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五十年的岁月流逝，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年成千上万英姿飒爽的革命青年高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嘹亮歌声，仍常在我的耳边萦绕；他们生龙活虎般的身影又在我的眼前浮现。
抗大这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来自何方？他们基本上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战斗考验的红军老干部，他们是我军的抵柱，抗大的栋梁；一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包括一些白区地下党组织的干部），他们经过抗大的培养提高后，又回到各部队、各地区带兵打仗，或带领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再一部分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经过抗大的培养锻炼，又播撒到全军和全国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条战线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这三部分同志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汇集于黄河之滨、宝塔山下，汇集于太行山上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担负起抗日救国、人类解放的重任。他们都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都不愧是劳动者的先锋。
各部队的干部到抗大学习，一般都是由各级领导选送来的，虽然有的也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历经艰辛，但他们都有各级领导统一安排，负责接送，少有象各地革命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那样艰难、曲折。所以，这里我着重记述各地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抗大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侵略。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迫害抗日爱国志士的罪行，激怒了迫切要求抗日的全国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广大的革命青年。他们把驱逐日寇、拯救中华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身上。一九三七年“六七事变”后，延安便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抗战的中心。抗大，也就随之成为全国青年，特别是革命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因此，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知识青年，不远千里，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参加抗日战争。据统计，仅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四个月时间，从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多达二千二百八十八人。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个大字，就是抗大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广告从延安贴到西安，每根电线杆都贴上一张，向全国革命青年大开入学之门。那时候我们政治机关接待了许多革命青年，也看过不少他们写的自传，耳闻目睹了许多动人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先后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最早遭到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青年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深刻体会到国破家亡、人如草芥的惨境。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用悲壮、呜咽的歌喉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用歌声抒发怀念故乡的愁思，用泪水冲刷胸中的郁闷，探索着救国救家的道路。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东北流亡学生从我们党的《八一宣言》和红军东征、西征的积极行动中，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陆续有人投奔陕北；“七七事变”之后，更是大批拥进延安，进入抗大。东北大学电机系学生李东野等十几个同学，同数以万计的东北流亡学生一样，从东北流亡到关内，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抗日宣传工作，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唤起民众的爱国热忱。北平沦陷后，他们再次流亡到济南、南京。其中有些学生，一九三七年冬在中共东北特委和东北救亡总会的教育帮助下，到山东和冀中参加游击战争，李东野等一批同学则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投奔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学习。老家在黑龙江边的女学生白竟凡，“九一人事变”后，为了不当亡国奴，年仅十五岁就独自随着逃难的人流到了北平，投考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北平沦陷之后，她跟着学校辗转逃亡到国民党的大后方，积极参加学校抗日宣传工作。但那里是“卖国有功，抗日有罪”的世界，她终于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收容了她，留她在分会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东北救亡总会领导人高崇民把她带回西安工作。不久，又介绍她到延安，开始在女子大学，尔后进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学习。
北平、天津是我们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地下党员、学生抗日救国会主席彭友今、委员郭奇等一些平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陆续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当时还留在学校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兼纠察总队长牛克伦和他的同学刘唯宁以及国立师范大学学生宫克非、郝仁初等许多积极分子，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战斗锻炼，政治上也逐渐成熟，在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他们流亡天津后又与天津的流亡学生一起，辗转到了烟台、济南、郑州、开封等地，组织平津流亡学生会，接待、组织流亡同学，分赴各个抗日根据地。十二月初，他们也分批经过西安，到了抗大。牛克伦一到抗大第三期九队学习，当天便被选为“救亡室”（即俱乐部）主任，不到一个月，就被吸收入党，继续发挥骨干作用。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有许多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识青年，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来到抗大。这里，我只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袁世凯的亲外孙、清朝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放学回家，恰遇日军一个大官进北平城，沿途日、伪军警戒备森严，耀武扬威，把十六岁的张象耆堵在东四牌楼大街上，回不了家。张象耆年少气盛，发了几句牢骚，被一个日本兵听到了，啪、啪两记耳光就落在张象耆的腮帮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腮帮火辣辣地疼。他回到家去，蒙着被子大哭，屈辱、愤懑、恼怒使他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本兵的两记耳光打醒了这位埋头读书的“小少爷”，使他亲身尝到当“亡国奴”的奇耻大辱。从此，他在“民先队”和进步同学的教育帮助下，很快地觉醒。后来，他上了辅仁大学，参加了“民先队”，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一九四二年八月，他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化名艾地（谐音：意即热爱自己祖国的土地），逃离北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入了党，从“小少爷”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四十多年来，他经受了种种考验，一直坚持革命，从事党的教育事业，成为中央党校的哲学副教授。
