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天，托尼·斯卡克尔多次旷课，他甚至没有参加3月份为母亲举行的忌日纪念，当时有传说他患了流感。4月，托尼因肠胃出血去看医生，又有传言说此病症乃吸毒或饮酒过量所致。后来他去爱尔兰的姑姑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尽管斯卡克尔家人说这趟旅行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但在这风声鹤唳之时，不免又引起人们一番猜测。
说句公道话，在本案的一开始，斯卡克尔家，特别是罗斯顿·斯卡克尔对警方的调查工作还是相当配合的。他允许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随时搜查他家的住宅，甚至还交给办案人员一套斯卡克尔家族在纽约州温德汉滑雪区别墅的钥匙。
贝尔赫文岛的居民们都知道，斯卡克尔家与当地警署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罗斯顿·斯卡克尔向来出手大方，特别在妻子安妮去世以后，尽管家里雇了不少佣人、保姆和家庭教师，经常外出的斯卡克尔先生还是为儿子们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头疼不已。人们经常看见下了班的警察在斯卡克尔家忙里忙外，接送公子小姐们上下学，在开派对的时候为客人们泊车，以及跑腿、送信、买东西等等。这些杂活儿对收入菲薄的警员们十分重要。在1975年，一个格林尼奇警探的全年工资不过15万美元。贝尔赫文的私人保安队基本上是由不当班的警察组成，他们在巡逻的时候会不时地把车停在斯卡克尔家的豪宅前，然后进去喝一杯咖啡，或吃一片三明治。警署的头脑们更是斯卡克尔家的常客。据说由于这层关系，无论小斯卡克尔们闹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当地警方都会为他们“妥善解决”。人们不禁要问，这类事情是否也发生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中？
在警方调阅托尼的病历后不久，斯卡克尔家中断了与警方的合作，同时聘请资深刑事律师蒙尼·马格利在与警方的交涉中代表斯卡克尔家的所有家庭成员和工作人员。蒙尼·马格利要求斯卡克尔家族的任何人不得再与办案人员谈话，但他允许警方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在斯卡克尔家众多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特别的兴趣，他就是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发生的当天走马上任的家庭教师肯·利托顿。
肯·利托顿毕业于名校威廉斯学院，在校期间他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挺不错的运动员。在玛莎命案前后，肯就职于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是该校的理科教师和橄榄球队教练。肯·利托顿聪明、硕健，在师生中都有很好的口碑。斯卡克尔家有三个孩子是他的学生，托尼、约翰和大卫。在此之前，肯曾受罗斯顿·斯卡克尔之托临时照管小斯卡克尔们。这次他刚与斯卡克尔家签订了长期的合同。罗斯顿需要的家庭教师不光能帮助孩子们的功课，还得身强力壮，能制服那帮野性十足的小衙内。
因为肯·利托顿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出来，1975年10月30日，肯搬进斯卡克尔家的第一天，斯卡克尔先生让肯暂时住在他自己居住的主卧室里。这间卧室在二楼的东南角，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正对着威尔士街和莫克利家。
据案发后肯·利托顿对警方的说法，那天晚上8点45分，他率领小斯卡克尔们从海滩俱乐部晚餐归来，即上二楼卧室开启行李，然后看电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十几个少男少女，包括莫克利小姐，在斯卡克尔家里。9点30分，管家南妮·司韦尼听到狗叫后让肯·利托顿出去看看，几分钟后他回到屋里。10点左右，朱莉看见肯·利托顿在厨房。10点03分，据肯讲，托尼来到二楼主卧室和他一起看电视节目《现场追截》，10点32分节目结束后托尼离去。肯·利托顿说此后他在主卧室里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
