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之后，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欧洲农民起义的规模虽然不如中国，但也十分频繁，对封建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起义者却很少有自己想当皇帝的，他们恨透了封建贵族，起义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取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而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心中，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皇帝、消灭皇帝，而是要取而代之，自己登上权力的峰巅。“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便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及主流思想。因此，新建的政权统治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高高在上的是所谓的“真龙天子”——皇帝，下面的官僚机构一仍其旧。所不同的是经过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扫荡，贪官污吏、恶霸地主被清除殆尽，新朝的开国皇帝较为英明，朝廷官僚较为清廉，地主剥削较为轻缓。而时间一长，污垢积累，统治会渐趋黑暗，又得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开展“清污”工作。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无所谓向前，也没有什么落后，正如黑格尔所概括的中华帝国属于“停滞的帝国”。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农民意识而言，不仅不能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固其运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获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农民军，也会有另一支取而代之，达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权统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专制集权。权力是一剂神奇的魔药，一旦服用，就会染上毒瘾、自我膨胀、异化变态，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一个曾以填饱肚皮为志向的穷汉，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心头的狂喜与留恋可想而知。而他的权力又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当然害怕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因此，他不得处心积虑地为稳固自己的权力而耗尽心血，乃至“奋斗终生”。
除开皇帝，天下要数宰相（或称丞相）权力最大，赵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权势炙手到天下侧目、“指鹿为马”的地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是对宰相地位及权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担心宰相分权，都曾对其权限做过一定的限制。
历史上曾有过三次皇权与相权的较量：
第一次是汉武帝时。皇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传统，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
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为了实行绝对的专制集权与皇帝的一元化领导，他索性借故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职位。并严令规定，谁要再提设立宰相之议，就砍掉谁的脑袋。宰相不再，其职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与赵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种玩弄政治权术的夺权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统治是经过血与火的战斗夺得的。因此，他的巩固方式也与赵匡胤大相径庭。赵匡胤集权以绵里藏针之柔为主，而朱元璋则是以威猛治国，甚至不惜在和平时期祭起杀人的屠刀。
他觉得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太过柔弱，对大臣们有什么价钱可讲的？莫说权力，就是他们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没有必要“婆婆妈妈”，索性将那些开国员勋一个个处死，就会免去很多烦恼，也没有半点后顾之忧了。
他最先开刀的，就是那个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韩林儿的大将廖永忠。杀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个最大的忌讳与隐秘，而作为武将的廖永忠却不懂半点谋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请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给他安上一个偷用龙凤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杀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杀戒一开，元勋们可就接二连三地大倒其霉了。也许是觉得杀一个两个并不过瘾，朱元璋干脆大兴党狱，进行集体大屠杀，最著名的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强干，在某些方面远胜朱元璋。而部下超过自己，是专制社会的一大忌讳。部下比自己强，其个人统治、声誉、威望都受到严厉挑战，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隐忍，终于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权枉法之罪将胡唯庸杀掉，并屠灭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气壮”地为皇权与相权之争画上了句号，废除了具有1500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
此后，只要谁稍不顺眼，朱元璋就将他罗列进胡唯庸案之中，说成是同党分子，然后毫不留情地处死。一大批朝廷官员、贵族地主被处死，发展到后来，就连七十多岁的开国元老李善长（正是他激发了朱元璋心中潜藏着的帝王欲望，这才有了一个明确而远大的目标志向）也不放过。
胡唯庸一案，牵涉其中被处死的多达两万余人。所杀多为文臣，因为当时全国并未完全统一，他还需要武将为他效命沙场，也就暂时对他们网开一面。随着统一大业的日趋完成，朱元璋屠杀武将的计划也就列入了他的日程安排。
第二次大规模地屠杀活动是在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有人告发大将蓝玉谋反。
蓝玉战功卓著，可朱元璋并不念及他的功劳，接到谋反密报，立即将其处死、灭族。又采取株连蔓引的方式，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将牵涉此案的功臣及其家族一万五千多人杀害。
即使在胡蓝两案中侥幸“漏网”的有功之臣，朱元璋也要寻找机会与借口一一处死。
享有“明朝开国功臣第一”之誉的徐达背上突然生了一个痈，正当病情见好时，突然接到朱元璋的“皇上赐膳”。徐达打开一看，却是一只蒸鹅。医生曾再三吩咐过，此病禁吃蒸鹅。既为皇上所赐，徐达不得不含泪吃下。后果不言自明，不几天，他就病重而亡。
朱元璋还毒死了开国元勋刘基，绞死曾为宰相之一的汪广洋，将平定广东的朱亮祖父子、儿时小伙伴江夏侯周德兴一一处死……
只要心怀疑忌，稍有不满，朱元璋唯一的处治方式就是杀。他几乎杀红了眼，就连自己的亲侄李文忠也不放过。
朱元璋利用几次党狱，前后一共诛杀大臣四万五千多人，将骁勇之将、有功之臣几乎杀了个一干二净。
一次，心地较为仁慈的皇太子朱标委婉地劝谏朱元璋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将一条荆棘放在地下，要皇太子拿在手中。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上面的刺刺手不敢拿是不是？我把这些刺都给削掉了交给你岂不更好？”
直到临死前夕，朱元璋还在处心积虑地为巩固子孙后代的“江山”而“削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屠杀中，好不容易还剩下傅友德、冯胜等几个“硕果仅存”的元勋宿将，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他们不服调度，又将这些“漏网之鱼”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朱元璋集权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不再担心有人谋反篡权。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此后的皇权之争变成了内部相残。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从北京挥师南下夺权，朝中却找不出一个可以抵御、抗击燕王的军事将领。朱元璋自食其果，经他传下的皇权不知不觉地于朱氏家族内部变了颜色。倘若地下有知，他将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