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寒风吹动，树枝摇摆；经历了派对刺耳的喧闹，反而觉得寒风给人以抚慰。开进我家车道时，虽然也看到路边上停着一辆银色跑车，但并没多想；直到蕾切尔一声尖叫，我才警觉起来。
“妈妈，瞧！我简直不敢相信。Spyder！就在家门口！”
“蜘蛛？”我哆嗦了一下。
“我说的是跑车，妈妈。这是有史以来最炫的几款跑车之一。”
“炫？”
“就是酷的意思，妈妈。炫就是酷。”
我看了看；但我对车不太懂行，对青少年中流行的话语也不熟悉。
“瞧，妈妈，有个人要下车。”她伸长脖子，打了个口哨。
我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但见下车之人是尼克·勒琼，笑声戛然而止。我停下沃尔沃。
蕾切尔看了我一眼。“你认识这个人？”
“你也认识呀。他上周来过这里。”
我下了车，理了理上衣。勒琼靠着车身而站，身穿牛仔裤与黑色皮夹克，头戴“酷炫鼓手”帽，帽檐拉得很低。我走过去，知道他的目光正从帽檐下射向我。“勒琼探长，再次光临寒舍，有何贵干啊？”
“这是你女儿？”目光射向我身后。
我转过身。蕾切尔正好奇地盯着他。“蕾切尔，这位是尼克·勒琼。”
他掀起帽子。“简直和妈妈一样漂亮。”他伸出手去。
我看到蕾切尔脸红了——尽管光线很暗。
“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跟你说过我会找你的。”
“挑个周末？”
“特工没有休息日，chér。”
“这话我同意。”
我装出上下打量他的样子。“请问，何事可为你效劳？”
“一起坐车出去一趟，希望你能赏光。”
蕾切尔吸了一口气。
20分钟后，我挤进了那辆Spyder，和蕾切尔贴身坐下。我换上了牛仔裤、工作靴和一件厚夹克。勒琼绕社区转了一圈，巡游了那几条主街——车子严重超速。蕾切尔不停问他些汽车方面的问题；看上去他还真的很乐意回答。我时刻注视着路面情况，时断时续地听他们说个不停。北岸这一带，我们社区的警察抓超速者远近闻名；因为他们常常潜伏在小街上，等待战机，突然出击。
谢天谢地，今天居然没碰到一个警察。到了卡蒂家门口，蕾切尔满面笑容下了车，并答应11点之前回家；要是需要去接，就会打我的手机。她随即跑着进去，肯定会将自己的奇遇告诉卡蒂和其他人。接着勒琼开上伊登斯高速公路，驶向市中心。
“你倒交了个朋友，”我说。
“她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最棒的。”
“对小汽车还懂得挺多呢。”
“蕾切尔？”
“她知道这款车的型号、马力、扭矩；甚至知道手动传动没有离合器。”
我朝下看了一下。果真如此，地板上没有第三只踏板。
“现在是电脑控制了。”
我用手捋了一下头发。我先前才该细心听他们说话的。她是从哪里知道那些东西的？她父亲，还是其他人？比如说某个刚拿到驾照的小毛孩儿？我是否应该担心？
“你想知道是谁教她的，是吧？”他知道我在想些什么。“还有，她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的手一下子落在膝上。这家伙对自己倒挺自信，也许他以为自己是上帝送给伸张正义群体的礼物——也是送给女人们的礼物。
他开着车小心穿过车流，没有再说话。Spyder的座位比一般的车里的低，我不太喜欢，但平衡性能确实很好，他的驾驶技术也没得说。
“今年春天买的，”他说。“是我对自己工作20年的奖赏。”
我这才想起跑车是单身汉才会买的东西。除非这个人钱多得可以烧着玩。FBI特工不会这么有钱；就算这么有钱，也不会拿来炫耀。“你干特工有20年了？”
“没错。”
“可你说自己来自卡真乡野。”
“82年就在这儿了。”
他又不说话了。Spyder从容不迫地穿过车流。空气清新，路灯闪耀。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如此舒畅的感觉；要去哪儿已经无所谓了。
车到富勒顿，朝东驶去，到了林肯大道再向南行驶。这儿的街道建好以后，尽管曾经有大量的雅皮士居住于此，街容街貌依然如故，极少变化。
不过，或许添了些假煤气灯和锻铁工艺品，也还保留了许多原来的餐馆与会所。此处曾是布鲁斯酒吧的圣地，有些酒吧至今依然在营业。可是，曾经伸出高于街道20英尺砖墙的那辆雪佛兰汽车的前半身不见了，下面的布鲁斯俱乐部也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泰国餐馆，门面单调乏味。
“我也很怀念这个俱乐部，”他看到我凝视的目光，说道。
我们在紧靠林肯大道的一家停车场下了车。虽然夏天才是芝加哥最好的季节，但人们要到1月才会减少外出；尽管天气严寒，人行道还是挤满了人。转过街角，听到一只萨克斯管在哀诉；原来是那个周一到周五都在密歇根林荫道大桥上驻守的男人，他今晚来这儿挣外快了。勒琼朝他的钱盒里投了一张钞票。
“去哪儿？”我拉起夹克拉链。
“我觉得，咱们可以去喝一杯……听听音乐。”
“喝一杯，听音乐？”
“要是你没有其他安排……”
没等我回答他就推开了“布鲁斯小街”的门；我们走进一个很大的房间。屋里香烟缭绕，自动唱机里飘出“马迪·沃特斯”的歌声。