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调查的前期，肯·利托顿与警方非常合作，但他始终拒绝指认托尼·斯卡克尔为作案人。多年后他对记者林·列韦特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只是认为不可能是托尼。”1976年4月，根据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校方的要求，肯·利托顿为自己聘请了律师强恩·米尔勃京，以后不久便离开了斯卡克尔家。
自侦破工作开展以来，格林尼奇警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斯卡克尔家的自愿合作，一旦这种合作中断，办案人员们便有些束手无策。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因为斯卡克尔家是名门望族。如果警方面对的是平民百姓，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侦破工作毫无进展。直到1976年秋天，警方自认为有了重大突破。10月18日，肯·利托顿没有通过测谎实验，他说这是因为他被自己“最近的犯罪行为和被捕搞得心神不定”。1975年年底，格林尼奇警署曾去信肯·利托顿的老家马萨诸塞州作背景调查，当时的肯还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自玛莎·莫克利凶杀案以来，这位28岁的前威廉斯学院优秀毕业生、布朗维克私立中学的明星教员日渐堕落。
1976年夏天，他因在南塔矶的三家商店和一条船上抢劫和偷窃价值总共4000美元的物品而被拘捕。南塔矶的几位证人告诉警方，肯终日酗酒，情绪低落，自暴自弃。
由此而成为嫌疑人的肯·利托顿在其后的数年里又多次被捕，并因酗酒和神经错乱而长期住院。另一方面，紧盯着肯不放的办案人员们不管对他的调查多深入，工作多细致，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足以指控肯·利托顿为凶犯的证据。侦破工作再次停滞，这一次，长达10多年。
同时，由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引起的种种调查、怀疑、流言蜚语以及罗斯顿·斯卡克尔的无能，斯卡克尔家族的工业王朝迅速衰落。1983年，大湖矿业公司挂牌出售。两年后，被荷士赫芝公司以15亿美元的低廉价格买断。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而创建的大湖矿业，断送在了第二代人的手里。1993年，罗斯顿·斯卡克尔以300万美元卖掉了贝尔赫文的豪宅后迁居佛罗里达。
虽然玛莎·莫克利凶杀案被官方悬置起来了，玛莎的家人们却从未放弃过。戴维·莫克利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一直与警方通力合作，甚至提供一些他的职权范围内所允许的帮助。在莫克利家从贝尔赫文岛搬到纽约之后，他们仍与格林尼奇警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8年，戴维·莫克利因心脏病去世，莫克利夫人杜丽丝搬到了安那波利，戴维生前曾在那里买下了一栋湖边的别墅。丈夫在世时，杜丽丝从未直接插手过女儿的案子。现在莫克利先生带着遗憾走了，杜丽丝觉得无论是为了女儿还是为了丈夫，她都必须做点什么。
但是她能做什么呢？戴维·莫克利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在商界、政界和司法界都有不少的朋友同仁和广泛的联系，而杜丽丝呢，她只是一位贤妻良母、家庭妇女。不过有一点，她和所有的婆婆妈妈一样，喜欢唠叨。于是，莫克利夫人开始向所有乐意倾听的人讲述玛莎的故事，她不能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被这个世界遗忘。
就玛莎的性格而言，她不像是一个受害者。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受害者一般都是弱者，但玛莎却不是。她人缘极好，天生的领袖人物，不管到哪里都能入乡随俗，无论做什么都得心应手。杜丽丝说：“你不用告诉她，她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玛莎自尊而自信，从来没有害怕过什么，也从来不为什么事发愁操心。“玛莎是个很厉害的姑娘，”杜丽丝说。玛莎很有主见，在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她，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她。也许正因如此，她被杀害了。如果她软弱一点，随和一点，多少满足一点对方的要求或欲望，玛莎就不至于落得如此惨烈的下场。然而，那就不是玛莎·莫克利了。