继平、津沦陷之后，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中城市又相继沦亡。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流浪他乡，无家可归；即使随着国民党政府流亡大后方想为抗日尽点“匹夫之责”，也是处处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许多革命青年在到处碰壁之后，终于投奔了抗大。天津南开大学鲁子敬、邢方群、丁志刚、陈健等青年学生，随学校流亡到重庆，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就联名写信给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亲笔给这些仿惶的年轻人回了信，热情地鼓励他们继续发扬抗日救国精神，并向他们建议：毕业之后，继续升学也好，到前线去也好，只要坚持抗日，到处都可以发挥青年的作用。他们收到周恩来同志热情关怀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鲁子敬、丁志刚、陈健等同学，通过地下党的联系，介绍到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电报局的助理会计员石于、周荣国两名知识青年，写信给朱德总司令，要求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杀敌报国。朱总司令亲笔给他们回信说：“只要你们有决心，能背着行李到八路军总部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收到回信后，十分高兴，马上准备行装出发。但因当时临汾失守，交通受阻，石于和周荣国便从成都经汉口到西安，然后背着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学习。
当时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青年要寻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几经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门。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滩溪县十八岁的知识青年戴著生想投笔从戎，独自跑到国民党一支“游击队”中去当宣传员。开始时，他干得挺带劲，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过几天他发现这支所谓国民党“游击队”，不仅不打日本鬼子，还欺压群众。他一气之下，跑回了家。不久，听说新四军游击队是抗日的队伍，他就跑到新兴集找到游击队，参加了工作。一九四零年三月，抗大第四分校在涡阳县北麻冢集成立，组织上便把他送到抗大学习，把他培养成优秀的游击队干部。
抗战初期，文艺界的革命青年是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一支轻骑兵。他们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许多“战地服务团”、“救国演剧队”。仅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就组织了十几个“救亡演剧队”。他们活跃在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工作很难开展，他们中间不少人都先后到了延安：有的是整个演剧队的队员一起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也有单独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时，上海青年学生方明便积极参加难民收容所和“留日同学会救亡演剧队”的活动。上海沦陷前夕，她编入郭沫若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十一队，进行抗日宣传。后来，他带着才十一二岁的小妹妹方征辗转到了武汉，因处境艰难，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随着光未然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投奔延安，把小妹妹安置在“鲁迅小学”读书，自己进抗大第四期学习。当时，到抗大学习和工作的文化人不少。据我所知，他们中间有电影、话剧演员吕班（参加演出过电影《十字街头》）、田方、孙维世，电影摄影师徐肖冰，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还有芢荪、裴东篱、欧阳山尊、莫耶、史若虚、汪洋、张平、颜一烟以及林寒流（留日学生）、凌霞和严熹、范杏仙两对夫妻等许多文化人。他们的到来，使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大大活跃起来。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抗大政治部张际春主任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一篇《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描述当时革命青年热切响往抗大、积极投奔延安的情景。他写道：“他们，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住抗大。他们的呼声是：‘国难严重，不可终日，救国无术，均欲来抗大以为快’（湘来信）；‘我一定要来抗大学习’（奥来信）；‘不到抗大誓不休’（川来信）；‘无日不思想来抗大’（闽赣间来信）。”
事实确是如此。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一九三七年经周恩来同志介绍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同她母亲任锐同队。浙江省上虞县女学生傅涯年仅十八九岁，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携弟弟傅燊、妹妹傅英，辗转千余里来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这些母女同学、姊弟同学的感人事迹，一时传为佳话。
在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中，有一部分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有的还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党员或特工人员。他们激于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义愤，毅然脱离国民党，奔向延安，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官兵在“西安事变”之前，被蒋介石驱使向红军进攻时，耳闻目睹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行动，早已倾心；“西安事变”后，又目睹蒋介石背信弃义，先后囚禁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千方百计瓦解、吞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种种罪行，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纷纷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延安。东北军中有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军长李延禄，原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中将师长张蔚九（原吉林督军张作相之子），有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思，东北知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东北军学兵队学员陈剑飞（陈峰）、杨恬、韩复东等许多同志；西北军中有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文华（后任抗大第八分校教育长），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将军的儿子赵元杰、儿媳罗兰，一位军长的儿子李伟；此外，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弟弟傅作良等同志，也都投奔抗大学习或工作。