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说得对，我的确有恐飞症，甚至在“9·11”之前就有，一直如此。这次回家，我硬撑着，尽量显得若无其事；但飞机途中因为贴近雷暴而反复颠簸，并且从另一场雷暴中穿过，在奥黑尔着陆时，我就像一堆颤抖的果冻。不过，我这样子比起飞离芝加哥那次的情况还要好些。
走进前门时，我绊倒在了蕾切尔的提包上——她已经在打电话了，播放的最新专辑音量开到了最大。我把大包小包拽进了屋子，这一次我可不在乎什么地毯上的污迹、墙上的裂纹，以及所有的缺陷和不完美之处了。这是一处位于芝加哥北岸的普通三居室住房，离婚以后我想方设法保住了它，看来我得在此终老一生啰；搬家？那花费太大了。今晚终于平安到家，真是谢天谢地。
我把脏衣服堆放在了地下室，然后上楼到了工作间。这里以前是客房，巴里搬出去以后，就把它做了工作间。电脑、扫描仪和打印机就占了大部分空间，但我去年买了一把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椅子，下载邮件时就可以惬意地转来转去。若有新信息，总是伴随着点击声、铃声或蓝色光条，好惬意！网络空间的这个小小角落，一切都这么温馨舒适。但过去并非一直如此。
清除垃圾邮件以后，剩下的只有几封，而且都非急件，于是我就去打开行李包。翻查那个身兼公文包与小件行李箱二职的帆布包时，发现了昨天那份《芝加哥论坛报》，正好在登载姜尼·桑托罗照片的那一页折叠着。我再次细看这张照片，依然是那种相同的熟悉感。
找到一个新闻数据库，键入桑托罗的名字；几秒钟以后，就跳出来十几篇文章。我开始浏览这些文章。桑托罗被控谋杀了玛丽·乔·博赛尼克，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夜校放学以后，玛丽·乔就去湖滨客栈与桑托罗相会；湖滨客栈是芝加哥东南边的一家酒吧，但桑托罗迟到两个小时。一阵激烈争吵之后，两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发现了玛丽·乔的尸体，离桑托罗的雪佛兰轿车只有几英尺远，轿车位于卡柳梅特公园的船舶下水处。她生前惨遭暴打，头部中了两枪。显然她曾竭力反抗，指甲缝里残留着桑托罗皮肤的碎屑。第三天，桑托罗就在码头被捕，他是那儿的装卸工。
我向后靠在椅背上。芝加哥已经没什么码头生活了——至少比不上纽瓦克、休斯顿或新奥尔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无数的船只往返于五大湖区，但从那以后航运就日渐萎缩。一个原因是铁路和公路运输的竞争，另一个原因是出现了更大、更有效率的货轮。气候也是一个原因。尽管他们确实对一个终年作业的码头进行疏浚，连接芝加哥与大西洋的圣劳伦斯航道每年的通航期也只有九个月。
剩下那丁点儿船运量主要是钢材及钢铁产品，集中于卡柳梅特港，离卡柳梅特公园不远。难得有轮船停靠的时候，装卸工在水滨仓库前排成长队开始一天的劳动，他们这种日子已经延续了40年。大多数码头工人都早已过了身强力壮的年纪，只是单靠一点微薄的养老金吃不饱，被迫出来找活干，找到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在那里寻活儿干，警方就是在那儿找到桑托罗的；他当时站在早晨的寒气里跺着脚，期盼着能找到什么活儿干上几个小时。
窗外是小小的房前庭院；我看着院中那颗皂荚树。微风阵阵，月华如水，树叶轻舞，银光闪烁。远处传来大雁的哀鸣，但又不知来自何处。
桑托罗可能是一个码头混混，但这并不能解释我为何会认识他。我关了电脑，进了卧室。
蕾切尔已经睡了，但我依然极其兴奋。我打开电视，刚好播放着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结尾部分。表面上看，是一个教授遭遇生活空虚，实际上，这是拍得最好的意识流影片之一：木板封住窗户、时钟没有指针、棺材滑出灵车、死尸伸出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手。
好吧。伯格曼的作品可说不上温馨，但你还能指望一个瑞典人怎么样？他的作品现在看来甚至有些程式化，但那是因为全世界的电影人都模仿他的模式，模仿他运用光与影的手法，模仿他镜头移动的细微区别，模仿他赋予人物鲜明个性的那些简单而恰到好处的动作。我为了谋生拍的那些片子，只能算是技术上的熟练工，也可能拍出一些精彩或流畅的镜头，但没有倾注我的感情，更谈不上形式与功能的和谐统一。而伯格曼的弃置镜头也是艺术作品。
尽管影片很精彩，我的眼皮却还是开始打架。好几次强令它们睁开，结果实在撑不住，只好关掉电视，钻进了被窝里——突然坐直了身子，尽管一片漆黑！水滨。夜间。弃置镜头。我突然记起是在何处撞见姜尼·桑托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