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文化部长

还在毛泽东、周恩来动员茅盾担任文化部长时,茅盾已在为繁荣中国文化事业而操心了。茅盾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后,为创办《人民文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和写刊头。9月23日,毛泽东回了一信,信中说: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9月23日

题词写在另一笺宣纸上: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毛泽东的鼓励,茅盾自然更加兴奋。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茅盾夫妇接到通知,出席天安门的开国大典。礼炮声、欢呼声,响彻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那宏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久久回荡在广场上空,欢声雷动。茅盾夫妇也沉浸在这喜悦之中,噙着泪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告慰早逝的女儿、女婿和胞弟了。

开国典礼后,茅盾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新中国文化部于1949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从此,茅盾开始他那长达15年的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文化部长生涯。

天下底定,新中国开创之初,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孔百疮的旧中国。许多工作已是到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程度。文化工作方面也同样,茅盾和他的同事,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开国之初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也深深地感染着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她见许多女同志都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显身手,羡慕不已。一次,她见到周恩来总理,当面要求工作。周恩来听了以后,点点头,沉吟一会儿,认真地对她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在一旁的茅盾听了以后,谦虚地笑了一笑。孔德沚却认真地记住了总理交给的任务。从此,她再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工作。牢记周总理的嘱托,新中国的部长夫人,依旧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作风,亲自上菜场买菜,她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带孙女、孙子,毫无怨言地过着平民生活,竭尽全力照顾茅盾,让茅盾全心身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大业中去。

但是,新中国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并非想象和凭热情能够做好的。

前进的路上,还有风风雨雨,还有霜和雪,有春天,也有寒冬。茅盾,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总是兢兢业业地为构建这个共和国的文艺大厦,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劳和怨,委屈和代人受过。

解放了,许多艺术家的积极性非常高涨。1950年元旦刚过,剧作家柯灵、导演黄佐临来拜访茅盾,他们打算把《腐蚀》改编成电影,想征求茅盾意见。

茅盾的小说改编成电影,30年代夏衍将《春蚕》改编后,还没有拍摄过,茅盾听了改编者柯灵的想法后,欣然同意了。

1950年6月25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茅盾和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帝。11月16日,茅盾和丁玲等145名文艺界人士联名发表《在京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动员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斗争。

这时,上半年柯灵来谈过的电影《腐蚀》已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然而,刚刚热闹一阵子,忽又风闻这个影片禁映了。而且作为文化部长的作者茅盾,不知此事。柯灵去打听,答复是这个影片有问题,认为特务应该憎恨,而《腐蚀》这个特务女主角却让人同情。

当茅盾得知这情况后,却保持沉默,没有当场表态,他知道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这种情况出现,恐怕是意料之中的,只是降在茅盾头上,有些意外,感到不公正。但他心里却有个尺码在衡量着社会是非标准。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茅盾自有准则,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所以,停映《腐蚀》事件发生两年后,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出版社征求茅盾意见,是否需要修改,茅盾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实际上,这是茅盾公开表明对《腐蚀》电影停映的态度。

《腐蚀》电影的停映,并未影响茅盾的工作热情,作为文化部长,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茅盾心里天平上,总是放在第一的。1951年1月8日,茅盾欣然出席中央文学研究所大会并讲话,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培养自己作家的摇篮。3月的北京,正是风的季节,茅盾刚刚出席“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开幕典礼,以文化部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紧接着,又欣然担任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编,为五四以后的文化积累,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建设提供一个惜鉴。

文化部的工作千头万绪,牵涉方方面面,这对办事向来一丝不苟的茅盾,真是忙得团团转。1950年上任伊始,茅盾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团城参观“虢季子白盘”特展,并向捐赠者刘肃曾颁发奖状。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保护文物的任务十分繁重,茅盾十分注重祖国文物遗产的保护。1951年5、6月里,茅盾先是出面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参观在北京的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又出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嘉奖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文物保护倾注了一腔热血。

在文化部内专门设立国家文物局,在好友郑振铎先生的主持下,取得斐然的成绩,防止文物流失,保护文物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文化部长,做好群众文化工作,茅盾也是不遗余力。中国一方面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不高,文盲半文盲的占大多数,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活更是枯燥;另一方面,中共创立的解放区或根据地,对群众文化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办法。因此,茅盾在新中国的文化工作中,把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放在共和国文化部长的议事日程上,从其简略的“年谱”看,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候,群众文化工作始终没有放松。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成立后第三天即ll月4日,茅盾就出席欢送出国文工团的宴会,并发表讲话。

1958年,作为一个63岁的老人,茅盾赴东北调查访问。在沈阳,茅盾出席青年业余作者大会,并作报告;他又深入哈尔滨工人中间,与工人文学小组进行座谈,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茅盾为工人中的“萌芽”文学小组题词:

“前年萌芽,去年开花,今年结果,在党的阳光照射之下,在厂党委的辛勤培养之下,萌芽将在全厂广播种子。”东北调查回来,茅盾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作了《文化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发言。1959年3月,茅盾写诗祝贺内蒙草原上的赛诗会。尽管这种做法实践行不通,违反艺术规律的,但在当时形势下,牧民中有此努力,茅盾仍然感到十分欣慰。对普及牧民的文化,还是有裨益的。1960年6月1日,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推动群众文化的普及工作,茅盾在群英会上作了《不断革命,争取文化艺术工作的持续跃进》的专题报告,继续为文化的普及工作鼓与呼,1959年1月,作家出版社将茅盾在建国后十年间写的评论、言论收集成一册,题书名为《鼓吹集》,茅盾在书的后记中,对书名作这样的解释: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于里,可以看到茅盾为新中国文艺大厦建设的心血。

新中国的文化工作,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许多政治运动往往从最为敏感的文艺界着手。因此,茅盾作为文化界的最高行政长官,往往要分心应付那些运动和人事,而不能专心致志地为繁荣文化而努力。但茅盾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仍感受到了新中国的人民,在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工作着,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也为人民百姓那种精神所感动,于是,在无法进行写作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培养青年作家的办法,甘当人梯。事后,事实证明,茅盾这一选择,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尽管刚解放时,茅盾为部队作家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写了序而遭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执着地为培养文学新人而不遗余力。

作为作家,作为文化部长,茅盾不时流露出作家本质,对一些青年作者寄来稿件,他总是认真阅读,并给予指导。1954年春天,一个叫聂继三的作者写了一篇小说《期望》,尽管这个小说不象小说,但茅盾还是看了,并具体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指出这个稿子的毛病所在。1956年,茅盾在与作者孟繁瑶通信中,仔细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又给怎样提高指点迷津,“学习写作没有秘诀。要多读多写。看来你是勤写的,但还应当多读各种的文艺名著,读完一篇或一本后,要自己问自己:好在哪里?要分析它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

在指导青年作者写作过程中,茅盾努力摒弃概念化的东西,努力按照艺术规律去指点,1956年6月茅盾收到一个叫刘或的作者来信,信中对茅盾说,他打算以合作化初期为背景写小说,问是否过时。茅盾在几天后即复信说:

“我认为这就要看你写来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当然这是包括了艺术的概括)。如果把写作和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看得太机械,那就缩小了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所以‘过时’的题材也可以写。”同时又提醒这个作者:

“我想提出一点来请你注意:就是关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如果人物写不好,弄成概念化,那么小说就可以变成政策的图解,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在1956年的夏天,茅盾还充分注意到艺术个性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在指导文学爱好者写作的同时,又给那些好高务远的青年以人生的指点。1957年,一个叫袁家铣的青年,因为想当作家而要求到北京来,茅盾认真规劝这个青年,“你只有19岁,应当好好地劳动锻炼七八年,然后再谈什么‘作家’。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比你年龄大了一倍多,生活经验丰富得多,写作有成绩)都纷纷下乡劳动锻炼,而且长期在农村落户。……我劝你……

安心在农村劳动。“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的成名不成名的作家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原在《华北文艺》工作,在向茅盾约稿时,茅盾给予他极多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有不少作家在茅盾的指导下,取得好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是一个名气不大的青年女作家,当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心灰意冷。

这个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高度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扶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所以,茅盾不仅评论了一个作品,也解救了一户人家!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惠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共和国文艺大厦的基石来看待的,只要有人,中国不愁文艺不发展。

对青年作家这样扶持,这样关心,对已有成就的作家,茅盾也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保护和帮助。对丁玲,茅盾自然知道,丁玲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丁玲最困难的时候,茅盾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力,暗中帮助丁玲。作家陈沂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评,茅盾知道后,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善自珍重,陈沂极为感动。50年代初,作家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碧野思想十分消沉,十分痛苦。

茅盾得知他的情况后,特地邀请碧野参加作协迎春大会,并在人群中四顾找人,见碧野一个人脸色凝重地呆立在那里,特地过去,当众向碧野举杯祝酒:

“碧野,祝你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使碧野大为感动,并从此振作起来,又投身文学事业中。

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中央虽然为茅盾配备了助手,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繁重的文化工作任务,搞不完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茅盾原先想创作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茅盾站在国家高度,发现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不利于新中国文艺建设;另一方面,茅盾又发现文艺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自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中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他讲空话大话的。1950年1月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侈谈许多路人皆知的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情感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作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咋看这段话,茅盾仿佛是一个老师,在向学生娓娓而谈。给人于一种亲切,而没有一种官气,比如在1956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妙》。这些后来茅盾专门出版了一本17.8万字的《鼓吹集》,把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溶解在这本集子里。但是,茅盾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想努力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1956年开始,他利用点滴业余时间,认真而系统地撰写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文章长达6万余字,以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现实主义自古有之;认为“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远古开始的。认为中外文艺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特点、局限性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阶级基础和表现特点以及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的特点和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关系。这部理论著作,对廓清50年代理论上的迷雾,为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长文,发表于1958年《文艺报》1、2、8、9、10期上。在这个大跃进年代里,文化上出现这样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实属不易。

1961年,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走上轨道,而文艺界却开展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针对文艺界在历史剧问题上的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民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历史剧的文学语言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对历史剧创作有着现实意义。

在进行理论指导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部长,茅盾又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一直积极扶持、帮助,蒙族的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等,都受到过茅盾的关心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11月至12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长身份主持并出席的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26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12月29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15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