玛莎的自尊和倔强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她的年轻漂亮，她的热情和轻佻，使玛莎吸引了不少男孩子，她也喜欢男孩子们追求她。但她懂得保持距离，懂得适可而止，没有人可以对她随心所欲。但也许正是玛莎这些令人永远怀念的性格特征最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林·列韦特是第一个听杜丽丝·莫克利讲玛莎故事的记者。此前，在他为自己的文章收集素材的过程中，林发现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供公众查阅的关于玛莎命案的文件和档案。于是，他和《格林尼奇时报》联手起诉警方，要求公开有关本案调查侦破的原始记录。1983年5月，经康涅狄格州信息自由委员会裁决，格林尼奇警署被迫公开了某些材料。尽管不少内容被删除，但对记者和后来参与此案的有关人员而言，仍不失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不幸的是，因为没有报纸愿意发表，林·列韦特在1983年撰写的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文章被打入冷宫达八年之久。
1991年春，威廉·肯尼迪·史密斯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因强奸罪被起诉。威廉的母亲简·肯尼迪是已故肯尼迪总统和已故前联邦参议员罗勃特·肯尼迪的妹妹。此案顿时成了一场媒体的盛事，记者们趋之若鹜，惟恐落于人后。同时，具有异常嗅觉的记者们也敏锐地察觉到，历时16年而未决的玛莎·莫克利命案会不会是另一起肯尼迪家族利用金钱和权势对执法的干扰？当时甚至有谣传说，1975年10月30日，威廉·肯·史密斯也在斯卡克尔家里。尽管这在后来被证明纯属捕风捉影，但客观上却促使官方考虑重新调查玛莎一案。威廉·肯·史密斯最后被无罪开释。
1991年6月21日，林·列韦特的文章终得发表，题为《玛莎命案凶手仍逍遥于格林尼奇》。
1991年8月9日，康涅狄格州及格林尼奇市两级警署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对玛莎·莫克利凶杀案重新立案。在案发当天即赴现场的格林尼奇警署警探长弗兰克·伽尔和州司法特派员杰可·所罗门被指定主持有关工作，康涅狄格州警署刑事实验室负责重新审核检验所有的物证和资料。杜丽丝和乔恩·莫克利母子俩在会议上宣布，他们决定出资将州警署的两万美元悬赏提高到五万美元，并在警署的行政办公室开设免费举报电话热线。
此后，莫克利夫人接受了不计其数的采访，来访者包括电视、报纸、杂志的记者和一些知名作者。有关的出版物中最为轰动的，是著名犯罪文学作家多米尼克·达恩1993年出版的、以此案为蓝本的小说《炼狱季节》及同名电视剧。另一位作者捷瑞·奥本赫摩在其所著有关依莎儿·斯卡克尔·肯尼迪的《另一位肯尼迪夫人》一书中也专有一章记叙玛莎·莫克利凶杀案。
与媒体的热闹相比，警方的工作就逊色多了。1993年10月，经过两年多对所有资料，包括警方笔录、现场证据和验尸结果等的研究，州警署刑事实验室向格林尼奇警署提交了一份厚达六英寸的报告。1994年1月21日，该实验室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称，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因证据有限，无法提供任何对案情有突破的发现。
其间，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另一本书《邪恶豪门》的作者梯姆·杜马斯曾采访过康涅狄格州警署刑事实验室。据书中记载，专家们对此案能作出肯定判断的只有两点：一、玛莎的尸体最后被挪到大松树下，说明作案人对环境十分熟悉。二、作案现场一共有三处，意味着作案人的犹豫和无准备，也表明了这不是一起预先策划的凶杀案，作案人自己都未曾料到会是如此结果，同时也说明此人有某种程度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障碍。当梯姆·杜马斯问，凶手是否是一位左撇子，如托尼·斯卡克尔，一位著名的法医学人士不置可否地说，右手的反手也会有同样的效果。
1994年10月，格林尼奇警署承认本案又一次陷入僵局。用杰可·所罗门的话说：“只能寄希望于罪犯的自首了。”
至此，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侦破调查工作已经是三起三落。有关当局认为，最大的障碍仍是斯卡克尔家族的不合作。但媒体却指责警方的无能，致使犯罪现场的原始勘查杂乱无章，以致许多宝贵的证据被严重污染，甚至毁于一旦。
