以及别在胸前的一堆闪闪发亮的勋章，比行军时使用战鼓和横笛伴奏的年代还要落后。
言辞刻薄的长舌妇们——奥德丽无疑是其中之一——会说，他甚至睡觉时也把勋章别在睡衣上。不过，老将军最棒的地方就在于他几乎全聋。这样的邻居对音乐家来说再好不过了，从未露面的美国人也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