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时，我给蕾切尔谈了她这次醉酒晚归的后果：感恩节前不得外出，不许约朋友出去玩，不许去商场，更不许夜间外出，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她得为自己撒谎的事情给希尔森夫人写道歉信，还得每周两次到施粥所当志愿者。
“那‘科学俱乐部’呢？”她问。“就要学化学了，我还能去吗？”
我想了想。“可以，这个允许。”
她立刻眉开眼笑，将麦片粥喝了个精光。我曾想象着她在满是灰尘的地下室里度过少年时光的情景：玩弄晶体管、晶体检波器和二极管。不过，嘿，如果这意味着她不去参加狂欢派对或是在公园里喝醉，我倒宁愿再奉送一套化学试验器械的。
送她上学回来以后，我换上黑色加菲尔德马克思套装，朝市中心驶去。高速公路正堵车，其时天色昏暗，阴云笼罩，寒风刺骨，残叶翻飞。11月已经降临；来年4月以前若能见到太阳，那就算幸运的了。
90分钟以后，我走进了戴尔·里迪的办公室。这次她身着灰色套装，款式和上次那套藏青色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今天她要么是衣服颜色不好，要么就是没有睡好——反正看上去比英国人通常的肤色更显苍白。
“你好吗，艾利？”她转过办公桌，走上前来和我握手。
“很好。你呢？”
她领我到咖啡桌。“我现在急需看到计划书。”今天没有闲谈。我找出自己准备的那份，纳闷着究竟是什么事情让她不安，但心里明白自己不能问。
“我自认为做得还不错，”我说。“但的确还有几个问题，都标上了星号。”
她接过计划书。“我这就看看吧。”
她看的时候，我四下望了望。她将儿子们的照片挪上了另一只搁板，那些日报则码在一张椅子上。跑鞋则不见踪影。难道冬天她就不跑步了？
“这段很好。”她指着第2页上的一段。“尤其是关于我们领导者作用的内容。”
这本来就是你灌输给我的，我原想这么回答。“谢谢。”
她将文件翻着看完。“不错。我想这个就行。当然，我得拿给特里布尔看看，再花点时间……”
“特里布尔？”
她手指朝门那边点了一下。“我的上司。”
我记起那个年纪较大、头发灰白的男人；他神情冷淡，甚至有点爱责备人的样子。我的表情肯定暴露了自己的顾虑，因为她接着说，“哦，不用担心。他放手让我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到了下午他通常都要醉倒的。”
我们会意地对视了一下，然后她转向最后一页。“咱们来研究研究预算的事儿，好吗？”
我清了清喉咙。“不知道你是想让我从芝加哥带人员过去还是在那边找。怎么都行。”我朝前探了探身子。“也不知道你想在后期制作上投多少钱。”
“后期制作？”
“就是编辑和特效，还有复制。但特效是主要考虑事项。如果我们……”
“复制？”她轻轻敲着铅笔。“我们要复制什么？”
“我们得知道——在某个时刻——你们打算要多少份成品拷贝。我们要用到复制服务，依据你们订购的成品数量享有不同折扣。我这里做了个列表。”我指着页底的排列项。
“哦，明白了。”她朝我苦笑了一下。“不过请告诉我。你们对未完成录像带做多少拷贝？”
“未完成？”
“你们在现场拍摄的那些录像带。”
“你是说我们在现场拍摄的原始带？”
她点点头。“如果你们这么叫的话。”
我耸耸肩。“原始带我们通常不做拷贝。大多数客户对原始素材不感兴趣。他们只想得到成品。”
她皱皱眉头。“可我在电视上不是听说你们做了一个录像带拷贝吗？”
我克制自己不要发作。“那是给水区做的录像带。那……那是个特殊情况。”
“你们什么都给他们做了拷贝吗？”
“没有。他们的原始带我们都还给他们了。至少绝大多数还了。”轮到我皱眉头了。她问这个是要干什么？“不过录像带是你们的财产。如果你们认为要用到拷贝，我很乐意给你们做。”
“呃，好了。我也不能肯定。”
“绝大多数客户都想让我们保存录像带。这样他们就会有安全感，不担心会遭到损坏。”我说过后缩了一下脖子，但戴尔已经扬起了眉毛。
我竭力改口。“呃……水区的情况不合常规。算是个例外。”
“确实如此。”她的眉毛平展了。“不过，你们将所有原始带都还给他们了？”
“不是所有。出于安全原因，他们只想要显示过滤厂和抽水房运作情况的那几盘。”
“当然。不过……”她顿了一下。“……你怎么能在审判时用到那盘带子的？”
空气中传来沉闷的丁零零的声音。
