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西北行

茅盾离开香港去新疆,完全是偶然的,也是被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那种伪装所迷惑的结果。

1938年9月的一天,茅盾在香港一个小型的聚会上,碰到刚从新疆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杜重远。杜重远因1935年5月的“新生事件”而被国民党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禁,因此名扬海内外。此时,他与茅盾一见如故,但谈的不是“新生事件”

的幕后新闻,而是他到新疆后的感受。杜重远充满激情地向茅盾讲述新疆的情形,他说:现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是他东北老乡,又一同留学日本。他推翻了金树仁的反动统治以后,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发展新疆,推动各民族的繁荣。盛世才这个人思想也很进步,北依苏联、东联延安,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他与延安方面关系不错,现在有一批延安过来或从苏联过来的同志在帮助他一起建设新新疆。“杜先生去过几趟了呢?”茅盾问。“去过两次了。

刚刚从那边回来,把工厂迁往昆明的事办妥以后,我还要去新疆。“停了一会儿,又说:”盛世才以为我在搞实业,想请我去担任建设厅长,不过我没有同意。不是我不会当,而是我以为要把新疆建设起来,首先要办教育,要普遍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要从培养干部着手。所以,我向盛世才建议让我去办新疆学院,学院的林基路已下到县里当县长去了,学院没有人去负责,所以盛世才也赞成我去搞教育。“

杜重远说到这里,目光里露出自傲自信的神色,兀自笑了起来,问道:“沈先生你看我能办教育么?”茅盾也笑起来,“能,能,凭杜先生的热情和事业性,一定能办好。”茅盾笑过之后说。

杜重远连忙摆摆手,说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想借新疆学院,集中一批人才为新疆的建设服务。在重庆的生活书店总经理张仲实已经答应去新疆教书了,不知沈先生能不能帮助推荐一些人去那边。“茅盾说:”教书应当从大学里去挑,不过,新疆自古是化外之地,我认识的那些教授未必愿意去。“

杜重远一听,点点头,感叹道:“如果能请到您这样的名作家去新疆,号召力就大了,可惜你在编《文艺阵地》,不然,盛世才一定会设宴欢迎的。”

“也许有一个人愿意去。但他不是教书的。”茅盾瞥了一眼其他桌上那些高声谈笑的朋友,说。

“谁?不是教书的也可以。”杜重远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

“萨空了。”茅盾告诉说。

“哈哈哈”杜重远笑了起来。“空了的处境我知道,他已经答应去新疆帮忙了,《新疆日报》正缺一个内行的领导人呢。”

茅盾一听,也笑起来了。

后来,萨空了辞去《立报》的工作,去新疆了,并为《新疆日报》采购了不少设备带去。他知道茅盾有离开香港的念头,便来劝茅盾也去新疆,“住得惯,住两年,住不惯也就出来。”茅盾表示再想一想。萨空了看茅盾有些松动,又让杜重远亲自来劝茅盾去新疆,并给了茅盾一本宣传新疆的小册于。

茅盾一看书名,是《三渡天山》,作者竟是杜重远。

茅盾看了这本小册子,又听了杜重远、萨空了的介绍,仿佛觉得新疆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幸福,各族人民热气腾腾地建设新新疆。

所以,当时左翼人士私下把新疆当作第二个延安。可以想见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了。

于是,经过左思右想,茅盾决定率全家去新疆,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杜重远之后,杜重远很快便寄来了督办盛世才的正式邀请电报。茅盾把《言林》交给杜埃,把《文艺阵地》交给了楼适夷,于1938年年尾离开香港,登上轮船,开始漫长而心焦的从东南到西北的旅途。

1938年12月20日,茅盾一家和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及杜重远公司的一位职员,乘上名为“小广东”的法国邮轮,取道越南海防,登上去河内的火车,一路颠簸,直到12月28日上午到达云南昆明。

因为云南文协分会的朋友从杜重远那里知道茅盾要到云南来,车到昆明,认识的穆木天、施蛰存、马子华等文艺界朋友早已在车站迎接茅盾了,云南文协分会负责人、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也亲自到车站迎接。

