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四个星期，船到了。这时候沙利·西利坦尼因为别的事被捕，后来被判了15年。
安东尼知道后对我说，他会安排让帕狄·墨西奥负责从船上提货，叫我不必操心。我们不做零售，把货批发出去之后，纯利润应该是165万美元。
我说过安东尼·本德尔是条狗。货一到了他的手里，狗脸说翻就翻。原来我们讲好的是他一半，我和派特一半。现在他说，第一，“老头子”维克多和“首相”弗兰克那里不能不意思意思，他们当时都是老板。第二，他还拉进来了几个人，让大家“共同富裕”，他念出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帕狄·墨西奥、约翰·士多培里，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我一下子有了八个搭档！但是我能把这个狗娘养的怎么着？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跟派特解释，他当时还不是成员，还在排队等着组织批准。安东尼敢这么卡我们的脖子，就因为做毒品违章。我是指“科沙·诺斯卓”的章程。
安东尼絮絮叨叨地跟我算了一大篇账，我打断他说我没心思听你讲这些废话，到时候把我和派特的份额给我们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派帕狄·墨西奥来问我，是想要钱，还是想要货。我找派特商量过，他说那两个“毛孩子”——即他的兄弟约瑟夫·帕咖诺和我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想自己做零售赚点钱。我就说要货，结果给了我们每人两公斤。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扬克斯见到维克多·靳诺万斯。他说：“你有没有倒海洛因？”
我说：“有。”
他说：“你知道这违章？”
“知道。”
他看着我说：“得，下不为例。”
“OK。”我说。
维克多是想告诉我，他帮了我多大的忙。这个老王八蛋，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后来有一次，我碰到约翰·士多培里。我说：“那笔钱都花哪儿去了？”他说：“什么钱？”我说：“上次的那批货，你不也算是合伙人吗？”
他说：“什么货？什么合伙人？”
我发现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再往下问了。你以为我会去找安东尼对质？我都知道他会讲些什么：“怎么着，你还敢在背后打听我？”
一直到1956年，我和杰克·瑞茵纳被抓起来后，在监狱里碰到帕狄·墨西奥谈起这件事，他说：“你至少还得到了两公斤。”
我说：“你是说，他们没有给你钱？”他摊开两只手表示“没有”。
“哦，我的上帝！”我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说：“安东尼总是有他的借口，一会儿这里要花钱，一会儿那里要花钱。拖到最后干脆跟我说：一个子儿没了！”
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他又摊开两手。
现在你们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八个搭档，是本德尔先生和靳诺万斯先生两个人把钱瓜分了。
1957年，“科沙·诺斯卓”流年不利。
5月2日晚11时许，“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曼哈顿一家餐厅吃罢晚饭，乘出租车回中心公园西面的公寓。当他走进公寓的前厅时，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送给你的，弗兰克。”弗兰克循声回头，一颗子弹呼啸而至，擦破了他的头皮。10分钟后，满脸鲜血的弗兰克被送进附近的罗斯福医院。不用问，这是维克多·靳诺万斯排除异己的步骤之一。
瓦拉奇说，“科沙·诺斯卓”里尽人皆知，刺杀弗兰克的凶手是凡森特·契甘地，外号双下巴，因为他长得很肥。此人早先是一个个体职业杀手，加入“科沙·诺斯卓”后归顺在了维克多·靳诺万斯门下。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大难不死，维克多·靳诺万斯担心自己打草惊蛇，弄巧成拙。特别是，弗兰克有一至交知己，那便是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阿尔伯特·A，那个人称“疯狂汉”的杀人恶魔。说来奇怪，这两人一个是圆滑的商人，一个是莽撞的武夫，也许是性格上的互补吧，总之，他们的关系亲如兄弟。
弗兰克出事的第二天，约瑟夫·瓦拉奇被通知到曼哈顿西区一家旅馆开会。30多名与会者全都是安东尼·本德尔纵队的“核心成员”。“安东尼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很可能又会有一场新的战争。”30多人被派守市内不同的地点，瓦拉奇和他手下的五个人负责哈伦东区。同时，维克多·靳诺万斯调集家族中40多名精兵强将日夜警戒他在大西洋高地的住所。