“该死。我以为关了。”她拉开抽屉，拿起一部手机，看了看显示屏，然后关掉开关。“对不起。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
“没什么。其实，审判时播放的那盘带子，本来就不必归还。那只是一场情景再现，还请了演员，还用了几十年前的服装。我们只是拍摄了内景。也许我们本可以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拍的，没有人会知道其中的区别。”
她笑了。“可不管怎么说，你们最后还是做了拷贝，好在审判过程中使用。”
“是的。”我对她提这些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但她是客户啊。
“这么说，你们做了多少……”
她的办公电话响了。“老是响个不停。”
她回头看看我。“我让秘书接。也给她点事情做，省得一天只晓得看《国家问询报》。”
但电话响个不停。她不耐烦地看了看电话，然后拿起建议书，用纸边在桌子上敲着。终于，电话铃声不再响了。她摊开计划书，双手紧扣。
“好……”
我正要接着说下去，突然听到敲门声。“什么事？”
门开了一道缝，一个黑发女子探进头来——肤色更黑。“对不起，里迪女士，有一位萨姆先生说现在得跟您通话。”
戴尔紧绷下巴。“跟他说，我给他拨回去。”
“他执意要您接。”
“拉维尼娅。”戴尔冷冰冰地说道：“我跟你说了——我给他……”
那个女人紧张不安起来，那表情在说，如果你再不接听，可不是我的责任。
戴尔明白了她的意思。“哦，不要紧。我来接这个该死的电话。”
拉维尼娅退了出去，看起来是如释重负。戴尔跺着脚走到办公桌前。“白痴。连怎么过滤电话都不会。”
我在座位上扭了下身子。
她拿起听筒。“什么事？”顿了一下。“不。”又顿了一下。“对。”
我站起来，信步走到窗前，尽量离她远一些。只见云层已然升高，天空依旧阴暗。这间屋的窗户比大多数办公室窗户都要大，如果我紧贴窗玻璃，尽管窗户是面向南方的，也能看到东西两个方向。西边是卢普区的核心，由各种不规则形状的建筑拼合在一起，甚至还能看到从肯尼迪高速与丹·瑞安高速交叉口向西延伸的艾森豪威尔高速公路。任何一条，都是数百万人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听我说。”戴尔的声音变得更为焦躁。“我来处理。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回电话。”
我朝另一边看去。那一连串不断变动的黑点，就是湖滨大道上的车辆。今天的密歇根湖呈现出炮铜色，空寂而寒冷。我将前额贴在窗玻璃上，刚好能辨认出远处的抽水房。如果我将脖子朝左边再伸长一些，或许还有可能看到海军码头。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窗玻璃边有个什么东西一直沿着窗户延伸。起初，我以为那是条裂缝，便伸出手指去摸，但感觉到的是个隆起的东西，而不是平滑的。我用一只手指从头摸到尾——原来是一根纤细的电线，包了透明绝缘层，用带子捆扎在窗户上。它很不起眼，若不专门寻找，是不会注意到的……
我退后一步，用双眼将它经过的路线打量了一番。
电线下行到地板，穿过地脚线，转过墙角，到了戴尔的桌子后面。我抬起头。戴尔正看着我，手里握着听筒，可当她看到我在看她，就猛然将眼睛看向一边，把听筒放在了电话机座上。
她没有说话。我也没吭声。
蕾切尔的“科学俱乐部”老师说，天线的位置很灵活，放在哪里都行。可在回家的路上，我纳闷戴尔·里迪的窗户里怎么会有一根天线。难道那里有无线电装置？石油公司和抽水房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当然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或许戴尔有个短波收音机。或有个业余无线电装置。或许戴尔用它来和留在英国的儿子们保持联系。母子相隔万里之遥，有点空就鼓捣些这样的东西，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不过，设备的其他部分呢？她为何对此一言不发？因为从我发现天线时她的表情看，显然我不应该看到那东西。回想起来，我们整个会面过程中她的举止都很奇怪。关于培训视频的讨论只是敷衍了事。初次见面时的热情不见了踪影。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录像带的复制情况。
