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以前，我曾接到一位编辑——负责编写新版著名百科全书的编辑——的来信，信的内容是让我就“短篇小说”这一词条谈谈自己的想法。
这让我很吃惊，内心也得到一些被人追捧的骄傲，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因为在进行词条编写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够做到绝对公正，哪怕我自己本身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作者在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或者用最合适的方式来写，或者换用其他方式来写。用最合乎自己个性的方式来进行小说写作几乎是每个作家的首选，哪怕小说的写作方式如此众多。为了避免出现偏见，我想，找从未写过小说的文人来编写百科全书这一词条才是最合适的。
举个例子，亨利·詹姆斯曾写过很多部小说，而且深受品位高雅的读者的赞赏。读者的想法是值得尊重的。我认为，只要见过亨利·詹姆斯本人且读过他小说的人都会被他打动。因为在你的印象中，亨利·詹姆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仁慈、宽容而厚道、魅力无限，非常容易自我满足且乐于招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性格通过他啰唆而杂乱、重复而难懂以及矫揉造作的作品就能反映出来，这也是你们能够接受他的原因。但我对他的小说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小说里面的情节完全不能让我信服。为了长大后能更好地读他爸爸写的书，一个母亲宁可让她的孩子死，也不愿意让她那尝尽白喉折磨的孩子康复，你能相信吗？我想任何一个能想象得到这种病痛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是取自小说《“拜尔特拉菲奥”的作者》中的情节。
我想，亨利·詹姆斯对普通人的生活根本就一无所知，他所塑造出来的都是一些既没有生殖器也没有大肠的人。在他的小说中，有涉及对文人的描写，有些人对此提出异议——事实上，文人墨客并不是你所写的那样。
亨利·詹姆斯对此继续反驳：“我笔下的文人比现实中的更美。”或许在他眼里，自己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当然，我也不能百分百确定，但是《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在他看来一定非常恐怖。例如一位贵妇曾接到马蒂斯的一幅画作，画的是一位全裸的女人，贵妇看后立即变了脸，表情慌张：“不，女人不是这样的！”马蒂斯却这样回道：“夫人，这是绘画，并不是女人。”以此类推，如果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受到人们的质疑——脱离生活，那他一定会说：“这只是小说，并不是生活。”
在《大师的教训》——一部小说集的序言中，亨利·詹姆斯就这个问题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得非常清楚。这本书理解起来非常困难，我读了三遍也不能确信自己能通晓其意。
我按照自己的看法把其中的要点分析如下：在总是面对“痛苦与无聊的生命时”，作家所想到的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去逃避或者去抗争”；而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很难找到，所以通过内心来塑造便成了这类例子的主要来源。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作家们会赋予这些人物一些人类的共性，但偶尔会出现作者给予人物的个性与人物本身完全不符，这便是作家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并不需要任何人认可。
德斯蒙·麦卡锡每次来里维埃拉拜访我，我们都会聊起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而且一聊就是很长时间。在我的印象中，德斯蒙·麦卡锡不仅仅是一位迷人的好朋友，而且是一位言辞犀利的评论家；因此，尽管与之前相比我的记忆力大大减退，但这一点从未忘却。他还有一个令其他评论家望尘莫及的优势——涉猎广泛且通达世事。他对音乐以及造型艺术并没有太大兴趣，所以他的评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由于精于世故且知识渊博，他给出的评论往往是一字千金的。