尽管斯卡克尔们拒绝配合警方破案，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在私下里进行调查。当官方宣布对玛莎·莫克利凶杀案重新立案后不久，1992年，斯卡克尔家族聘请了总部设在纽约的萨顿私人侦探事务所。该所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参与玛莎命案工作的首席侦探杰姆·马菲曾在联邦调查局供职15年，其余人等也都曾是警界及司法界高手。罗斯顿·斯卡克尔要求萨顿专案组从头开始调查本案，以寻找斯卡克尔家族以外其他人作案的证据。如果作案人确系斯卡克尔家族成员，罗斯顿则希望专案组与律师们配合，为此人提供最为有力可靠的辩护。
由萨顿侦探们的调查结果汇编的资料，即是玛莎·莫克利凶杀案中著名的萨顿文件，亦称萨顿报告。
萨顿专案组的调查历时数年，耗资百万，其结果却似乎于斯卡克尔家族更加不利。侦探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线索矛头直指小斯卡克尔们，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托尼和迈克·斯卡克尔先后分别改变证词，推翻了他们各自不在现场的证据。
托尼原先对警方的说法是，他于1975年10月30日晚上9点30分左右在后门与玛莎·莫克利告别，然后进屋做功课。众所周知，托尼并不是一个刻苦用功的学生，那天他喝了不少酒，还刚与一个漂亮的姑娘调了情，何况天色已晚，第二天又不上课，“做功课”之说听上去就不是那么合情合理。经警方再三追问，托尼说功课的题目是清教徒和亚伯罕·林肯。但据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的任课老师和肯·利托顿讲，学校根本就没有布置过这样的作业。
1994年10月7日，萨顿专案组相约与托尼谈话。此时的托尼·斯卡克尔已经36岁，结婚后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马萨诸塞州。谈话过程中托尼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告诉专案组的侦探们，1975年10月30日晚，他并没有在9点30分离开玛莎·莫克利，他俩在一起又呆了20分钟左右。以下为萨顿报告原文：
他们开始长时间（约20分钟）的接吻和抚摩，包括相互抚弄（乳房、阴道和阴茎），直到最后手淫的双方都达到了性高潮。这时（大约晚上9点50分）玛莎和托尼整理好各自的衣服，玛莎对托尼说再见。托尼最后看见玛莎匆匆穿过斯卡克尔家后院的草坪朝自己家里走去。托尼说他没有解开玛莎的胸罩。他将手伸进玛莎的印花高领衫里摩挲她的双乳。他还说他解开了玛莎的裤子，稍微拉下来一点，伸手进去抚弄玛莎的阴道。他说当玛莎用手揉捏他的阴茎使他达到高潮时，他弄脏了自己的衣（内裤）。他说离开玛莎后他回到屋里，但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冲澡。
托尼还说在此之前，9点30分左右，他和玛莎曾进屋里去过一次。当安迪娅·莎克比尔按门铃时，托尼告诉玛莎等着，他取了钥匙交给安迪娅。
这段话诚然是在警方敲定的作案时间段里将托尼和被害人连在了一起，推翻了他不在现场的证据，但同时也推翻了警方关于作案动机的结论。事实上，玛莎并没有拒绝托尼的性要求，这位阔少爷在获得满足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再杀人。
1995年2月6日，萨顿调查人员再次找托尼·斯卡克尔谈话。除了一些细节有出入外，内容基本上与第一次大同小异。在两次谈话中，每当提到有关案情的具体问题时，托尼都回答不知道，或干脆不说话。当年警方办案人员与托尼的谈话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此外，萨顿文件中还有一份由斯卡克尔家的律师汤姆·希里丹交给专案组的资料。这是一份心理检查记录，患者姓名一栏里填写的是“托米·巴特勒”。1976年1月，格林尼奇警署调阅托尼·斯卡克尔的病历后，同年3月15日，斯卡克尔家的医生安排托尼以化名托米·巴特勒到一所教会医院作心理会诊。此次会诊除了得出与耶鲁大学医学院豪尔博士基本类似的结论外，主持检查的帕狄克·格拉门博士还让托尼做了完成句子的测试。医生给出句子的前半段，由托尼接上后半段。以下是该测试中的部分句子，有的念起来不是很通顺：
“他通常感到性关系——使他很不舒服。”
“在他和她做爱之后——他把自己灌醉。”
“我的性欲——非常弱。”
“我童年时最害怕的是——母亲。”
“当她拒绝了他时，他——她一耳光。”
“对一个男人而言，打女人——如果她不听话。”
格拉门博士认为，托尼“在与女性相处时特别敏感和易怒”。
真正大爆冷门的，是1992年8月4日萨顿专案组与迈克·斯卡克尔的谈话。迈克告诉调查人员，他当年也对警察撒了谎。1975年10月30日晚11点20分左右，当他们哥儿几个从泰利恩家回来后，他并没有上床睡觉。在11点40分到12点30分之间，他又外出转了一圈，并到过作案现场或现场附近。以下摘自萨顿报告：