我回想了一下我们的谈话。她似乎搞不懂原始带与剪辑带之间的区别；她不停提到水区录像带，想知道我们做了多少份拷贝，我是否归还了原始带。
我胸口一紧——她是在不停地询问在抽水房拍摄的录像带的复制情况！那盘被无线电频率干扰损坏的带子！
我驱车向西，行驶于安大略街上。那些熟悉的地标建筑都笼罩上了不祥的气氛，显得比先前更加昏暗，更加庞大笨重；街上的车辆，无论是小轿车还是货车都开得更加野蛮，行人也斜睨着眼睛，样子吓人——那盘录像带怎么就他妈的那么重要？
先是勒琼来问。现在是戴尔·里迪。而戴尔的窗户上有根电线，还有一条通向抽水房的径直视线。
回到家后，我翻出勒琼的名片，拨了他局里的电话；语音信箱响了起来。我留下一条信息，说是得跟他谈谈与戴尔会面的情况。两小时以后，我依然心绪不宁。
到学校接了蕾切尔返家的路上，我假装考考她，实则技术咨询。
“宝贝儿，记得你们‘科学俱乐部’老师在家长日那天带去的那些无线电吗？”
“当然了。”
“它们是干什么用的？”
“哪些？”
“不是有个叫信息包的东西吗？”
她点点头。“哦，拿东西太棒了。”
“为什么？”
“一旦将它和电脑相连，你就什么事情都能做了：传输语音、数据啊，发送信号让事情发生啊。”
“真的？”
她猛然转过身。“家长日那天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了，你没有听吗？”
“我听了，你表现得很棒。”
她点点头，似乎这恭维话理所应当。我接着将车停进车库。
“不过有个事情要请你讲一下，蕾切切。如果你想的话，能用无线电只发送一个信号吗？你知道，一次只是一下？”
“当然能了。”她指着车库门的开门器。“那个东西就是那样的。”
“明白了。可你还是得要有一根两个点之间有视线的天线，对吧？即便只是一个信号的情况？”
“嗯，咄。”
我上楼去换衣服。套服挂起来以后，才感觉到舒心自在了，不禁反思起来。我可能想多了。要是那根电线不是戴尔的呢？如果是先前使用那间办公室的人留下的呢？她来美国的时间并不长。又或许她的前任喜欢短波或业余电台，而戴尔搬进这个办公室以后，一直没有时间拆掉它呢？
而且，就我所知，戴尔今天的表现可能和工作有关。天知道她是不是处在一个压力巨大的环境之中！要么就是她陷入了政治上的麻烦。这样的事不足为奇。积极投身工作的女下属胜过了上司。可要是这个上司是个老派男人，你猜猜，会是谁受到不公正对待？
我穿上牛仔裤和圆翻领毛衣，来到外面耙树叶。福阿德好久都没来了，草坪上落了厚厚一层树叶，湿漉漉、沉甸甸的，并且沾带些黑腐物，耙起来就像挪石头。我清理了一片草坪，将枯叶装进袋子，然后拖进车库。半个钟头还不到，身上就开始出汗，双手感到刺痛。我只好回到屋里。看来，要给那些鳞茎植物覆盖根部，使其安全过冬，还得另找时间。
回到厨房，恰好遇到蕾切尔猛地打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一把扯下拉环，一口气喝得只剩半罐；接着打了个又长又响亮的嗝儿。
“好爽。”一股寒气朝我飘过来，我连忙关上冰箱门。
“唔……”她又痛饮了一大口。“对了，”她边说边往外走，“你在外面的时候他给你来电话了。”
“尼克？”
她好奇地瞟了我一眼。“不。是大卫。”
“哦。”她咚咚咚地上了楼。
饭后我给大卫回电话，可他没有接。我留了个语音信息，然后浏览了一会儿电视频道。最新的消息全是报道对那个恐怖分子的审判。他自作辩护律师，怒斥美国司法体系的不公。我关掉了电视。
查看电子邮件后，我开始清理书桌。
我对家务活儿很随意；有个十几岁的女儿，也只能这样了。唯一的例外是当我感觉生活慢慢失控的时候——我会像一队清洁女工一样，在整个房子里四处出击，整理啊，打扫啊，擦洗啊，似乎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条以后，我的大脑也会魔法般地跟着如此变化。
我将碎纸片、橡皮筋和糖纸掷入垃圾篓，然后将桌上的所有东西挪到一边，把桌面擦了擦。顺手拿起两本平装书，看到其中一本露出一角黄色纸片。扯出纸片。原来是从戴尔·里迪的便笺簿撕下的那张纸：酒店号码压痕、阿卜杜勒房间号。
这两者有联系吗？有可能。
仅仅几周之前，他还说自己从没听说过戴尔·里迪、甚至不知道她是男是女——我浑身陡然不舒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