茅盾一家下榻的西南旅馆,是文协早安排好的昆明第一流旅馆,在昆明护国路上。去兰州的飞机要等到下一周才有,所以要在昆明停留几天。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许多从北平、上海等地来的文化人,都住在昆明。因此,茅盾一到,立刻成为昆明文艺界的一件大事,由此而来的日程也被那帮朋友们排得满满的。28号晚上,文协云南分会举行为茅盾洗尘的晚宴,正在昆明的朱自清、沈从文也出席晚宴。第二天,茅盾又出席文协分会的茶话会,下午又有朋友到茅盾下榻处访问叙谈。

30号上午顾颉刚来看望茅盾。31号茅盾去西南联大拜访朋友。真是忙得不亦乐乎。1939年元旦,茅盾一家在云南文协分会楚图南的陪同下,游览了昆明西山龙门,并荡舟滇池。第二天,又参加了文协的新年联欢会。3日应联大朋友的邀请,在西南联大座谈。4日去云南大学至公堂演讲。在昆明那几天的日子里,茅盾心情特别好,整天地奔波,毫无倦意,还从抗战文艺大局出发,在文艺界朋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在昆明的当地文化人与外来户文化人之间的合作。春城昆明的旖旎景色,战乱时期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绪,使茅盾抛却了往日种种不快,全副心血地投入民族解放的大业中。

1939年1月5日,昆明阳光灿烂,碧空万里,暖烘烘的阳光,洒在这战时平和的名城大地上,有如阳春三月,滇池里波光粼粼,风和日丽。茅盾一家和萨空了夫人金秉英及两个女儿,一起登上去兰州的飞机。楚图南等文协云南分会的朋友前来送行,大家握手相别,期待着下一次见面和畅叙。

飞机直冲蓝天,茅盾倚在舷窗口,望着机翼下如画如诗的云南大地,山峦起伏,江湖如镜似练,在如絮白云下缓缓地蠕动着。飞机在成都停留时,身材魁梧的张仲实也走上了这架飞机,他也是应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正好与茅盾同行。

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4时50分,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茅盾一走出机舱,一阵寒风平地袭来,呼啸的西北风,茅盾还是第一次领教。尤其是从西南温暖如春的云南过来,更觉这黄土高原的寒冷。

在瑟瑟发抖的寒风里,茅盾一家、张仲实、金秉英等一起住进当时兰州颇像样的南关外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等待进新疆的飞机。

这个兰州城里最好的招待所,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进门是个小院,左边墙脚下有几墩花坛,右边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约五至六间,室内是地砖,上面没有天花板,一眼可以看到屋顶;正面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楼房,楼上楼下各五间,一个外走廊,可以看院内的一切。茅盾他们就被安排在楼上。

开始,茅盾以为在兰州也像在昆明那样,呆上5—6天,就可以去新疆了。

不料,一天二天过去了,去新疆的飞机消息迟迟没有来,因此,茅盾只好耐心等待。

兰州没有昆明那样热闹,也没有昆明那样繁荣,据说当时兰州城里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楼,而且白天一阵风吹来,遮天蔽日,黄土灰尘飞扬。因此,平时大家很少出门。住进招待所不久,茅盾他们发现有两个青年女子也在招待所住着,一个学生模样,一个看上去年纪稍大一些,穿戴也较时髦。

她们的行踪,开始引起了孔德沚、金秉英她们一阵恐慌。不过茅盾和张仲实觉得不必多虑,所以就坦然了。

茅盾他们到达兰州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以后,陆续有人来拜访,不过没有在昆明那样热闹。年轻的兰州生活书店的经理薛迪畅第一个来到招待所,当茅盾问起兰州的情况后,薛迪畅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兰州文艺界的凄凉情况。他告诉说:兰州没有文化界的组织,文协甘肃分会还没有成立,第三厅派来了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几个人,正在筹备文协,但终因人少,也没有结果。

刊物是有一个,叫《现代评坛》,团结了十几个人,半个月一期,每期500份,也是勉强维持。茅盾听后,也感觉到西北地区发展抗战文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了。