瓦拉奇后来听说，维克多还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一个纵队长会议，要求纵队长们人人向他宣誓效忠。维克多在会上说，他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行动是因为“首相”弗兰克企图谋害他。他宣布将“首相”弗兰克逐出家门，从今往后，无论谁被发现与弗兰克有任何来往，都必须亲自到他那里“交代清楚”。
当警方终于确定了弗兰克一案的案犯时，双下巴凡森特却无端失踪了。一开始，众人以为这个300多磅的胖子被人灭了口，其实不然。“双下巴被秘密送去乡下减肥。”瓦拉奇说，“他的身材太特别了，很容易被人记住。弗兰克公寓的看门老头儿眼神不济，维克多希望双下巴瘦下去后别人认不出他来。”
大约过了一个月，双下巴从乡下跑回纽约，主动去警署自首，称他刚知道警方正在通缉他。开庭的时候，公诉方传唤被害人出庭作证，但“首相”弗兰克说他压根儿就没看见开枪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有谁可能会加害于他。被告方律师则轻而易举地证明了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即看门老头儿视力欠佳。结果可想而知：双下巴凡森特·契甘地被无罪开释。
弗兰克·科斯蒂罗的妥协态度使维克多·靳诺万斯决定放他一马。
弗兰克受伤后没多久，“科沙·诺斯卓”的又一位老板级人物遇刺。尽管后来查明此事与维克多·靳诺万斯挑起的权力之争没有关系，但却使大大小小的老板、纵队长们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6月17日下午，弗兰克·斯卡里瑟在布郎克斯一家路边水果店挑选桃子时，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白人男子的突然袭击。枪手当即驾车逃离现场。弗兰克·斯卡里瑟，绰号契奇贵族，男，白人，63岁，死因：头部及颈部四处枪伤。联邦毒品局认为，此案与私运海洛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有关。）
但根据瓦拉奇的说法，弗兰克·斯卡里瑟系当时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二老板，因涉嫌在发展新成员时收受贿赂，共牟取暴利5万多美元，而被该家族老板阿尔伯特·A下令做掉。“我们听说后都非常吃惊，”瓦拉奇说，“弗兰克·斯卡里瑟是最早出售‘科沙·诺斯卓’资格的人。信不信由你，现在还有别的人也在干这种勾当……我们当年加入时都是要经受一定考验的。至少有一半提出申请的人一接到合同就自动退出了。”
弗兰克·斯卡里瑟谋杀案还引出了一个小小的续篇。他的弟弟约瑟夫·斯卡里瑟一开始发誓要替兄长报仇雪恨，后来发现自己也成了被追杀的“目标”，遂转入地下。这时候，阿尔伯特·A传出话去，说他已经原谅了约瑟夫·斯卡里瑟，只要约瑟夫能回到家族里，他一定不计前嫌。结果，1957年9月7日，约瑟夫的家人向警方报告他失踪。据瓦拉奇的证词，约瑟夫·斯卡里瑟被骗至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一位纵队长凡森特·斯奎兰蒂家中，被秘密杀害后碎尸数段。“凡森特·斯奎兰蒂要处理一具尸体易如反掌。他掌管着全纽约所有宾馆、饭店和夜总会的垃圾。”
瓦拉奇们不曾想到，这是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策划的最后一桩谋杀。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抽身隐退，但阿尔伯特·A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公开扬言要替他的好朋友讨还公道。
维克多·靳诺万斯开始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一位颇有野心的纵队长卡罗·甘毕诺秘密联系。此人便是20多年前的卡索兰蒙战争中，瓦拉奇和他的搭档司蒂文·让尼利因为错认而误伤了他弟弟的那个卡罗·甘毕诺。一方面，维克多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将扶持甘毕诺登上家族老板的宝座，另一方面，用瓦拉奇的话说，甘毕诺“有足够的理由废黜阿尔伯特·A。第一，阿尔伯特对约瑟夫·斯卡里瑟背信弃义，使所有劝说约瑟夫回来的人都背上了黑锅。第二，那段时间，阿尔伯特赌赛马连连失利，不仅天天泡在跑马场，而且脾气极坏，虐待下属之事时有发生。更不用说1951年阿尔伯特·A密谋犯上，谋杀原老板曼嘉诺兄弟后自立为王。”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10月25日下午，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在曼哈顿派克-希尔顿饭店理发厅的4号座椅上被两名蒙面枪手击毙……据多年后死者兄弟安东尼·安那斯塔西亚向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证词，两名枪手为卡罗·甘毕诺和约瑟夫·毕昂多，他们在案发前遣走了死者的保镖。）