从家里出来后，他朝威尔士街跑去，经过莫克利家，向右拐进一条车道。顺着车道一直走到尽头，来到那栋房子的一楼窗户前。迈克称他以前曾数次来这里偷看房间里的女人（未提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女子未穿衣服。这一次，女人穿着睡袍似的衣服躺在沙发上。迈克看了一会儿，又来到莫克利家的房前，爬上一棵树，朝一间他以为是玛莎的房间里张望。他对着窗户叫了几声：“玛莎，玛莎。”但无人答应。迈克说，他后来在树上手淫直至达到性高潮。从树上下来后，他走到威尔士街一盏路灯旁停下来。迈克说他当时觉得在后来发现玛莎尸体的地方“似乎有人”。他“冲着黑暗”叫了几声，又顺手捡起几块石头之类的东西朝树丛里扔去，但还是觉得很害怕，便一溜烟跑回了家。他从房子的后面转到前面，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于是翻墙从二楼自己卧室的窗户爬进去。他觉得他在外面呆了有30到45分钟，到家时大约是后半夜12点30分，然后他就睡觉了。
据专案组的侦探们分析，这段话有几处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是迈克反复陈述他在案发现场附近奔跑、叫喊、扔石头，还专门提到威尔士街上的那盏路灯，似乎不是无意的。很可能他知道有人看见了他，听见了他，或是他自己在现场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要知道，DNA鉴定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重新立案鉴定物证很可能把他牵扯进去。
二是迈克说他爬上的那棵树正好就是玛莎房间窗前的树。玛莎养的两只宠物猫就经常从那棵树上出入。
莫克利家的房子称得上是巨宅，如果迈克不能肯定那到底是不是玛莎的房间，又刚好找对了，这种巧合似乎有点离谱。
三是迈克爬到玛莎的窗前叫她的名字，好像是为了故意给人一种印象：他不知道玛莎不在家，更不知道玛莎已经被害。
最值得怀疑的是，迈克说当他回家的时候，发现所有的门都上了锁，于是只好翻墙从窗户爬进去。据萨顿侦探们从斯卡克尔家人及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的结果，斯卡克尔家从来不锁门。那迈克为什么不敢堂而皇之地从随便哪扇门走进去呢？他是怕人看见什么吗，譬如溅到身上的血迹？
如若真是迈克·斯卡克尔杀了玛莎·莫克利，那么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迈克与玛莎同龄，他们之间的交往早于托尼与玛莎的交往。玛莎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兄弟俩都对她有意思，但她更钟情于托尼，对迈克则要“多加小心”。萨顿侦探们在调查中得知，不少人知道迈克和玛莎的关系非同寻常，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讳地称玛莎为迈克的“女朋友”或“前女友”。迈克的姨妈苏·列诺兹就对专案组说过：“玛莎·莫克利曾一度是迈克的女朋友。”以下是萨顿专案组关于这一点的结论：
大量的证据证明，迈克与玛莎曾有过男女朋友的关系。也有人证实，托尼和迈克曾经为了玛莎争风吃醋而大动干戈。由此我们推断，当迈克一行人在9点30分开车去泰利恩家以前，托尼与玛莎之间的挑逗和调情使迈克大为不快，甚至大为光火。
而且，迈克那天也喝了不少酒，后来又在泰利恩家里吸了毒。
当萨顿侦探事务所刚从罗斯顿·斯卡克尔手里接过这宗案子时，杰姆·马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以前在联邦调查局的老同事们帮忙分析作案人的性格特征。杰姆·马菲请的是一个叫做“学术分析所”的私家公司，该公司的专家大多曾就职于联邦调查局。以下是专家们的分析结果：
该犯年龄为14至18岁，住家离被害人不远，只需步行便可到达。其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层次与被害人相当，能频繁地与被害人接触。在学校和家里均表现出行为、情绪及心理上的问题或障碍。不能与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经常与他们争斗。作案时受到酒精或毒品的影响。在两性关系上不成熟。
如果说，前面所有的特征都同时适用于托尼与迈克，那最后一条恐怕就非迈克莫属了。
其实，萨顿事务所最早想要勾画的作案人是肯·利托顿，因为斯卡克尔先生花大把钞票请他们来，是为了找出斯卡克尔家族以外的凶手。所以当萨顿侦探们着手此案时，他们将肯·利托顿列为他们的第一嫌疑人。但专家们关于罪犯特征的分析与肯·利托顿相去甚远，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1975年的时候，肯28岁，他出身于平民家庭，和玛莎·莫克利素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