后来,薛迪畅又带了几个当地文学青年来见茅盾,其中有《现代评坛》的编辑赵西。茅盾在与这些文学青年谈话中,希望他们与第三厅的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同志合作,共同筹备文协。并对《现代评坛》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坚持下去,表示赞赏。

他们则向茅盾讲了不少甘肃、兰州文艺青年的思想。

后来,应赵西他们要求,茅盾在兰州萃英门的甘肃学院作过两次讲演。第一次的讲题是《抗战与文艺》,第二次是《谈华南文化运动的概况》,介绍华南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文化运动的方法,如上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广州的文艺通讯网运动,香港举办业余学校等。给甘肃文艺界带来了一阵春风。

除了这两次讲演,在兰州没有人来约稿,也没有热闹的宴请,因此茅盾闲来无事,白天就逛书店、逛商店,买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书,整整装了一木箱!茅盾估计飞机一时走不了,并且新疆驻兰州办事处,也是个不于实事、作作样子的地方。

自然也解决不了茅盾进新疆的交通工具。所以茅盾便从书店里弄来一本俄语书,让张仲实教俄语。茅盾学得非常认真。

有时,吃过夜饭,没有事,茅盾他们便踩着寸许厚的浮土,去市内观光。

走在这兰州街道上,空气中飘来丝丝腥臭味,茅盾他们觉得奇怪,陪同的薛迪畅告诉说,这是兰州城里老百姓用于牛粪烧炕取暖,所以有这腥臭味。

当时兰州唯一有名的景点是它的黄河大桥,这是黄河上第一座铁桥,所以很有名。茅盾他们白天没有事儿时,就去那里观看,并从桥上走到黄河对岸,又沿着对岸的山脚下,朝下游走上百多公尺,再坐羊皮筏子回来。

时间一晃,春节到了,大年三十,招待所经理招待旅客吃年夜饭。春节过后,兰州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这时,前天刚来过的老熟人胡公冕来了,他曾在杭州一师当过体育教员,与陈望道是同事,后来做过蒋介石的卫队营长,清党后给个闲职。

此时他正在兰州。今天他踏雪来访,也主要是来叙旧。

和茅盾聊了一会儿过去的人和事以后,胡公冕忽然问茅盾:“老兄为何这次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去新疆?”

“是那边发来邀请。”茅盾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我接触到的人都说,新疆去不得,那地方很复杂,进去不容易,出来更困难。”

胡公冕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说。

“能否具体些?”茅盾希望听得仔细些。不料,胡公冕说:“这是听人家说的,具体也讲不清楚。”

这是茅盾进新疆途中,第一次听到劝进疆要慎重的话。

有一天,西北公路局长到招待所来看望茅盾。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自己也姓沈,并和茅盾的胞弟沈泽民是南京同学。茅盾一听,忙问道:

“真的?和阿二同学?”

因为自泽民牺牲之后,有不少熟人一碰到茅盾,就讲起沈泽民,为他的牺牲而扼腕叹息。不料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也有泽民同学,感慨万端。茅盾一边给沈局长倒茶,一边说:“泽民南京读书时,我也去过你们那个学校,不过我不是读书,我是随一个老先生去南京图书馆查资料编书,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沈局长对沈泽民在学校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描绘得有声有色,沈局长是个健谈而且开朗的人,和茅盾、张仲实他们虽然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更因和茅盾弟弟同学这一层关系,显得更亲近。如此来过几次,沈局长倒成了茅盾、张仲实的常客,沈局长一来,大家就谈笑半天,打发了等飞机的那种寂寞。

有一次,沈局长来了,说到新疆风土人情时,沈局长敛起笑容,郑重地问茅盾:

“沈先生去新疆有把握么?”

茅盾一听,感到愕然。

“你们有把握进去,有把握出来吗?”沈局长以为茅盾没有领悟,又补充道。

“有什么情况吗?”茅盾敏感地问。

“噢,情况倒没有。只是兰州的人都说,新疆自古乃化外之地,从前进去的都是冒险家和亡命徒,不管在那里如何飞黄腾达,最后都葬身异域,没有几个跑回来的。”沈局长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盛世才上台以后,情形一变,把新疆封锁起来,里面准确的消息一点也传不出来,只是听说照样乱得很,你们这样贸然进去,不是太冒险吗?”