由于这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化”，“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美各地及意大利、古巴、波多黎各等国，代表30多个家族的100多名老板、二老板和他们的保镖们将聚集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叫做阿帕拉钦的小镇。1957年11月14日，与会者尚未到齐，那接踵而至的黑色礼宾车便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并迅速惊动了州警署，从而导致20多名黑手党上层人物被捕。
“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些下层的人对这次事件的看法。”瓦拉奇说，“如果是一些兵士遇到了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那帮当官的会说些什么样的风凉话。而他们自己呢，据说当时一个个像兔子一样在树林子里乱窜，钞票被扔得遍地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警方发现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有的人把枪也扔掉了。就这么一帮子懦夫胆小鬼，平日里还人模狗样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们。开什么玩笑！”
1957年对约瑟夫·瓦拉奇也同样的流年不利。
首先是“丽都”的酒牌被吊销了。据安东尼·本德尔的消息来源，自1954年起，联邦毒品局就一再敦促纽约州烟酒管理局重新审查“丽都”的营酒牌照。到1957年年初，牌照的注册主人安东尼·露其亚诺被警方传讯，“丽都”于是失去了酒牌。改成比萨饼屋后，营业额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不久便被挂牌廉价出售。用瓦拉奇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容：“没有酒牌，一文不值。”
紧接着，展望服装厂的执行老板马蒂去世，在稽核账目清理财产时发现，马蒂生前大量逃税，结果厂房机器等物均被税务局查封。“幸亏所有的税表上都没有我的名字。”瓦拉奇后来回忆说，“你们都说我们这些黑道人物是不法分子，看看不沾黑道的马蒂之辈都干了些什么！”
一下子被切断了两条最主要的财源，瓦拉奇慌不择路，冒险干起了毒枭的买卖。他从家族内其他人手里批量购进海洛因，再批发给家族外各个有组织的街头毒品贩子。替他送货的小伙子便是后来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和他睡邻床的绕夫·瓦格纳。“一位新泽西州的熟人介绍他来我这儿，说他是个好孩子，手脚勤快，我很中意他。他抽空帮我干了不少活，刷油漆什么的。他特别想倒卖毒品，所以我就给他派了跑腿的活儿。他还特想加入‘科沙·诺斯卓’，但是不行，因为他是混血儿，一半意大利，一半日耳曼。”
瓦拉奇太专心致志于发展自己的生意，以至于连维克多·靳诺万斯的被捕和判刑都没有注意到。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因为有人给他传达指示，要家族成员们寻找并做掉一位可能为公诉方出庭的证人。这位名叫那森·堪德罗普的证人得到了警方的严密保护，并在法庭上成功地指控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策划贩毒阴谋罪”。1965年，那森主动要求离开警方的保护地点，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一家酒吧里。
1959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刚好在家。8点左右，约翰·福尔曼的老婆打来电话，她用暗语对我说，他们家被毒品局查抄了。约翰·福尔曼是一个黑人团伙的头儿，我的下家。后来我才知道，约翰的儿子稀里糊涂地卖了3磅货给一个毒品局的便衣。
我抓了几件衣服什么的，开车躲进了布郎克斯一个情妇的公寓里。我前脚刚走，毒品局的人后脚就到了。
瓦拉奇从此四处流亡东躲西藏，最后落脚在纽约州乡间的辛普森维尔。“11月中旬的一天，替我打点自动电唱机的小伙子沙利说，绕夫·瓦格纳到处找我。我给了沙利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让绕夫星期五晚上11点打过来。”“星期五晚上，我正在等电话，黑暗中突然蹿出几个警察……”
1960年4月，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因多起毒品走私案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此之前，他已安排将房子等私人财产尽数转到妻子梅尔卓名下，从此与家人再无联系。
四个月后，联邦毒品局再次将他从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押解回纽约，又有几项新的贩毒罪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