20张桌子围着一个舞台，半数桌子坐满了人。一只吊扇的叶片懒洋洋地转着，怎么也吹不散浓浓的烟雾。
我在一张桌子边坐下，勒琼走向吧台，端回来一杯扎啤和一杯葡萄酒——他怎么知道我喝什么？
“好吧，”我说。“到底什么事儿？咱们干吗大老远来这里？”
“你喜欢布鲁斯吗？”
“是啊，可是……”
“呃……”
一个穿牛仔裤和绿色紧身毛线衣的女人从我们身边挤了过来，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勒琼，擦着我们的桌边而过，把勒琼杯子的啤酒也弄洒了几滴。勒琼假装没看见，攥起拳头随着音乐在桌子上打着节拍。
连复段结束的时候，他看向我。“你可真有胆量，chér。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去德帕尔马家里——那可是要点勇气的。还有你应付莫雷利的法子——不让别人跟你废话。”
这算是调查局的正式表扬？我就是因为这个来了这里？
“我跟你说过，那是孤注一掷。”
他笑了。“梭罗说，‘智慧之特征，乃是从不孤注一掷’。不过你可以例外。”唱机安静下来。“好了，艾利·福尔曼。你怎么干上影视制片这一行的？”
这家伙像只苍蝇一样跳来跳去，让人琢磨不透。他到底是非常狡猾呢，还是根本就算不上称职的特工？
我的酒杯好像没有拿稳，连忙伸展手指牢牢握住。“8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看电影《老黄狗》，我哭得很伤心。后来我和最要好的朋友又去看了一次，发觉自己是让人捉弄了。我就想搞明白电影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笑了起来。“我猜对了。你就是个瓦尔凯莉娅。”
一个文学特工？真是个活生生的矛盾修饰法！
“梭罗说，宁肯捉弄人，不让人捉弄，”我说道。
“不留俘虏。”
“战争是灾难。”
“C\'est vrai，ma petite.”
“说起被人捉弄，你那些chér、petite是些什么玩意儿？”
他张嘴笑得更厉害了。“我们家乡那边就是这么称呼我们的女人的。”
“可惜你不是在家里，我也不是你的女人。”
他转开脸。旁边一张桌子的烟雾飘了过来。勒琼起身离开桌子。有那么一瞬间，我开始责怪起自己来。我是否过于尖刻？太伤人感情了？他生气了吗？或许我不应该这么尖嘴利舌，至少应该有礼貌些。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又端来一些饮料。
“好了，”我笑着说。“你怎么当了特工的？”
他靠着椅背。“想抓住那些坏蛋。”
“哪些坏蛋？”
“首先，那些做石油生意的。”他呷了口啤酒。“我爸爸试过办一家vacherie，可血本无归。”
“Vacherie？”
“就是牧牛场，”他说。“他失败了，就在石油公司找了份工作。干了20多年，只因失去了一条腿，公司就解雇了他；只差一年就退休，可公司再也没有给他一分钱。”
我蹙起眉头。
“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儿——至少在我们那里是这样。该死！甚至‘大佬’也治不了他们。”
“大佬，”我说。“大佬休伊·朗？”
他点点头。“他当州长之前，起诉了一家石油公司。试图为我父亲那样的工人取得补偿金。但他败诉了，仍然坚持为小人物的权利进行斗争。问题是，利益集团很讨厌他；所以，10年后那家石油公司又设法起诉他；不过他们也败诉了。”
“听来不错。”我扭了一下身子。“可在我看来，反抗企业贪婪的斗士名单中，联邦调查局可排得并不靠前呀。”
“你等着瞧吧。”
我曾给一家地下报纸撰稿。年轻时，我读了“3M”，即马尔库塞、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以后，就想努力成为一个革命者。但很不幸，没有成功。人家说我资产阶级习气太重，说我顶多能去管理一个安全藏身处。“你核查过我的资料。”
他没有回答。
“那你应该知道，我已经不做那些事了。”
“算不了什么，我也不追查聪明人的。”
“那你干什么？”
“带漂亮女人出来喝酒呀。”
他究竟是什么人？先是来到我家，询问秘密犯罪集团成员的情况；现在又跟人调情，似乎我是什么周五夜女郎。我侧起脑袋，想知道自己带的钱够不够打的回家，但又希望不必花这钱。就算是他在伪装——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也很乐意有他陪伴。于是我换了个话题。“你母亲也是阿卡迪亚人吗？”
“意大利人。我爸和她在新奥尔良认识的。”
“他们还在那边吗？”
“父亲还在。母亲5年前去世，癌症。”
“我母亲也是。”母亲的离世在我心中烧出了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喝完酒。唱机传出喧闹的《坐下来哭泣》。是巴迪·盖伊的歌。
人们拥挤着经过我们的桌子。尽管还不到七点，却早已坐满了人。勒琼要了账单。“我们去吃点东西吧。”他站起来，去吧台结账，没有理会女招待关注的眼神；我不觉暗自涌起一点儿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