鉴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投奔延安的官兵不少，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培养东北干部的建议，于一九三八年春至一九三九年七月，在抗大先后举办了三期东北干部训练队，培养了二百多名东北干部。这批干部为收复东北和最后解放东北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冲破重重关卡投奔延安，他们报国之心和胆略令人叹服。“七七事变”后，青年学生周湘帆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从四川跑到南京，投考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在军士队受训。开学不久，日寇向上海进犯，直逼南京，没等南京听到炮声，宪兵学校便闻风而逃，一口气从南京逃到长沙，还准备逃往四川。周湘帆心想，自己刚从四川出来抗日，未放一枪就逃回老家，怎么有脸见乡亲父老？正在愤懑徘徊之际，忽然在长沙街头看到了抗大的“招生简章”，好象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便约好同学李哲，弄了一张空白介绍信，两人穿着宪兵的黄呢子军装，大摇大摆地闯关过卡，经武汉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这样奔向了光明。国民党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于广东省立广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受聘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广州分校当中尉体育教官。一九三八年八月，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军官学校完全瘫痪。事实教育了黄烈，要抗日，唯有投奔八路军。为了北上方便，他穿上国民党军官制服，内衬印有“精诚团结”字样的军校汗背心，藤箱里装着印有蒋介石签章的军校教官“委任状”，以这些“护身符”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九月十三日到了洛川，进抗大第六大队学习。他在往西安途中的火车上，即兴写了一首抒志诗：“青年立志出乡关，革命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粹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以此表达了自己革命义无反顾的誓愿。
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比较多的一个队，有六名国民党县长，其中国民党延安县长马豫章是个地下党员，其余五个确是国民党的真县长，还有一名国民党团长。他们自愿放弃优裕的官场生活，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表现都不错，毕业后，有的回原地做统战工作，有的留在抗日根据地，那位姓张的团长，后来在抗日前线英勇地牺牲了。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当时抗大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了。
日寇的铁蹄踏破了华夏金瓯，也踏碎了海外赤子的心。抗战爆发后，许多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许多华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抗日宣传、募捐、义卖，成千上万的爱国侨胞慷慨解囊，一笔笔捐款汇回了祖国，到一九四零年五月，华侨捐款己达六亿元以上，而且还捐赠了大批医药、寒衣和各种物资。但是，许多华侨青年并不满足于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支援祖国抗战。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一批又一批的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战地服务团”、“华侨记者团”，返回祖国，直接参加战斗；有些华侨青年则结伴回国，投奔延安，进入抗大。马来亚吉隆坡华侨青年陈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告别了父母和未婚妻，与同学陈人颂一起回到祖国，投奔延安抗大。
林有声、白刃、李金发、陈耕国等华侨青年学生，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邀集了八个同学，从福建集美中学绕道香港到了广州，找到八路军通讯处，要求进抗大学习。开始时，通讯处的同志耽心他们吃不了苦，就把路途的艰险和延安的艰苦生活如实告诉他们，请他们考虑。其中三个同学犹豫了；而林有声、白刃等五个青年很坚定，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了西安，步行八九天来到延安。当时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很多，容纳不下，抗大把他们分配到第五大队，他们在延安只住了十几天，马上随第五大队行军到了甘肃省庆阳镇，参加修建校舍的劳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五大队奉命挺进敌后创办第一分校。他们又跟着行军，冒着严寒，再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直到一九三九二月抵达太行山区的长治、潞城一带，才停下脚跟开始学习。这五名华侨青年，出于抗日救国的热情，又有了经受艰苦斗争锻炼的思想准备，在这半年的行军、劳动中，磨炼得更加坚强，胜利地完成了进入抗大的第一课。此后，他们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锻炼成才，林有声曾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白刃成为作家，是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剧。
在投奔抗大的知识青年中，还有翟默然、霍丁、杨宪吾等一批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其中有一个名叫黄鼐的中国留学生很引人注目。他原名黄一寰，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儿子。他于一九三六年东渡日本留学，参加左翼学生团体，其间曾被日方逮捕拘禁，后经营救回国。一九三八年春到了延安，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到抗大学习的华侨、留学生和港澳青年，第四期有六十四人，第五期九十五人。因为华侨青年大都在抗战爆发一段时间，了解祖国情况之后才陆续回国的，由于战乱和敌人封锁，要到延安比较困难，所以，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人数比较多。一九四一年十月，抗大“华中大队”（第九分校前身）就接受了近百名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归来的华侨青年，编成了一个队。一九四二年四月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部队工作。海外赤子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歌颂的。
抗大不仅有中国的革命青年，还有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青年朋友。他们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中国革命；有的为中国革命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英雄业绩，同样应该载入抗大的光荣史册。
