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林徽因做了一侧肾切除手术。手术前，许多人来看望她，金岳霖、张奚若，沈从文、莫宗江、陈明达……他们之间的了解到了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彼此都能心领神会。他们宽慰着徽因，嘱咐着徽因，但又都揪着心：徽因的体质那么弱，她能承受这样的大手术吗?
徽因却显得十分坦然，她像平日一样和朋友们开着玩笑，关切地问询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她用轻松的口吻向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诀别：“……再见，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
徽因的手术成功了。只是她的体质实在太差，术后伤口长时间不能愈合，让医生伤透了脑筋。
时间进入了１９４８年，北京的早春寒冷而凋零。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学生把标语贴到了校门口的墙上：“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向炮口要饭吃!”“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声从校园到社会，越来越强烈。
思成惦记着建筑系的工作，关心着动荡不安的时局，更操心着徽因的身体。
刚刚动过手术的徽因缺乏治疗的药品和补养的食品，思成常常开着车跑出北京城，到百里之外的郊县去采购。运气好的时候，花高价能买到一只鸡，运气不好时，只得空手而归。不得已，思成向费正清和费慰梅求援，请他们从美国寄些链霉素来。同时希望他们能寄一盒５００张的打字纸，因为在北京买一张打字纸要一万法币，一盒打字纸需花去半月的薪水。
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对思想的刻意操纵足可以让人长时间地沉思和沉默。我们离你们国家所享有的那种自由主义还远得很，而对那些有幸尚能温饱的人来说，我们的经济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今天还腰缠万贯，明天就会一贫如洗。当生活整个乱了套的时候，我在病榻上的日子更毫无意义……
徽因住院期间，思成每天从清华到医院跑得十分辛苦。手术后的低烧消退后，徽因就要求出院，回到了清华园自己的家中。
清华住宅区的房间高大宽敞，但是却没有暖气。徽因体弱怕冷。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关系到徽因的健康和术后恢复。思成在家里生了三个约有半人高的大炉子，这些炉子很难伺候，收拾不好就容易熄火。添煤、清除煤渣，事情烦琐细致，思成怕佣人照顾不好误了事，所以他总是亲力亲为。他遵医嘱每天为徽因配营养餐，为徽因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给徽因读英文报刊。每次去系里之前，他总是在徽因身边和背后放上各种大大小小松软的靠垫，让徽因在床上躺得更舒服些。
１９４８年春节过去了。徽因的身体缓慢地恢复着，一天天有了起色。她能在房间里活动了，开始整理抗战时期一些诗作。老金支持鼓励她把这些诗作送出去发表，老金太了解徽因了，他对别的朋友谈及徽因时说：“她倒用不着被取悦，但必须老是忙着。”
林徽因这些诗发表在１９４８年杨振声主编的《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