茅盾一听,笑道:“杜重远进去三次都出来了,你看过他写的书吗?”

“看过,不过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相信。”沈局长一脸认真他说。

“以沈局长之见呢?”茅盾问道。

“您至少应该把家眷留在内地,单身前去,这样将来也有个脱身的借口。”沈局长深思熟虑地说。

“谢谢沈局长的好意,我们会留心的。”茅盾一边给沈局长续茶水,一边表示感谢,觉得沈局长还是十分真诚的。

困在兰州的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金秉英等都十分焦急。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飞机的确切消息。所以,茅盾一度想沿河西走廊进新疆,因为汽车比飞机好找。

又过了十多天,茅盾他们一行终于被告知:有一架从兰州到哈密的飞机可以搭乘。杜重远也来电报,对茅盾他们劝说道,从哈密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交通工具容易解决。

2月20日,兰州洁净的天,万里晴空。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金秉英及其孩子,登上了翘首盼望已久的飞机。轰鸣中朝西飞去。终于上路了,一颗等待得焦急的心,放下了。忽然,飞机抖动起来,困乏的茅盾,睁开沉重的眼皮,朝弦窗口望去,机翼下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和沙漠,高低起伏,沙海金浪,十分壮观。山峦低处偶尔看见一、二土堆,那是当地农民的住户。高处是山,一片苍凉和焦黄,仿佛是一幅年代久远的国画,铺展在西北大地,又仿佛是一盘黄沙堆垒的模型。

“沈先生,这是星星峡!”与茅盾他们同机去新疆的新疆土产公司经理,从后座伸过头来,告诉茅盾。茅盾朝机翼下望去,原来是南北走向的山峦中间,有一个豁口,旁边有几间土屋。就这么普通的地方,竟是当时进新疆的唯一通道!

飞机到哈密后,新疆盛世才派来迎接茅盾他们的汽车,也随后到了。茅盾他们对千里迢迢赶来迎接他们的副官,表示感谢,副官笑道,督办和杜院长都非常欢迎沈先生和各位早日到新疆,但路上很辛苦,所以一定要我们照顾好沈先生、张先生。

于是,茅盾一行在一个副官陪同下,经鄯善、吐鲁番,穿天山,过达板,于3月11日到达迪化。

茅盾、张仲实即将到达迪化的消息传到盛世才的督办公署,盛世才立刻命令卫队随他出门,郊迎二十里,欢迎口里来的名作家、名教授。身材魁梧、浓眉方脸、留着口髭的盛世才,校呢军服外面披着黑色斗篷,在卫队的护卫下,满脸笑容,而又恭谦地欢迎茅盾一行。

茅盾和盛世才握手之后,笑道:“我们来新疆工作,有劳督办亲自迎接,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您是文豪,张先生是专家,这次万里迢迢来新疆工作,是我们新疆百姓的荣耀。前几天,重远给我送来一些您的著作,我连夜拜读了,真是了不起啊!”盛世才也一脸和气地寒暄着,仿佛不像一个慓悍的军人,而是一个学者官员见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哪里!哪里。”茅盾和张仲实都不约而同地谦让着。

“这次来新疆工作,让你们走了那么多时间,受累了。真对不起啊。”

盛世才又说。

“没有什么,对大西北风土,我们还是第一次领略呢,挺新鲜的。”金秉英在旁边插嘴道。引得盛世才和茅盾他们都笑起来。

“沈先生、张先生,外面冷,上车吧。大家上车吧。”盛世才怕茅盾他们站在外面冷,便让进车内。等茅盾他们都上了车,盛世才自己钻进那辆小轿车,在两辆卡车卫兵护卫下,加上茅盾他们两辆车,一路浩浩荡荡地向城里开去。

迪化市内的典型的伊斯兰教的民居和平坦、干燥的马路,墙上那“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的六大政策的标语,把迪化城的气氛营造得欣欣向荣。

那种安宁又热烈的气氛,使新来乍到的茅盾、张仲实的原先的疑虑顷刻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