抗大第一期学员中就有参加我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朝鲜老同志武亭和越南老同志洪水，第四、五期国际友人更多，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二十六名，如第四期有张振光、李铁重、郑文珠等朝鲜同志；第五期有李根生、李维民和东北干部训练队的几位朝鲜同志；第六期有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友人吉田太郎。在这些国际友人中，朝鲜同志王信虎曾任新四军的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他为五分校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朝鲜同志郑律成以火一般炽热的感情谱写了《延安颂》、《延水湾》、《八路军军歌》等许多经久不衰的作品，鼓舞人们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奋勇战斗。他创作的许多节奏鲜明、威武雄壮的歌曲、乐曲，将永留人间，永留在抗大同志们的心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蒋介石、阎锡山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发动了“十二月事变”，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我抗日决死队，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包围、抓捕“民族革命大学”的进步师生。在此严重情况下，许多革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击，经过顽强的斗争，奔向延安，进入抗大。如爱国青年林影等几十个进步学生，在李伯天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化装突围，通过封锁线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三分校。山西省知识青年崔光华、姚俊、杨季农等同志在山西军政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工作，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教导团团结了一批政工人员和士兵，后来，看阎锡山旧军要对他们下毒手，他们毅然带着二十几名政工人员，突破封锁线，强渡黄河，集体投奔延安，进入抗大。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打着抗日的旗号派人到四川成都招收了一百五十二名知识青年。一九四零年二月，当他们行军到达洛川时，得知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在王家广、王仲时等青年秘密组织下，于鄜县（今富县）茶坊地区把特务控制起来，集体转向延安，投入抗大。并于二月十四日在《新中华报》上联合发表给阎锡山的公开信，披露他们投奔延安的真相。信中批判阎锡山说：“因为你们开倒车，我们青年就不得不离开你们。如果你们还要青年的话，你们只有回去赶快再进步”。义正词严，痛快淋漓地揭露了蒋介石、阎锡山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到延安，交替使用软硬两种手段，但革命青年还是源源不断奔向延安，他们就在西安至延安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七处关卡，拦截前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和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的毕业学员，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手段十分卑鄙恶劣。一九三九年六月间，陕西省国民党省党部诡称“招待赴陕北公学、抗大青年，帮助青年赴陕北求学”，派出特务在咸榆线上，绑劫了二百多名革命青年，在咸阳北门外成立所谓“干四团特训总队”，公开扣押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十一月问，“特训总队”扩大为“西北青年劳动营”，成为直属重庆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教育机关”。营本部设在咸阳，直辖第一总队，并于洛阳、兰州两地各成立一个独立大队。一九四零年，营本部和第一总队从咸阳迁到西安市西关外东北新村，绑劫的革命青年也增加到七八百人。所谓“干训队”、“劳动营”，实际上都是法西斯集中营。“学生”过着囚犯般的生活，稍有反抗，轻者关禁闭，重者打死或活埋。有一位姓朱的青年，因在闭禁室内唱“义勇军进行曲”，即被吊打致死。对于蒋介石这些暴行，我们党中央于一九四零年二月一日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的大会上发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严正地提出了“保护青年”的要求，指出：“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茶毒？”（《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2页）在党中央的抗议、全国人民的声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和劳动营内部革命青年的斗争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神经失常或光荣牺牲。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青年从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这种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他对来抗大的知识青年特别关怀，每到一百多人，都要亲自接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接见了从北平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接着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生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他指着露天会场说：这就是教室，你们看，没有桌椅板凳。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同于别的军事学校的，就是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一两千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还有一次，毛泽东同志知道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地下党员郭奇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便到旅社看望他，向他了解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北平学生运动的动态，直谈到深夜。
朱德同志对革命青年也是关怀备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机，亲自去看望抗大四大队第十队的学员。他听指导员雷钦介绍，这个队有六个国民党县长、一个国民党团长，还有华侨青年，非常高兴，就到窑洞里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问他们到延安来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他见了从马来亚口国的华侨青年李泅美时，很亲切地拍拍李的肩膀说：“你们远涉重洋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很不容易啊！我们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这种精神很可贵！”朱德同志走后，那位姓张的国民党团长对雷指导员说：“朱总司令那样大的干部，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们，见了我们连坐也没坐，站在那里就和我们谈开了，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怪不得红军过去打仗那么英勇，官长就象亲兄弟，谁不拼命干呢？”他还说：“听总司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这次到延安，算没有白来，还见到朱总司令。我毕业以后能当八路军的一员就心满意足了。”果然，这位“张团长”毕业后分配到前线，他英勇战斗，牺牲在战场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朱德同志在太行山区接见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的毕业学员时，了解到他们中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人都有，兴奋地说：“全国革命青年都汇集到抗大来了。你们代表着全国青年，代表着全国人民。”这几句话阐明了一条真理：黄河之滨集合着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代表着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崭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