有一次，我们吃完晚饭后坐在客厅里闲聊，我非常鲁莽轻率地说道：“虽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在细节上非常精巧，但是大多数都是非常普通的，并不怎么突出。”作为亨利·詹姆斯的忠实粉丝，德斯蒙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于是我便即兴写了一篇叫作《亨利·詹姆斯风格的代表》的小说——只是为了戏弄他，情节是这样的：在朗兹广场的一座美宅中，住着毕林普上校和他的太太。今年冬天，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在里维埃拉度过的，在那里他们认识了一位富有的美国朋友——布莱莫顿·费舍（犹豫了一会儿编出了这个名字）。费舍一家不但盛情地款待了他们，而且还邀请他们一起去艾克斯、拉摩托拉和阿维尼翁远足，并且执意承担所有费用，出手极为阔绰。回到英格兰之后，为了回报费舍夫妇的热情款待，毕林普夫妇热情邀请大方、慷慨的美国朋友来伦敦游玩。一天早上，毕林普太太从《晨报》上得知布莱莫顿·费舍夫妇已经抵达了伦敦，并且住在布朗酒店。正在他们商量如何款待客人的时候，一位朋友恰巧来他们这里喝茶。他叫霍华德，同样是居留海外的美国人，对毕林普太太始终有着柏拉图式的爱情。他对毕林普太太的追求不是很迫切，当然，毕林普太太也从未想过要答应他的要求，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了。
霍华德虽然是美国人，却在英国一住就是二十年，甚至比真正的英国人还要地道。他几乎逛遍了周围所有地方，认识所有社会名流。毕林普太太便把他们与费舍夫妇结识的经历告诉了他。“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举办一个晚餐会。”毕林普上校建议道。但是毕林普太太却不赞成，因为她明白，在国外认识并认为有魅力的朋友来到英国再聚会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倘若让自己一些上得了台面的友人和费舍夫妇聚会，自己的友人自然没问题，但就怕友人会觉得这两个远道而来的美国朋友太过无聊，那岂不是让费舍夫妇感觉非常不融洽？这对费舍夫妇来讲是多么可怜和尴尬啊。毕林普太太的意见得到了霍华德的赞同，因为霍华德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以悲剧性的失败结束是这类宴会的最终结果。
毕林普上校说道：“邀请他们夫妇单独吃个饭怎么样？”这个提议同样不能让毕林普太太称心，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让客人们觉得自己被怠慢，或者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在英国没有上得了台面的朋友。毕林普上校接着又提出建议，先带着费舍夫妇去看戏，然后再一起去萨伏伊饭店用餐。但这仍不能让毕林普太太满意。毕林普上校说道：“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才是。”“是啊，我们要有所行动。”毕林普太太应声说道。事实上，毕林普太太并不希望上校插手这件事。皇家禁卫军上校的所有高贵气质毕林普上校都具备，这也不辱他“优异服务勋章”得主的名号，但是事关社交就不是他的长项了。毕林普太太认为款待客人这样的事情由她和霍华德来办就可以了。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也没讨论出个结果。下午六点钟，上校去俱乐部打桥牌，而霍华德也正受毕林普太太邀请在这时顺路去他家喝茶。
霍华德的到来使得这件事情变得不可阻挡起来。霍华德和毕林普太太在接下来的几周就其利弊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的想法涉及了各种立场和各个角度。然而谁也没料到，毕林普上校才是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者。有一回，霍华德和毕林普太太正精心谋划且苦无对策的时候，在场的毕林普上校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去留一张名片不就行了吗？”霍华德立即称赞“绝妙至极”。毕林普太太也为此长舒了一口气，满心惊喜。毕林普上校在霍华德眼中始终是一个非常自负又自大的家伙，根本配不上他太太（这一点毕林普太太是知道的）。但此时此刻，毕林普太太看霍华德的眼神里仿佛充满了自豪，像是在说：“看吧，虽然这个男人看起来很闷，有时候还笨笨的，但是在危急的时候总能让问题迎刃而解，他是非常靠得住的，这就是真正的英国男人。”
像毕林普太太这样的女人，一旦有了目标，就会立即付诸实施。她首先给管家打了个电话，交代他立即把车开过来。同时，她还换了一顶新帽子，穿上时下最流行的裙子，这足以体现她对费舍夫妇的重视。就这样，毕林普太太乘车赶往布朗酒店（手里捧着名片盒）。不幸的是，她被告知费舍夫妇已经回伦敦了，今天早晨出发的——在利物浦乘坐的豪华游轮。
听完我编的这个以戏谑为目的的小故事之后，德斯蒙咯咯地笑了：“我想你错了，可怜的威利！这个故事如果换亨利·詹姆斯来写的话，他一定会把圣潘克拉斯老教堂里让人心灵产生强烈震撼的恐怖，沃本修道院里被搁置已久的辉煌，还有圣保罗大教堂里被称之为正统和典范的威严一并纳入进来的。”
话音刚落，我们便开怀大笑起来。我将他的威士忌和苏打水斟满，聊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便起身与他互道晚安，各自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